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廣《弟子規》真的可行？

部分盲目推廣《弟子規》組織的理論邏輯初探

《弟子規》一書中，除了有諸多當下並不適用的流水線式的道德教條外，還有部分內容很容易被傳銷式的洗腦教育模式利用，而這些均是與崇尚人格獨立與平等的儒家思想相違背的。可是當代部分極端推崇弟子規的人士則又通過諸如“《弟子規》是儒家的根”、“《弟子規》每一條都做到了就是聖人的境界”等概念強化其書的負面影響。

然而很可惜的是，當我們指出其問題的時候，《弟子規》教育者與推崇者們便會用《弟子規》書中所涉及的部分道德行為的正當性來掩飾辯解。

任何教義都有其發展完善的過程。某些社會組織在有目的地推廣弟子規的同時也粉飾強化了“《弟子規》與《論語》道德內涵一致性”的依據，使其具備了更強的理論迷惑性與社會説服力。

【一】、“弟子規只是啟蒙讀物，兒童長大了會去思考，去改變。”

這是典型地照搬了“先授人以魚，再授人以漁”的經驗：認為《弟子規》是魚，《論語》等書是漁，人在得到魚之後會漸漸地求漁。在得到具體教條之後便會漸漸地尋找並反思其精神依據。

然而道德上的“魚”是沒法“吃光”的，所以得到《弟子規》這條“魚”的人也就沒有“緣魚求漁”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更何況，《弟子規》通篇沒有任何啟發讀者反思其道德依據的語句，甚至開篇“聖人訓”這樣的權威性指示又否決了人們“因魚求漁”的必要性。而在弟子規教育者們“弟子規是儒家的根”、“弟子規每一條都做到了就是聖人的境界”等話的引導下，實現道德反思就更加困難了。所以諸如“弟子規只是啟蒙讀物，兒童長大了會去思考”這樣的`話是站不住腳的。

【二】、“《論語》與《弟子規》的關係就是“知”與“行”的關係，是不可分開的。”

這裏藉助了一個未明確説出的邏輯前提：“《論語》是知，《弟子規》是行”，然後用“知行合一”的觀念將《論語》與《弟子規》聯繫起來。

然而“《論語》是知，《弟子規》是行”這一隱藏的邏輯前提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弟子規》對做人處事做出了詳細甚至苛刻的明確要求，這並不代表其能作為“行”;《論語》重視啟發式教育，重視思辨教育，也並不代表其只是“知”。

更何況，即便“《論語》是知，《弟子規》是行”，從兩書在教育理念上截然相反的態度來看，兩者也絕不屬於同一理念上的“行”和“知”。也就是説兩者甚至根本不具備行知理念上的一致性，把兩者放在一起屬於主觀臆斷，強加關聯。

【三】、“《弟子規》與《三字經》都是很好的啟蒙讀物，以前的人在讀，沒有人説三道四，反而現在去説，真是不可理喻。”

其一，這裏存在一個很明顯的概念暗示，即“《弟子規》與《三字經》性質相同”，這是很明顯的錯誤。《三字經》對於父母、子女兩方的義務都有很明確的敍述，“人格獨立”、“人格平等”的思想在三字經中多有表達。而《弟子規》則只側重一點：通過服從、隱忍、阿Q精神達到其所謂的“對人盡善”的教旨。當然這裏的“善”並非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善。

其二，《三字經》自宋代產生起直到清代，其一直與《百家姓》、《千字文》並列為三大啟蒙讀物。而《弟子規》雖產生自滿清，可清人也幾乎鮮有以《弟子規》作啟蒙讀物的。《弟子規》的興起僅僅是十幾年間的事。若論及真正的啟蒙讀物，可以考證的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

【四】、“現實社會還是普通人多，老百姓只想吃飽飯，孝敬父母，養育兒女，弟子規正為此爾。如果大家都講求思辨精神了，那誰還來掃大街，誰來工廠上班?”

這裏默認了“職業有高低之分”的觀念以及“普通人不需要思辨精神”的觀念。並偷換概念，隱藏了“有思辨精神的人不願意從事掃大街等勞動”這一邏輯前提。

孟子曾説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即論述君臣在人格關係上的平等性，而其引申含義便是——不同的人即便在職業方面有主序之分，在人格上也是自由而平等的。

這一觀點在當今社會方面同樣適用——職業確實是不同的，然而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其人格精神都應該是獨立、自由而平等的!《伍子胥逃亡》、《信陵君竊符救趙》中，即便是一位漁夫、一位看門老兵，都能擁有偉大的人文情懷——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向往追求的人格關係嗎?所以“有思辨精神的人不願意從事掃大街等勞動”這類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麼説來，“‘授人以漁’的教育在現在的社會是否能夠實現”這樣的實踐性問題應該是能引起爭論的唯一理由了，因為其可行性與不可行性的理由都基於目前的社會現狀——社會現狀是複雜的，所以“可行”與“不可行”的觀點都能在現實中找到依據。然而社會發展走向的可操作性也是很強的，畢竟路在腳下，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