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長恨歌序》與《長恨歌傳》的關係

在中國，對《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之間的關係，學術界一直存在着較大的爭議，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一體化，以陳寅恪之説為代表。陳寅恪先生從文體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趙彥衞《雲麓漫鈔》卷8的話説：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然後根據此一段文字推論出《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關係：

既明乎此，則知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係，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趙氏所謂“文備眾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系與史才並舉者。史才指小説中敍事之散文言。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陳氏之傳當之。

隨後進一步推論説：

總括論之，《長恨歌》為具備眾體體裁之唐代小説中之歌詩部分，與《長恨歌傳》之不可分離獨立之作品，故必須合併讀之、賞之、評之。

陳氏的觀點迄今在學術界仍具很大的影響，如鄧喬彬、高翠元《〈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一文，就是在陳説的基礎上進一步“從體裁的親緣關係來感受它們同樣為‘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

二是《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疏離。夏承燾先生在《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中從三個方面對陳寅恪先生的觀點提出商榷，最後得出結論説：

《歌》與《傳》之可以分離獨立，此即為最自然、最了當之解答。元和間人雖好為小説，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詩而已，陳君必牽率以入小説之林，又強繩以趙彥衞温卷之體，求之過深，反成失實，是亦不可以已乎!

後來，吳庚舜發表了《唐代傳奇繁榮的原因》一文，對陳寅恪的觀點也提出不同看法：

所謂一韻一散的結合，卻根本不是唐傳奇的本來面目。首先，陳寅恪先生和他的贊同者舉出的那些作品，除《長恨傳》在敍述創作過程的部分提到《長恨歌》、《鶯鶯傳》提到《鶯鶯歌》外，互相之間連這一點小小的、外在的聯繫也沒有。也就是説，這些各自獨立的、完整的詩篇和傳奇，儘管題材相同，但它們是由兩個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體裁寫成的兩個作品，不能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個作品……其次，《太平廣記》把《長恨傳》和《長恨歌》刻在一起，在傳末還有幾句話來鈎連《長恨歌》，似乎可以作為孤證來支持陳先生論點，但這個孤證是不足據的。

以上所引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以及其後學者無論是沿襲還是反對陳寅恪觀點的文字，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沒有全面利用日本流傳的《長恨歌》資料。我們現在運用日本流傳的'《長恨歌序》，對《長恨歌》與《長恨歌傳》加以研究，雖然尚難徹底解決歌與傳的關係問題，但至少可以為《長恨歌》研究提供新的視角，並補充新的材料。

日本流傳的抄本《長恨歌序》，主要有六地藏寺藏本、《正宗敦夫文庫》本、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詩諺解》所收的《長恨歌序》影印本，以及日本京都博物館所藏的慶長古活字版影印本。序文有如下內容：

長恨者，楊貴妃也。既葬馬嵬，玄宗卻復宮闕，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於蓬萊山仙室，見素顏慘色。流淚謂使者曰：我本上界諸仙，先與玄宗恩愛之故，謫居於下世，得為夫妻。既死之後，恩愛已絕，今來求我，恩愛又生，不久卻於人世為配偶，以此為長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見，願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謬。乃授鈿合一扇，金釵一股，與之曰：將以此為驗。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為信。曾與至尊平生有何密契，願得以聞。答曰：但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曾復記否?使者還以鈿合金釵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豈得相怡?使者因以貴妃密契以聞。玄宗流淚慟絕，良久語使者曰：方不謬矣!今世猶言玄宗與貴妃處世間為夫妻至矣。

有關《長恨歌序》的形成與流傳，是白居易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下去。根據序本身的文字，大概有這樣兩種可能：

其一是白居易《長恨歌》原來就有自序，而中國的傳本卻散失了，因為白居易的詩傳到日本比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傳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來。

其二是日本人由於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欽慕，故而根據《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內容，撰寫出這樣一篇序文。

兩種可能中，我們認為第一種可能更接近事實。下面綜合楊貴妃故事在日本的流傳，與日本古代説話的情節，結合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

日本中世以後，有關《長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懶髓腦》就收有《長恨歌》物語，《今昔物語》卷14有《唐玄宗後楊貴妃依皇寵被殺語》，稍後一點的有《唐物語》與《平家物語》所收的《長恨歌》物語。日本説話集有一本名為《注好選》(東寺觀智院本)，產生於11世紀初期，是較早的説話集，現有東寺貴重資料刊行會編纂、株式會社東京美術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寫本。仁平二年，相當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是南宋初期的一個寫本。其中《漢皇帝密契》第110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更為重要：

此漢皇別楊翁女之後，心肝不安，夜天更難明，晝英卻不暮，痛心安息，悲淚彌潤，於方士令齎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黃泉，適於蓬萊仙宮見索(素)皃，相更問答，貴妃雲：為遂宿習，生下界暫為夫婦，使者求吾丁寧得相見，早退依實可奏。方士雲：御宇戀慕甚重，以言為證哉。貴妃授金釵一枝、鈿合一扇雲：此皇始幸時所賜物也。是以為證哉。使者雲：是世所有物也。未決。猶有何密契?楊貴妃雲：有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使者歸報皇，時皇信之泣血流也。

在這個寫本中，就如此詳細地敍述了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故事，可見這一故事在日本中世以後流傳非常廣泛。日本學者新間一美寫了《白居易與〈長恨歌〉》一文，認為日本流傳的《長恨歌序》是《注好選》這段故事派生出來的。但是我們仔細以這一故事與《長恨歌序》對照，則知序文所言的情況較《注好選》記載更為複雜，《長恨歌序》的語言也較《注好選》所載故事流暢通達，《注好選》所載故事出於日本人之手是無疑的。故而筆者以為《注好選》的文字應該是從《長恨歌序》再融合《長恨歌》所敍述的內容而成的。

我們如果對當時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以瞭解人們對於楊貴妃是頗為同情的。因而白居易作《長恨歌》，以楊貴妃之死，作為長恨的因緣，也是順理成章的。

對於安史之亂髮生的主因，唐人的看法往往與後人不同，他們認為是李林甫的誤國造成的。即如陳鴻《長恨歌傳》即雲：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

這裏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資治通鑑·唐紀》“天寶三載”稱：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複議之者!”上不悦。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周紹良《長恨歌傳箋證》雲：“《長恨歌傳》寫楊貴妃故事，而首先提李林甫，主要是當時士大夫們認為釀成安祿山事變的，追溯源流，還是應該推到李林甫身上。”故而周氏引用崔羣《論開元天寶諷止皇甫鎛疏》雲：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

又《資治通鑑·唐紀》“天寶十一載”則稱：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是知玄宗政治腐敗，始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專權十九年，將唐朝政治弄得極度敗壞。而楊貴妃受到玄宗的寵幸，是在此數年之後。故而後人將國家衰亂之責歸之楊貴妃，是不恰當的。而對於唐玄宗來説，安史之亂後，有時對自己以前的用人不當有所悔悟與譴責，但對於楊貴妃的愛情卻是沒有變化的。因而對馬嵬兵變中楊貴妃之死，只有懷念以至於痛心疾首。從這方面看，《長恨歌序》稱“長恨者，楊貴妃也”，極為切合當時的政治背景。當然，白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的《長恨歌傳》又是根據民間傳説而寫成的，因而對於《長恨歌序》中楊貴妃死後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尋覓事加以説明，也是符合當時作詩的情況的。

至於《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寫作，則有先後的關係。根據《文苑英華》本《長恨歌傳》雲：“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則《長恨歌》作於前，《長恨歌傳》作於後。而參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詩，凡敍述較為複雜的事情而為詩者，白居易均作序加以説明緣由，故而《長恨歌》本來有序，也是符合情理的。

但《太平廣記》本《長恨傳》末尾與《文苑英華》本有異：“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並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為《長恨歌傳》。”對此，汪闢疆加以闡釋説：“嗣從《文苑英華》七百九十四得此文，與舊所肄者，文句多異。末段敍及鴻與王質夫、白樂天相攜至仙遊寺，質夫舉酒邀樂天作歌一節，為《廣記》本所無，乃知宋初固有詳略兩本;否則《文苑英華》為鴻之本文，《廣記》所採，或經刪削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