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雅士 道隱士

專以經營文字、推銷文字為謀生手段的人，算不得雅士，因為你那個"雅"至少有一大半意思是"有償表演"。演了一番"雅"之後，總是要沽一點名、謀一點利的。如果與此同時再以"隱士"自封自譽，那就是雙倍的俗不可耐。真隱士是沒有的，努力去做也做不成。隱士的最高老祖宗李耳，即老子，有一句話算是説到家了：我之所以有大患也，在乎我有身。及我無身，我何患之有！聽話聽音，連大隱士老子在實際上也承認他有很多"患"，做不到"避世"。

清朝人有位年輕的才子蔣氏，有一首很辛辣地譏諷"隱士"的詩：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這樣的角色，算得上什麼鳥隱士！

唐代的一位小文人叫盧藏用，一心想當官，就佯作"隱士"，到陝西的終南山假意避世，對朋友司馬承禎説"此中大有佳處"，對方一語道破："仕宦之捷徑耳。"盧氏後來果真抄近地當了官。

我認為，"隱士"的級別最低，應予嗤之。比"隱士"稍高明一點的，是"雅士"。當然，"雅士"也不能當得很"純"，多少要有一點錢，一點勢，而且越多越好。有人説"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這就很懂隱士、雅士的成功門道：第一位的是款子，有名位。

當年的"曾文正公"即曾國藩，就勸他的老爹"竹亭老人"閒一點，雅一點，隱一點。這位"竹亭老人"有那樣富而貴的兒子供養，何樂而不為？為此，便在家裏掛上兩副對聯，一曰：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恩澤；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艱鉅付兒曹。二曰：粗衣淡飯好些茶，這個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等事兒曹任之。

這樣的閒人、雅人、隱人，老百姓是沒有資格去當的，窮文人也當不起。你一定要強行學樣，處處玩清高，背地裏罵你、譏誚你"叫花子"、"窮措大"的人一定不少，而且人家的鄙夷又是言之有據的。

有些闊人、貴人一旦只熱衷於玩雅，沒有別的事可幹，那一定是失權失勢，大有舉目悲涼之意了。當年大軍閥吳佩孚與北伐軍打仗時，也時時以"儒士"自譽，連給部下發電報，也以詩為電稿，如"寄汝全軍眾將士，此行關係國存亡--山東吳子玉倚戈再拜。"那時他的"雅"還不是為雅而雅，還不是無病呻吟。一旦大敗，失權失勢，只好逃到天津做寓公時，那時的畫蘭畫竹、吟詩寫字就有一大半是心不在焉的，時時愣神兒了。不過，他有一首詩我還是有一點看重的`，這就是在某些敗陣倒戈、棄吳降蔣的"將軍"看望他並向他索要"墨寶"時，他即興寫的詩是：民國將軍盡紫袍，無人再替民操勞。人人都道民生苦，苦了民生是爾曹！

這樣的詩，無論是為雅而雅，為文而文，還是故作憂民之態，沽名釣譽，單就那首詩而論，總歸還是有一點"有為"之感，比起曾國藩老父寫的那兩副對聯來，還是顯得有分量些。

"純"隱士是沒有的，即使有，德與才也無大可觀處。倒是從心裏膩歪"隱士"之名，只是不屑於與大小"貴人"、"名人"糾纏，躲到清靜的地方做些正經事、寫些正經文的人，使我們多幾分敬重。元明之際的羅貫中，原是打過一些年仗的，做過十數萬軍隊的頭目。朱元璋成事後，羅貫中本可藉此弄個官做做，但他卻無志於此，寧可回到深山著書立説，寫出了《三國演義》。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青年時代也有過很激烈的鬥爭史，如反對過閹黨，斥罵過阮大鋮，參與過抗清活動。清朝的官方人士也曾"徵召"過他，但他的回答是"身遭國變，期於速朽"。他並沒有做"隱士"，而是回到故鄉（浙江餘姚的南雷裏）寫出了有名的《明夷待訪錄》等。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叫作"隱居"、"隱身"，但他絕對不是"隱士"。 藉助隱居、隱身而意在有為有績者，是雅士的上品；為作出"隱士"的樣子而撈取虛名俗利者，是雅士的末品、等外品，説成是廢品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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