王莽成敗之我見論文

自從有了《漢書·王莽傳》甚至更早，人們心中就已經給王莽下定了評語：沽名釣譽、大奸似忠、外示恭儉、內懷貪毒、覬覦皇位、竊權篡國，一個虛偽歹毒的野心家、陰謀家。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正代表了這種觀點。

魯迅先生曾表達過一個觀點——一個朝代越短，史書上它往往越黑暗。因為它還來不及為自己寫歷史，只能等到下一王朝——往往是它的敵人（如秦與漢）——來為其修史，“黑暗”自是難免。因此，對於《漢書·王莽傳》——這篇推翻王莽而建立的東漢朝的著作，尤其不能盡信。王莽之成敗，由當時社會狀況和客觀規律決定是無疑的，但他個人的思想性格，也是絕對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個人的性格又決非與生俱來，而是在後天由其獨特的生活環境與成長經歷造就的。據《漢書·王莽傳》等史料對其生平的記載（價值無涉，只看事件），筆者有理由相信：王莽是一個極端虔誠甚至於頑固的儒教（讖緯橫行的西漢儒學，稱教似也合適）信徒，他的成敗，是他所信仰的儒學思想體系不能單獨成為國家統治思想的充分體現。

王莽生於漢元帝初元四年，降生於西漢最煊赫的家族——王氏家族。他的姑母已被立為皇后，伯父王鳳權傾朝野。河平二年莽的五位叔伯同日封侯。但這對王莽並沒有什麼好處。莽父兄早逝，未及封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眾人皆貴，莽獨無爵。可以想像他在這樣一個家庭度過了怎樣的童年。也許一次次的教訓讓他懂得了何謂尊卑，讓他學會謙卑循禮，也讓他知道了位居人下的感受，這一點也許可以解釋他善於籠絡人心的原因 。因為他沒有任何引以驕奢的資本，他只能學會生活儉樸，勤奮好學。他曾跟從陳參學習《禮經》。儒家的孝悌恭謙禮讓仁愛非常適合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且西漢儒學得到空前的推崇，鴻儒學者受到社會的充分尊重，甚至會被王侯徵召為官，學問上的造詣也許可以與叔伯兄弟的高官顯爵建立一絲平衡，使莽在家族中保持一個有尊嚴的地位。這兩點也許是王莽勤身博學而聞名遠近的內在原因。總之，入仕前的環境和經歷，已使儒家的價值體系、倫理道德以及行為準則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為其終身不渝的信仰。

儒家是要積極入仕的，是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一切力量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同時，儒家又是及力宣揚恭謙禮讓的，或者説是壓制內心慾望的表達的。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王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從而形成了他看似虛偽實則虔誠的獨特性格。正是這一獨特的性格決定了是王莽而不是張三代漢稱帝，也決定了稱帝之後他會採取一系列火上澆油的政策來自取滅亡。

經過幾百年的.獨尊儒術，儒家的道德倫理已成為全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王莽的種種行為由於符合這一標準，而贏得崇高的聲望——在世周公。民心所向成為他登上皇位的重要條件。

王莽盡心侍奉病重的王鳳，“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漢書·王莽傳》，下同），使鳳深為感動，“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王莽由此開始平步青雲。這件事同時體現了儒家的孝道和積極入仕的思想，完全出其本心，沒有任何虛偽卑劣之處。

大多數時候，積極入仕與仁愛謙讓是相互促進的，但衝突之時亦不鮮見。這時，前者會在莽的思想中佔據主流，為此他不惜犧牲很多。比如他會打擊政敵，（大多罪狀屬實，如淳于長貪贓枉法，外戚丁氏、傅氏恃權欺壓百姓），甚至不惜殺死自己的兒子，以掃清實現政治理想的障礙。

王莽不斷將自己的封賞用來救濟貧民，籠絡士人“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他幾乎給了全國上下各階層實惠。從這個意義上説，王莽可稱為“中國的僭主”。他稱帝前的所作所為，無論動機如何，客觀效果是誰都不能抹煞的。在西漢末年的一片黑暗中，朝廷中居然出了一位“在世周公”，掙扎於水火之中的蒼生百姓安能不寄希望於他？王莽代漢而立，是民心所向，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只是通過一場宮廷政變篡權。事實上，王莽哪點比不上哀帝、平帝，除了他不姓劉？

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既是眾望所歸，為何稱帝才十幾年便會“人心思漢”，烽煙四起呢？這隻能是由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成的。而這一系列措施，又無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恢復上古大同之世。信徒王莽既掌權，便不遺餘力、不惜代價地為之奮鬥，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看似可笑的政策法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實行“井田聖制”，理由只是“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掀起瘋狂的改名運動，官名郡名改得不亦樂乎，只是為了“如典誥之文”；四改幣制，原因十分荒唐，（如廢刀錢而以大小錢並行的原因是“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結果卻非常嚴重，“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更有甚者，為湊齊“四海”，設西海郡，硬是製造了“一千萬數”的罪犯遷往那裏。倒行逆施只能導致民怨沸騰，羣起反抗。

西漢經學極重讖緯，相信天人合一，王莽深信不移，也深受其害。他給一批工於鑽營的小人封王封侯，只因他們能捧出一個金匱或口稱夢見一口井等等；不論賢愚，大封先聖王之後。他的政策本就很不高明，在用這樣一批人去貫徹執行，後果可想而知。

儒家極言“華夷之辨”，“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這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莽據此令“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於’”。內部已是千瘡百孔，又在邊疆挑起爭端。由是內外交困，加速滅亡。

王莽的一系列改革猶如為一個垂危的病人用上一記錯藥，頃刻間新病舊病一起發作，西漢積聚下來的危機也讓王莽當了替罪羊。短命的“新”朝頃刻土崩瓦解。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更始軍攻入長安，大火燒進了宮中，這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其中毒之深，可見一斑。

王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將儒家理論充分運用於政治的儒生，其失敗實際反映了儒學獨立作為統治思想的蒼白無力。實際王莽始終是一個悲劇，他以儒修身，百般節制言行思想，深受其累；以此齊家，而弒伯殺子；以此治國平天下，只能讓國累而天下反。王莽為儒學是否足以治理國家的論爭畫上了一個徹底的句號。東漢經學不在強調經世致用，而轉向訓詁考釋，魏晉更以清談相尚，不知是否與此有點關係？

參考書目：

《後漢書·王莽傳》，中華書局。

《宏基初奠秦漢改革及其因果成敗》甘黎明、劉新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冠的角逐中外歷史上著名的政變紀實》張秀極張惠誠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中國曆代權奸》羊春秋主編，章繼光等編著，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

《王莽評傳——復古改革家》周桂鈿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