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周作人書話的體式特徵研究論文

周作人於1928年11月發表了著名的《閉户讀書論》一文。在這個階段他所結集出版的《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等中多是他對中國古書的談論。可以説於古書中討生活，是周作人那幾年生活的常態。在古書的閲讀中，他宣稱自己是“愛智者”，“對於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於是把自己的閲讀所感行之成文，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書話寫作體式，進入了創作成熟期。周作人書話創作的第三個時期為抗日戰爭時期。這個階段他的讀書更多地集中於古書，而其寫出的談書文章和以上兩個階段有些不同：文章的篇幅一般較為短小，大體上約為400字左右，有的還不到200字，用語多為文言，具有明顯的古代題跋的色彩。

書話內容的自由與博學

孫鬱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寫到：“周作人讀書，是以純粹的靜觀的姿態出現的。讀他的文章，可以想象出他在幽寂的書屋裏悠然恬淡地品書論道的情景。這一點不像魯迅，他缺少魯迅的衝動與入世，倒格外像一個職業的學者，除了書道之外，不旁騖外界。”在閒適、悠然表層下面周作人的篇篇書話中體現出的是他獨立、自由的精神，是他對自然的博學和熱愛，是他不滅的以歷史鏡鑑現實的沉重。對於人性的重視，尤其是對人的獨立、自由精神的提倡，是周作人書話中非常重要的、堪稱主導的思想。這首先從他對孔子的態度可以看出。孔子是聖人還是常人？周作人從個體文本閲讀的感受出發，真實地談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把《論語》白文重讀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無奇四字。這四個字好像是一個盾，有他的兩面，一面凸的是切實，一面凹的是空虛。我覺得在《論語》裏孔子壓根兒只是個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雖然後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師，我總以為他不是耶穌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亞。《論語》二十篇所説的多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不談鬼神，不談靈魂，不言性與天道，所以是切實。但是這裏有好思想也是屬於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後人的取法，卻不能定作天經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麼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天下，假如從這邊去看，那麼正是空虛了。

孔子這位儒家的聖人在周作人的眼裏不過是一個哲人。所以他説：“我自己説是儒家，不過不是儒教徒，我又覺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遠在許多徒孫之上。”一個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現代知識分子在孔子那裏覓到了為人行事的方式，並且把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引為同道，以朋友相稱，可以想見周作人不為傳統所壓、不為封建正統所制的獨立、自由的精神，而這正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提倡、宣傳的。在對獨立、自由精神的追求中，周作人對歷史人物進行鍼砭，他所欣賞傾心的是那些“通達物理人情”“愛真理”的人物，如顏之推、傅青山等。而王充、李贄、俞正燮三人他更為看重，他認為“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最顯著的表現在《論衡》上，其實別的兩人也是一樣，李卓吾在《焚書》與《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類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們未嘗不知道多説真話的危險，只因通達物理人情，對於世間許多事情的錯誤不實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説，結果是不討好，卻也不在乎，這種愛真理的態度是最可寶貴，學術思想的前進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國歷史上不大多見耳。我嘗稱他們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雖然很是遼遠微弱，在後人卻是貴重的引路的標識。”周作人推崇自由、獨立、愛真理，對於文章他傾向的是那些能表現出人的真性情的文字，所以他對書信有着特殊的偏好。在《拜還堂尺牘》中，他説之所以購買這本陶崇道的書信集，是因為尺牘“比別的文章當較客觀”。“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説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練，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因此“，一個人的尺牘常比‘書’要寫得好，因為這是隨意書寫，不加造作，也沒有疇範，一切都是自然流露。”[10]141同樣，周作人愛讀那些能夠表現出作者自己“見識與趣味”的書，即使這些書所談的“沒有什麼很特異之處，只是找到一個平常的題目，似乎很隨便的談幾句，所説的話也大抵淺xx易”，但是隻要是新鮮真實的，是作者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這裏便有一種價值”。

在強調個體自由、獨立的同時，周作人並不忽視自然。在現代知識分子中，他對自然科學、自然生物和生態的關注是很引人注目的。如在談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時，他認為此書為他指示了民俗學中的豐富的趣味；在《豬鹿狸》一文中他詳細地介紹了講動物生活的小冊子；在《蘭學事始》中談了荷蘭醫學在日本的譯介；行文優美的《一歲貨聲》摘錄了北京市面上叫賣的詞句和聲音等。在《五雜組》一文中，他抄錄了原書對一種小蟲的記錄之後，自然而然地勾連起了《元氏長慶集》中的蟲豸詩、《續博物志》中的記載，還有日本和英國關於這類蟲的説法。從中我們看到了周作人的博學。雖然他説寫這類文章是自己的消遣，但是希望能夠把社會最基本的自然和科學知識通俗、易懂、有趣地介紹給大眾的意圖是讀者能夠感受到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周作人對於自然史、自然界的動植物也多有關注，不僅僅只限於對科學本身的興趣，他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通過自然界、生物界來比照人類，從而揭示出人類的墮落。這是他作為一個新型知識分子永遠不會放棄的責任。如在《百廿蟲吟》中，他欣賞這部書對於自然界蟲豸的介紹，肯定其格物的作為，但是最終目的是：我這所謂格物可以有好幾種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態之記錄，於學術不無小補，其次是從這些記錄裏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問題的參考。平常大家罵人總説禽獸，其實禽獸的行為無是非善惡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違反生物的原則，卻想多少加以節制，這便成了所謂文明。……我們觀察生物的生活，拿來與人生比勘，有幾分與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幾分能夠超出一點，有幾分卻是墮落到禽獸以下去了：這樣的時常想想，實在是比講道學還要切實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義的事。周作人躲進書齋閲讀古書的過程中，雖儘可能將書話寫得冷靜乃至冷漠，但畢竟還是藴藏着熱切在內的。在寫於1934年的《夜讀抄後記》中，他明確地表示自己這時的書話雜文作品“從表面看來或者與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實在我的態度還與寫《自己的園地》時差不多是一樣”。

的確，周作人雖身在書齋，但他要用歷史為鏡來照鑑現實。在《書法精言》一文中，他由王濱洲編輯的《書法精言》被禁，談到王濱洲本來是清廷的順民，但卻以忠順被問成大逆，揭示了周作人談此書的目的在於：“書雖不佳卻可寶貴，其中含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殺人的一種蠻俗的遺留品，固足以為歷史家的參考，且更將使唯物論者見之而沉思而恐怖也。”在《讀風臆補》中周作人談到陳舜百對《詩經國風》的評語，“陳君別有一特色，為前人所無，即對於亂世苛政之慨歎。”而回想起自己小時候讀《詩經》，讀到這些篇幅時也是“愀然不樂”。由自己的感慨周作人又談到當下，“現在的青年如或讀《國風》諸篇及陳君所評不佞所談皆覺得隔膜，則此乃是中國的大幸事，不佞此文雖無人要讀亦所不怨也”[。從古書聯繫到自身、現實，一種深沉的關切自然溢出，讓我們看到不能忘懷世事的周作人的身影。

抄書體與自在的行文

周作人曾被譽為是現代散文創作的第一人，他的文章體式突破了散文所講的形散神不散的定規，在完全無結構無模式的自在狀態中傳達出個體獨特的情思，這反倒從一定層面顯示出他的特色。同樣，在書話創作中他也有着自己的文體選擇。從周作人書話文體的形成來看，有一個發生、發展和成熟的階段，這個文體形成的階段正對應着周作人書話創作的階段。第一個階段的《自己的園地》中出現了大量的書話創作，但是書話的體式特徵不是很明顯，從總體來看，更傾向於現代的“書評”一類。到了第二個階段，即創作《夜讀抄》時期，周作人書話的特色鮮明地體現了出來。劉緒源指出：“真正奠定了知堂書話的文體地位的，是初版於1935年的《夜讀抄》。這裏的作品不僅寫得更隨意更多樣，而且出現了一個甚為顯著的特色，即如書名所示的那個‘抄’字，———周作人開始稱自己為‘文抄公’了。將《夜讀抄》前半與後半相比，可見其‘抄’的比重愈加增加；到稍後出版的《苦竹雜記》，這種文體就已基本定型了。”

一般認為，周作人的抄書始於《夜讀抄》，但是在閲讀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從第一個階段開始，即在《自己的園地》中，已經可以看到抄書的端倪。如在《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介紹了高島平三郎編、竹久夢二畫的《歌詠兒童的文學》，為了告訴讀者什麼是歌詠兒童的好標本，他把原文全部譯出，佔了有一頁的篇幅。介紹小林一茶的《俺的春天》，同樣抄錄了其作品完整的末尾、作者對女兒的描述及作品中可以見到作者性情及境遇的文字。通過大段的抄錄，讓讀者自己來感受小林行文的好處。這可以説是周作人在做書評時的一種獨特做法：他以一個介紹人的身份出現，但是他這個介紹人並不是包辦，不是把原作化為他的間接轉述，而是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呈現給讀者，讓讀者通過自己的眼睛去閲讀、去感覺，以此來建立讀者、原作者及周作人之間的關係。通過這樣的做法，讀者被給予了極大的自由，雖然這種自由是由周作人所把握的，也即是説，周作人和讀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不包辦而包辦、看似不為而無不為的。

除了要直接表現出所介紹作品的好處外，周作人的另一個目的是通過抄錄，保留或記錄下比較難得的材料。如在《遵主聖範》中，周作人抄錄下了1875年，即光緒元年譯出的白話文（即平文）內容，讓讀者看到中國白話譯本出現之早。為了保存正確的版本，周作人也是不厭其煩地做抄錄，如《巡禮行記》中就把這本殊不易得的由日本高僧寫的記載唐開成會昌間中國時事的書大部分轉載下來，給後世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基礎。通過分析周作人的抄書，筆者最突出的感受有兩點：

一、要抄錄什麼內容，第一步一定是要看完全書，這樣才能決定什麼應該抄、值得抄，所以周作人的看書應該是“精讀”。

二、在精讀的過程中，周作人又不是盲目的，不是有聞必錄的，他的目的性是非常明顯的，他要介紹什麼，要讓讀者看到什麼，要展示作品，甚至是他自己的什麼，都是非常明確的。所以他的“抄書”是他所特有的。正如他自己認為“：我的標準是那樣的寬而且窄，窄時網不進去，寬時又漏出去了……。不問古今中外，我只喜歡兼具健全的物理與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之文章，理想固難達到，少少具體者也就不肯輕易放過。”周作人作為一個有意識的文體家，他抄書的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從《自己的園地》開始，抄書所佔的比例同自己的解説、評論相比，是低於一半的水平。隨着閲讀古書的增多，抄書的比例越來越大了，到了《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瓜豆集》及《秉燭談》中的部分篇章，幾乎全文都為抄書，周作人只是在其中的過渡處加一兩句簡評。如收入《秉燭談》的《讀書隨筆》，全文幾乎都為抄書，抄錄間隙中周作人自己的評述往往與所抄之文直接相接，格式、內容達到了一氣貫通的效果。如果不仔細分辨引號的所在，常會把周作人的評述也認為是所抄錄的部分。從這一點上可以考見周作人對原文語言和內容把握理解的功力，充分展示了周作人學識的深厚。同時在文章的格式上，到了後期，周作人的抄書幾乎是不分段，全文只有一個段落，密密麻麻的編排對於讀者的閲讀也是一個較大的考驗。

周作人後期的書話，在文體上又有一大變，那就是以整本的《書房一角》及《藥堂語錄》中的許多文章為代表的題跋式短文的出現。與同時代鄭振鐸寫的題跋式書話《西諦題跋》相比較，《西諦題跋》的格式比較固定，基本上是先談版本，之後多寫得書經過及得書之後的心情，整體來看內容比較簡單。而周作人的此類文章雖然文字不長，但是所展示的內容卻很豐富，其中有民俗、世事、掌故、軼聞等，真是無所不談。寫法也極為自由，無拘無束，灑脱有致，很是耐讀，充分顯示了周作人作為文學大家和博物學家的魅力所在。

周作人書話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筆致隨意舒展，常常似乎是無心為文，沒有固定的格式。在《姚鏡塘集》中他説到：“餘買書甚雜亂，常如瓜蔓相連引，如因《困學記聞注》而及翁鳳西《逸老巢詩集》，因舒白香而及龔漚舸《玉蔬軒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鏡塘《竹素齋集》，皆是也。”[15]553這是周作人買書的特點，同時也是他作文的特點之一。他寫文章，不會固着在一點上，常常是由某一點蔓衍出去，將與之相關的古今中外的話題一網打盡。總之，周作人以書話來寄寓自己的情思，收縮對人生現狀的感悟，造成了書話內涵及體式的異常豐富、繁雜，引導了書話創作的另一條路子。此路和唐弢開闢的書話“四個一點”之路看來不同，期間的差異當另行文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