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論文

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商鞅變法是該政策的首倡者，秦統一後將“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定為基本國策，刻在琅琊台上，從此，“重農抑商”為歷代王朝所繼承並發展。

中國古代堅持重農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決定的。農業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下主要的生產部門，也是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重視和發展農業，既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保證社會安定，又可為封建王朝提供穩定的土地税等財政收入。所以，封建統治者為維護統治秩序，歷來重視農業，認為“農，天下之本也”。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傳統思想文化中“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孔子曰：“義者，宜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矣。”作為封建王朝統治思想的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為推行重農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礎。在中國古代，農為國家之大利，為國家之最適宜者，故亦為國家之大義，重農即國家“重義”也。商為私人之利，為國家之大害，抑商乃國家“輕利”也。

重農抑商之“重農”一般採取以下措施：第一，統治者反覆強調農為本，商為末，獎勵耕作。商鞅最早把農業定為“本業”，其他行業為“末業”，宣揚“事本”而“禁末”。秦始皇實行“上農除末”國策，朱元璋也認為“農桑衣食之本”，應“崇本而祛末”。第二，輕徭薄賦。第三，採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併，保護小農經濟，穩定農業生產。第四，加強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

從思想觀念、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來“抑商”。在思想觀念上“貶商”，將商業定為“末業”，春秋四民為“士農工商”，商為末，已有“貶商”之意。

在經濟上“困商”，打擊商人的經濟勢力。第一，實行官府專賣、專營制度，限制商人經營範圍。如齊國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澤”，“使商人無得糶，農無得糴”（即禁止商人經營糧食買賣）。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此後歷代王朝官府經營範圍不斷擴大。為了維護官府專賣，歷代王朝還設有嚴刑峻法打擊私商，如唐朝“私鹽一石至死”。第二，重徵商税。

商鞅變法“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漢高祖“重租税以困辱之”，漢武帝實行“算緡”、“告緡”用徵重税和鼓勵告發漏税逃税的方式對富商大賈進行打擊。漢代徵收人頭税時規定“賈人倍算”，自漢代以後，歷代王朝莫不沿用漢制。第三，嚴禁商人購置土地，剝奪商人及其家屬對土地的佔有權。漢武帝時規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以此，減輕商人對農業生產穩定性的破壞。第四，不斷改變幣值，使商人積累的大量貨幣貶值。漢武帝時“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並之徒”，僅漢代改幣值就六次，為後代所效法，直到清末朝廷進行了數十次之多。第五，實行“海禁”政策，嚴格限制海外貿易。在明清時期最為明顯。

在政治與社會生活方面“辱商”，貶低商人社會地位，侮辱其人格。第一，視經商為犯罪，實行法律上的人身制裁。秦始皇曾“發賈人以謫遣戍”，漢武帝也“發七科謫”（遣七種罪犯戍邊），之中就有“賈人”一科。第二，禁止商賈及後人做官，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漢初，“賈人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漢武帝時，“賈人贅婿及吏坐髒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第三，從社會生活領域對商人進行限制，甚至侮辱，如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含義應正確認識：第一，“抑商”不是抑制商業發展，而是抑制“私營工商業”；對官商不僅不抑制，還大力保護和發展，並作為抑制私商的手段。關於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古代早已認識到了。商鞅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致民。”同時，“抑私商”也非抑制所有私商的.正常商業活動，而是主要打擊富商大賈，抑制社會奢侈品生產。富商大賈對朝廷產生了巨大威脅：“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流放之民，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商鞅説：“末事不禁，則投巧之人利，而遊食者眾。”這裏的“末事”當指那些奢侈品生產。因為商鞅明確指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既然把“禁末”列為富國強兵的條件之一，那麼他所指的“末事”就不能是正常的商業和手工業活動，而只能是奢侈品生產。

第二，儘管商鞅是重農抑商的首倡者，但是他主要是在經濟上抑商，真正提出從政治上抑商的是韓非。他在《五蠹》中稱“工商之民”是無益於耕戰而有害於社會的“五蠹”之一，並明確提出要“使工商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務而外末作”，使其“名卑”即降低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這一理論提出後被嬴政讚許，並將其付諸實踐，明令將“賈人”與“治獄吏不直者，諸嘗捕之人，贅婿”等身份低賤者列為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