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職業道德評價的常與變論文

摘要:本文以教師職業道德中的師生倫理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的中心內容“師道尊嚴”進行分析，以“常”與“變”為角度，論證了作為教師，最重要的是以“為師之道”完善自己，努力去獲得“為師至尊”。

關鍵詞:高校教師；職業道德；師生倫理；“常”與“變”

回顧2015年發生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大事件，“人大教授孫家洲發公開信斷絕與其碩士生的師生關係”應是其中最具話題性的事件之一，教授決意與學生斷絕來往，師生倫理再度引發思考。教師職業道德當中的師生倫理是處於中心位置的，因為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二者間的關係應當包括教育與被教育的關係，主導與主體的關係以及垂範與效法的關係。同時，由於年齡的差距使教師與學生在認知、思想、閲歷、經驗等諸方面存在差異與矛盾，在信息社會中，學生不再是單向度的接受知識，尤其在面對不少新生事物時教師也需要向學生學習，正所謂教學相長，因此，在師生倫理關係中就有必要強調平等。也許，這裏的平等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教師做為教育者，很難主觀上將學生視作與自己地位平等的主體。師生關係融洽和諧的一個重要前提應當是雙方平等相待，以誠相見。而教師尤其應當發揮其主動性，努力踐行師生的平等關係。

一、師道尊嚴之常

我們傳統的教育倫理內涵豐富，包括：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師道尊嚴；為人師表，率先垂範；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循序漸進等。其中，“師道尊嚴”的內涵最為豐富，它出自《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這是説大凡為學的道理，讓老師有威嚴是很不容易的，只要老師有威嚴了，那麼學説和道理才會莊嚴。道理莊嚴了，人們才懂得尊重學業。“為師者道既尊且嚴”。人們只要提起“師道尊嚴”，很多人的腦中便出現一副專門板臉對付學生的冷冰冰的不容置喙的面孔。實際上，它原本是對教師自身道德的嚴格要求。“只有在敬德修業方面，乃至於一舉手，一投足，都能符合為人師表的標準了，堪為晚輩後生師法效從了，一個人才算是符合了‘為師之道’，也才算憑靠着後天的修養，獲得了‘為師之尊’”。[1]每個人在整個求學過程中會遇到很多老師，其中一些以“為師之道”獲得了“為師之尊”的師者最終實際上構成了我們未來個人生活場景與價值觀念的主幹。由此可見，師道尊嚴對於學生的重要價值以及深遠影響。而真正踐行了“師道尊嚴”的老師也格外值得敬重。

二、師生倫理之變

也許，有人會針對傳統的“師道尊嚴”日漸式微這一不爭的事實，認為現代社會的師生關係的本質就是契約關係，這就意味着解除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那麼就有必要追問什麼是契約關係？以及其中所體現的契約精神的具體內涵又是什麼？師生倫理在當下時代應具有哪些基本內涵？“過去幾十年來，隨着社會的發展和變遷，在師生倫理上，正在形成一套新的價值系統。這一套新的價值系統不一定是不如過去的，它是特定時空中的產物，反映了我們的生活和制度，任何企圖用舊傳統來規範新時代的努力都是徒勞的”。[2]正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樣，一個時代也應當有一個時代的師生倫理關係。不是恢復舊有的，而是從舊有的當中生髮出新質，讓它既能面向新的時代，適應新的要求，又能與過去對話。這其中尤其應當注意出現的新變化，具體而言，師生關係中，應當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判斷，不盲從輕信權威，敢於質疑，畢竟在信息化時代中教師對知識的壟斷已然成為歷史，而對於在現代民主意識薰染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而言，批判精神與自我意識的較大發展，使他們對權威的無條件服從與信仰幾無可能。從教師方面來説，應當提倡更加寬容的胸襟，時常提醒自己“與我意見不同的並不一定是錯的”。

三、如何面對常與變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一般而言，師生之間兩代人的“代溝”是客觀存在的，由此導致雙方對同一問題的看法不同也並不足為怪。如事件中的人大孫教授是1950年代人，特定歷史時期的生長經歷必然使他的思想道德及價值觀帶有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無法容忍學生晚輩對該領域學術權威的質疑與嘲諷，碩士生郝某是“90後”，年輕人的鋭氣與勇敢使他“無端嘲諷”幾位名教授，還用了“垃圾”一詞，這讓他在導師眼裏成為名副其實的“狂徒”，進而怒不可遏。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先生有一個觀點：怒是教師的大忌。憤怒的情緒會使教師發生行為偏離，因而造成某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教師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情緒可能帶來更大危害。發公開信斷絕師生關係。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是非常嚴厲的，郝某一下子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大概從未想過在微信朋友圈中逞一時口舌之快，卻給自己帶來如此厄運，據説他本人意識到未來在京讀博的計劃已經十分渺茫。教授如此做自然是要以正視聽，讓郝某深刻反省，但如若仔細考量，未必就沒有利己之義，將私議變為公論，話語權並不對等，恐怕也是擔心學生的“狂妄之論”累及自己，所以堅定的撇清關係。那麼，就有一個問題，教師的主要職責究竟是什麼？韓愈在《師説》中以“傳道、受業、解惑”六個字扼要概括了教師的作用，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傳授知識是其中的核心重要內容，教師可以被定位為知識的傳授者，隨着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獲得知識的途徑日益多元化，由之而來的是教師的主要職責發生了變化，“教師的職責現在已經越來越少地傳遞知識，而越來越多地激勵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職能以外，他將越來越成為一位顧問，一位交換意見的參加者，一位幫助發現矛盾論點而不是拿出現成真理的人。他必須集中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創造性的活動：互相影響、討論、激勵、瞭解、鼓舞”。[3]我們所面對的學生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被動的接受者，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幫助”與“互相”，這兩個詞更加強調教育過程中的兩方教師與學生的平等關係，這也符合某些人所説的現代社會的“契約關係”，其前提應當是尊重與平等。不以身份之威強加於對方。在此前提下，允許受教育者有更多自發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見解。這當中難免存在偏頗甚至不符合實際的看法，理應得到修正，這樣又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修正？這個問題又與修正的目的密切相關。教育的主旨是教育人、改造人。做為教育者，我們所面對的學生（即使是研究生）也是會出現某些過失的，如何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過失並且及時進行修正呢？溝通自然是非常必要的。那麼，反觀事件中的孫教授必定是想通過某種方式讓學生郝某認識到自己的“狂妄無知”，修正之前的不當言論，原本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通過何種方式才是適宜的？適宜意味着這種方式既可以使教師達到教育的目的，又使學生意識到自己的過失，然後及時修正。此事最終之所以成為事件，主要在於孫教授處理的方式，將斷絕師生關係的決定形成文字發在個人博客中，後來被數次轉發後，成為公共話題。有人拍手稱快，認為是在當下師道尊嚴日漸式微的時代，力挽狂瀾之舉，但若站在學生郝某的立場上，此舉無疑將他推向人人撻伐之地，在輿論的狂風巨浪中幾近顛覆，這樣的教育方式的確過於嚴厲了。或許，孫教授可以有斷絕師生關係的權力與自由，但這完全可以私下協商解決，一旦成為公眾事件後，郝某這個進入學術殿堂不久的年輕人被陷入窘境，前途也十分渺茫。這大概也是老師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然而事已至此。當然，在教育過程中沒人能永遠做到在任何情境下的心平氣和，但做為教師理應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情緒，儘量保護學生，寬容他們的過錯，否則，一時之怒，結果卻是難以設想的。我們不禁要問：師道尊嚴果真就這樣樹立起來了嗎？難道這不是以扼殺一個年輕人異見的方式進行的嗎？學生固然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巨大代價，那麼教師是不是也該反思自己的行為方式是否符合師生倫理呢？如果我們承認存在教師職業道德的理想境界，那麼就應當以“為師之道”完善自己，努力去獲得“為師至尊”。這才是真正的“師道尊嚴”。

參考文獻:

[1]劉東.我們的學術生態—被污染與被損害的[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254.

[2]周質平.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328.

[3]王玬.教育的意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