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長恨歌的語言藝術

《長恨歌》這部作品運用了獨特的語言描寫，將女性的心理和情感表達得十分細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安憶長恨歌的語言藝術，供大家參考。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複雜關係，想來都是命裏註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説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説的傳統規範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於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裏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麼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説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莊”和自由、美麗地表達着“我們莊”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着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説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説的形態空間化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敍述只是在不斷填充着這些空間：“我們莊”、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後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敍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説是大大得力於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複數敍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敍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説，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敍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 字了得——而得到的。

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憶就清楚地表達了她小説寫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這“四不要”其實是有點驚世駭俗的，因為她不要的東西正是許多作家竭力追求的東西，是文學持續發展、花樣翻新的趨動力。我們設想着卻設想不出抱着這一理想的王安憶會走多遠。現在讀王安憶這些年的作品，發覺我們這一設想的方向錯了。小説這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裏，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本身已經走得夠遠了，甚至遠得過度了，它腳下的路恐怕不單單是小路、奇徑，而且説不定已經是迷途和險境。所以王安憶不是要在已經走得夠遠的路上再走多遠，而是從狹窄的獨特性和個人化的、創新強迫症(“創新這條狗”在多少創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後退，返回小説藝術的大道。

於是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説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敍述者不是強迫敍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敍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敍述迴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裏，敍述與敍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説觀念：“小説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當提到王安憶的長篇小説《長恨歌》，有時難免令讀者以為是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的小説版。其實兩者並沒有一點兒關係的!

小説中最令人觸目的是主角王琦瑤的`出場。作者花費篇幅來描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目的只有一個：襯托王琦瑤像是吸盡黃浦精華的結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着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積着油垢的廚房後窗，是專供老媽子一裏一外扯閒篇;窗邊的後門，是供大小姐提着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細緻和屬於女性的筆觸，具體描寫弄堂的一切。

事實上，在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後，便有學者或文學評論將之歸類為張愛玲的「延續」，試想像着如葛薇龍、白流蘇、賽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華民國的上海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海，一羣曾經過着聲色的男女，如何在誇張禁慾的政權裏，度過餘生。

當然，王安憶的《長恨歌》並非全沒有缺點，其缺點亦正如其優點，就是《長恨歌》只是將張愛玲沒有全面寫出的上海風情給予全面集中的描寫，意即是成功地借鑑了別人的創意，非常流暢的將別人零碎描寫的東西集中起來全面描寫;可是，這些描寫卻非作者的原創，換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當然，客觀來説，王安憶的描寫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顯出其駕馭長篇鉅著的能耐!

王安憶筆下的歷史不是我們通常習慣於關注的與重大事件緊密聯繫的歷史，而是作為時間的歷史。她極力渲染的是各歷史時期迷漫於空氣中的不同氣味、不同氛圍、不同的來自感官的特徵，她努力準確捕捉的，是各個歷史時期中特定個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賴、趣味取向。由於投向歷史的視點不是政治，不是歷史變遷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為時間、年代的歷史，歷史中的個人，故而，她筆下的歷史與個人顯得特別平實，真切，貼近，兩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諧，從而給人一種渾然一體的飽滿、渾厚感。"長恨歌"確實寫出了作為年代的歷史，寫出了存在於歷史中的個人。

王安憶之所以看中王琦瑤這個人物，寫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見了一份愴涼。一份逼人的、擺脱不了的愴涼。這份愴涼與其説來自命運來自歷史變遷，不如説來自生命本身;與其説來自王琦瑤，不如説來自王安憶自己。這份愴涼是王安憶人到中年對生命的感悟，是對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輓歌、一聲歎息。"長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於以冷靜的旁觀角度敍述了這份實在的、透自骨髓、揮之不去的愴涼。

王安憶的感覺很好，想象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覺和想象很特別。她的感覺、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發與接收，而是理性的斷語。理性歸納過的感覺與想象所能擁有的空間應該很有限，但在王安憶那則泉湧不息，無窮無盡，被用得層層疊疊。在讀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覺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覺得不耐煩，感覺得有點累時，又不得不歎口長氣，無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認她的感覺、想象獨特且準確，承認她的感覺、想象是她腦中流出的，信手拈來的，承認這是她的風格，至少是"長恨歌"這部小説的風格--就像"長恨歌"的一個"記號"。

補充一句，"長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寫"、"死寫"看慣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結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敍説，人物心理捕捉，向來是王安憶的強項)，甚至覺得它們必不可少，覺得正是它們使這本書厚重起來的。

還得略談"長恨歌"的不足。比如説，關於王琦瑤的女兒薇薇;比如説，王琦瑤被長腳殺死......薇薇這個人物可有可無，沒有也許更好。作者想通過青少年薇薇寫出那個年代，可薇薇沒寫好那年代也沒寫好。明確讓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寫微微的用心(又一個刻意)。王琦瑤為什麼會死?作者想以她的死來加強悲劇效果，加強她身上存有的那種愴涼感。然而，王琦瑤身上的愴涼感不是靠死來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麼活下去怎樣活出愴涼來。長腳殺王琦瑤殺得莫名其妙，殺得太戲劇化，這一殺，將一本沉甸甸的書、將一個嚴肅的作家，"殺"出了一些輕浮、殺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長恨歌"縱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獲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顯得不重要。

"長恨歌"不可取代，王安憶不可取代。

《長恨歌》中的語言，並不只是字句，而更像是一幅畫卷，一張接着一張，無窮無盡，並交織了許多不同的色調。其不論是對於景物的描寫還是對於人物心理的刻畫，都細緻而生動，十分感人。針對其中的語言藝術進行分析，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

景物描寫中體現的語言藝術

語言是作家的內涵體現，一部優秀的小説除了要具備好的故事之外，還要具備好的語言。此外，語言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位作家是否優秀，作為一名好的作家，其語言表達水平一定也是好的。例如魯迅、沈從文、張愛玲之類的作家，其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並改編為電影、話劇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其語言具有非凡的魅力。語言可以創造出一種不可替代的美，從而為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要從語言藝術角度看，王安憶的《長恨歌》正是如此，它帶給讀者的感受並不是很強烈，而是滲入了不少女性的細膩感。王安憶運用舒緩而從容的語言，講述了一個發生於上海的“世俗”故事。[1]小説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瑤，生長於四十年代，外貌非常漂亮，被有權有勢的李主任收為情人。後來，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她在上海過着平凡而壓抑的生活，直到遇見了一位年輕人，又發展出一段感情。最後，她在一次搶劫中慘遭殺害，畫下了一生的句號。在這個故事中，作者進行了十分細緻的景物描寫，展示了上海的弄堂、閨閣、鴿子等，並且適當地拓展了故事的外延，使小説具備了真正的格調。作者所描繪的上海，不僅是懷舊的，同時也是傷感的，瑣碎的。其筆下的那些景物，就如同一張年代久遠的照片，呈現出朦朧而虛無縹緲的美感。上海的燈紅酒綠華麗而繁複，弄堂彎彎曲曲，藴藏了多少故事。一切就像一場夢一般，但夢中人不肯醒來。作者的描寫過程就如同織毛衣一般，耐心而細密，對景物的描繪一絲不苟。同時又像是在畫一幅古典油畫，反覆塗抹，持續了很長時間。雖然容易讓人產生些許厭倦，但只要讀懂了，就會知道這些描述都是必需的。若是刪去，整個故事便會失色很多。

心理刻畫中呈現的語言藝術

現在，不少人會拿王安憶和上個世紀的張愛玲相比較，認為她是張愛玲的延續，也就是所謂“張派傳人”。事實上，王安憶和張愛玲之間也許真的有一些共同點，例如獨具特色的語言，敍述的節奏，對於上海人民心理和情感的把握，還有真實而不徹底的人性描寫等。但本文主要將王安憶的作品和《紅樓夢》相比，單從語言藝術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研究二者之間的聯繫。閲讀《長恨歌》這部作品需要有一定的耐心，要用心去感受作者營造的歷史氛圍。該小説的語言迴環往復，重重疊疊，含蓄不露，欲語還休。其所勾勒出的生活中的點滴小事，都能構建出獨有的意境氛圍，雖略顯繁瑣，但能夠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到《紅樓夢》中人物不疾不徐的對話，以及細緻的心理呈現，還有對環境的認真渲染等。可以説，其語言中不時透露出《紅樓夢》的特點，具有很強的感染力。[2]

比如《長恨歌》中，有一段描寫王琦瑤臨賽前的文字，其中寫道“她挑剔着這些，心裏是有些委屈的……只撇下她自己似的。”該段文字將王琦瑤當時緊張萬分的心情描繪得淋漓盡致，表達出了她站在舞台上那種無可依靠而又委屈複雜的心理。可謂絲絲入扣，以女性獨有的細膩視角傳達出了女主人公當時的心境。再看《紅樓夢》中的一段描寫：“故每每或喜或怒……反弄成疏遠之意。”這段文字描述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爭吵之後各自的內心所想，明明雙方都是真心真意，卻偏用假意試探，導致都不能瞭解對方的真實心意。實際上，兩人都是一顆心，心裏都裝着對方，卻因求近而弄成疏遠。[3]這段話把兩人的心思描寫得非常確切而精煉，可謂傳神。戀愛中年輕人的心理通常很難用語言表達，而曹雪芹卻將其傳達得十分通透，讓人一看便明。這和《長恨歌》的語言比起來，也的確有幾分相似。

總體而言，《長恨歌》採用了輕柔的、細水長流般的語言，給讀者營造了這樣的意境：生活是平淡而瑣碎的，但在這樣的平淡之中也充滿了種種樂趣。真正會生活的人應當不只看到表面的繁瑣，同時也應能挖掘出其中埋藏的趣味。比如小説中描寫王琦瑤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和嚴師母等人每日聚會、打牌、飲下午茶，或是圍坐着閒聊、吃東西。這裏面運用了許多繁瑣的語言描寫，平淡之中見真章，體現出了獨特的語言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