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時間觀念及其溯源論文

摘要：《論語》是記錄孔子思想的最忠實的文本，大部分篇幅都比較易讀。而兩千多年來，在人們對它豐富的思想觀念內涵體系做過的大量解讀中，依天命、天時為人倫的時間觀念經常被人忽略;而《論語》得出這一觀念的思路則來源於充斥了整個遙遠的古代社會，絕地天通的巫祝卜史們所掌握的關於天、地、人的象徵知識。理解，梳理《論語》一書中體現的時間觀念及其形成的思想源頭有助於我們把握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內核。

關鍵詞：論語;孔子;時間觀念;象徵

《論語》是記錄孔子思想的最忠實的文本，大部分篇幅都比較易讀。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它的解讀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其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不是因為它字面表層的意思，而是因為它文字背後深刻的內涵，所以對它的文字做細緻的解讀也就顯得很有必要，關於這一點，古往今來的學者也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許到了今天，在當下的價值觀念背景下，《論語》中體現的思想已經不大容易被人準確把握、理解和接受，對於一部濃縮了孔子及其之前儒家學派思想的典籍來説，有助於準確把握它的思想內涵的闡釋仍然十分必要。本文將對《論語》一書中體現的孔子及其儒家學派的時間觀念以及這一觀念產生的源頭問題進行着重討論。

一

《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1]。

《論語》無論成書情形如何，將“學而時習”章放在全書之首，的確具有深義。古往今來的學者們對其中的“學”“習”二字進行了各種各樣的闡釋，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時”字。而有人對它加以注意的時候，一般都比較強調它的重複、不間斷之意。所謂“時習”，朱熹引《説文》注為：“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説，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2]如此理解，則“時習”是一種不間斷的切實之行，一種動態延展的無有間歇。其實在這裏“時”字還另有深意。

《十三經注疏·論語註疏》記“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説懌。”[3]。“王”指王肅，三國曹魏政治家、學者。在此王肅只對“時”字進行了註釋，為什麼“時”字要注意?為什麼説“學而時習之”，而不説“學而習之”?“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看來誦習並不是只需要反反覆覆就行，還要“以時”，就是説要在合理的時間進行誦習，什麼時候做什麼應該要有安排和要求，不能隨意散漫地安排作息時間。而錢穆先生在其著作《論語新解》中是這樣解釋“時習”的。“時習：此有三説。一指年歲言：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十三歲教歌詩舞蹈，此指年為時。二指季節言：古人春夏學詩樂絃歌，秋冬學書理射獵，此指季節為時。三指晨夕言：温習、進修、遊散、休息，依時為之。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覆。人之為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覆不已，老而無倦。”[4]其實無論“時習”在這裏指的是“年歲為時”、“季節為時”還是“晨夕為時”，都強調學和習的時間安排規律，即“依時為之”，把這些大大小小的時間安排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時間系統，對於一個人來説，一生的學習時刻表都在這裏了，照着它來安排自己的一生就可以了。《論語·為政》記孔子説：“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錢穆先生將此章與“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結合起來，將“學而時習之悦”、“有朋遠來之樂”與“人不知而不愠”視為層次逐漸遞進的三個為學境界：“學而時習，乃初學事，孔子十五志學以後當之。有朋遠來，則中年成學以後事，孔子三十而立後當之。苟非學邃行尊，達於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天命後當之。最後一境，本非學者所望。學求深造日進，至於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聖人深造之已極，自知彌深，自信乃篤，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淺學者所當驟企也。”[4]可見“依時為之”對於人生修為的重要性，以及這一時間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我們還可以從《論語》一書中其他很多提及時間問題的地方，發現它對時間問題的重視和對時間的一些基本看法。

《論語·述而》記孔子説：“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為什麼一定要在五十歲的時候才能學習《易》，而不是在其他時候?《論語·泰伯》記孔子説：“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1]為什麼強調一定是三年?《論語·子罕》記孔子説：“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1]感歎時光易逝，人生苦短，“身不用，道不行，歲月如流，遲暮傷勢”[4]。

又説“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1]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才應該是人德立名彰之時，不可操之過急，也不要等到悔之晚矣。《論語·鄉黨》記孔子説：“不時，不食。”[1]什麼時候進食也是有安排的，“不時：物非其時者不食。或説：食有常時。古人大夫以下，食為朝夕二時”[4]。又説“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1]孔子在這裏所指的意思估計不會只是考慮肉的保鮮問題。《論語·先進》記“(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1]。古人春夏學詩樂絃歌，是暮春之時，才適合迎風放歌於沂水，興之所致也。《論語·陽貨》記孔子説：“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1]四十歲了還遭別人討厭，那這個人一輩子也就無望了。為何四十歲如此關鍵，而不是三十、五十?《論語》中這樣涉及時間的內容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二

關於《論語》中體現的時間觀念的源頭問題，從相關資料記載中我們不難發現孔子的思想與《易傳》的若干聯繫。

《論語·述而》記孔子説：“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史記·孔子世家》也説：“孔子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5]《周易》中有大量關於“時”這一哲學範疇的討論，孔子與《易傳》思想的密切聯繫也就當然把他和《周易》聯繫在了一起。而《周易》揭示，“時”是天道的展現和實現形式。在宇宙生化論意義上，“時”以一個一個的“時下”、“當下”而存在，同時又“時”“時”相續，展開為一條囊括終始、統攝八極的永恆宏偉的大流。生活在這樣的一條時間的“大流”當中的人當然就要隨這條“大流”，不然就是有違天命。而天道、天命在古時人們心目中具有不證自明的終極地位。

我們知道《周易》是一本主要關於卜筮的書。而孔子自己説過他和古代從事卜筮工作的巫覡之間有着很深的關係。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中有一篇《要》，其中引用孔子的話説，“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也”。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談到“儒”的源頭時也説“從思想發展上看，我比較傾向於‘儒’之起源，源於殷周時代參與禮儀操持的巫祝史宗一類文化人。”[6]日本漢學家加藤常賢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繼承的是巫祝卜史中程度較高的合理主義傳統的“君子儒”，而非程度較低的、始終以祈禳卜筮為業的“小人儒”。

而在孔子看來“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區別則在於“佔”或不“佔”，以及是否有“恆德”。在《論語·子路》中曾經説到巫醫有“恆德”，孔子説他自己有恆德，只是“不佔而已矣”[1]。

雖説自己“不佔”，不進行相關的實際操作和實踐，但不能排除他受到這一知識系統的影響而形成自己的知識系統。

我們知道巫祝卜史的方法基礎是相信在天、地、人之間，有一種神祕的聯繫，他們從可以感知的表象出發，產生相當廣泛的聯想，以隱喻的`方式進行聯繫，在經驗的基礎上把這種聯繫歸納概括起來，形成一套完整的象徵系統。宇宙是一個整體，各個相關部分相互感應，而感應是有徵兆的，而巫祝卜史掌握了這樣一套象徵知識，就可以在天、地、人之間的交互作用中成為關鍵性的力量，通過已經掌握的象徵知識，對人的行為作出要求。其實，不管後來的思想世界分化為了多少宗派，中國思想在源頭上必然是同宗的，都與作為整體知識背景的陰陽五行，天人時空的對應關係有關。古人把對宇宙天地的揣摩和理解作為他們的自然與社會知識的基礎和依據，雖然這樣的基礎和依據在以後的自然科學的追問下是站不住腳的，但不能否認它在古人的心目中的終極地位和在他們的知識構成過程中所起的基礎作用。所以，在這裏我們同樣可以找到孔子及其儒家學派時間觀念的源頭。既然天地有時，萬物有序，在當時生產力比較低下的社會條件下，人還只是萬物中比較弱的一部分，那麼人生活在天地萬物之間，作為萬物的一部分也必須符合它們的時間安排規律，才能算是天地神人以合。如果不這樣，那天地神人這一系統就會亂套，最後受到影響的則是人自己。要達到天地神人合的狀態的前提是人必須知道這樣的時刻表，天、地、神在某一時間裏是什麼狀態，人就相對應地要有一種模糊的相關狀態。而人怎麼知道天、地、神的時刻表又怎麼在生活中去履行這樣的安排的呢?靠象徵，像巫祝卜史一樣地靠象徵的方式將人與天、地、神對應，從而得出自己的時刻表。而《論語》一書中體現出地這個時刻表有關於一天的，有關於一季的、一年的，乃至一生的，都安排在這裏了。人只有按照這樣的時刻表去安排個人生活甚至社會生活，才算是順應了天命，才會安然生活在天地之間，安居樂業，千秋百代。

所以，總的説來，《論語》一書中體現的時間觀念就是要依天命為人倫，而得出這一觀念的思路則來源於充斥了整個遙遠的古代社會，絕地天通的巫祝卜史們所掌握的關於天、地、人的象徵知識，這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把握《論語》一書的總體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