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儒學的盛世

 

張釗

    矯枉過正-人的歷史

    出名的大哲學家、歷史學家喬治科林伍德説過一句真理一樣的

話：“一切歷史無非是人的歷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其它歷史決定

論深深留在我們骨子裏的今天，研究歷史時回顧這句話，覺得好是重

要。中國歷史中有個有意思的現象，很可以用來做科林伍德這句話的

佐證。

    每一個從前代奪得政權的朝代，把前朝政治的失誤當作前車之鑑，

力求避免蹈其覆轍，就成了貫穿這個朝代政治的中心。商朝重宗教、

好法事，周朝就拼命立文教、勤民事；從晉到六朝的閥門專政使得李

唐一代輕朝官、重藩鎮，不僅導致了安史之亂，而且最終亡在藩鎮上

邊；宋朝有鑑於唐朝這個教訓，厚文薄武、壓制藩鎮，終於給外族滅

掉了。所以，一點也不奇怪，兩漢，特別是西漢的政治着眼處，一直

在怎樣糾正秦朝政治的錯誤上。

    秦靠着法家富國強兵的政治取得了天下，也因為法家重法輕人的

政治丟掉了天下。秦朝法律繁瑣、刑罰嚴苛、官吏專政、奴役百姓，

弄得大家忍無可忍。所以，陳勝一起來，就都跟着鬧起來了，使秦朝

成了歷史上最短的朝代。為了糾正這些錯誤，西漢有兩個大的政治潮

流，即：以勵行儉樸、簡政養民、無為而治為主的道哲學思想和重文

教、重禮儀、重古聖賢的儒家哲學。高祖進駐咸陽時説：“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這是用簡政約法的道哲學來糾正秦政的第一步。後來

的文帝、竇太后和景帝都在延着這個方向努力。在這樣的政治下，老

百姓在幾十年戰亂之後終於有了機會休養生息，所以有了所謂的“文

景之治”。但武帝開始轉而重視儒家、重視教育、重視禮儀，一直到

平帝時的王莽，把儒學推到了極端。至於為什麼文帝不重用滿腹經綸

的大儒賈誼，而武帝偏偏要聽信以講五行災異為專長的董仲舒，恐怕

只有天才知道。

    作皇帝的尊貴-西漢政治的儒家化

    大家一定聽過叔孫通制禮的故事。高祖開國之初為了簡政，廢除

了一切秦朝的儀法、規矩。於是，大臣們飲酒爭功，喝醉了亂叫，利

害的還拿劍敲打殿上的大柱子，弄得皇上很不高興。儒生叔孫通看出

來了，就趁機説：“儒家雖然不能用來打天下，卻可以用來守天下。

我願意招些魯國的儒生，一起來制定朝拜的禮儀。”禮儀制定演習完

了，長樂宮正好建成。在慶典上，王候大臣一大早就被一一引進殿門，

兩邊排列着兵器和旗幟，一聲傳令，幾百人安等級分東西站好，這時

皇上才乘着輦出來。大家按演習好的規矩向皇上奉賀。人人都驚恐肅

敬，再沒有人敢失禮亂鬧了。高祖於是感慨地説：“我今天才知道作

皇帝的尊貴。”拜叔孫通為專管禮儀的官，並賞賜他五百金。這個故

事一來説明了在漢朝儒家的禮儀怎樣地代替了法家的法規，二來它説

出了一個道理：儒家可以用來治理天下。要知道，在漢朝以前還從沒

有一個國家和朝代是靠着孔孟之道來治理國家天下的，與此相比，四

九年以後大陸的搞社會主義，可以借用的經驗、教訓可是多得多了。

    今天的人總以為漢武帝尊儒是董仲舒的功勞（或罪過），卻不知

武帝早已經明白了儒家對政治的重要性。所以他即位後沒幾個月就頒

布“受鬻法”，使那些或因忙於公事，或因家中貧困而怠懈了孝道的

人們，可以重作孝子賢孫。辦法多少有些象今天德國的護理保險制。

“孝”當然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建元元年五月，他又詔令修祠

祭祀山川，並加重祭禮。建元五年，為研究和傳授儒學經典，設置了

“五經博士”。元朔五年更擴大學校，下詔勸學，用來弘揚儒家思想。

元光元年，恢復了戰國時七國後代對祖宗的祭祀。元鼎元年封周的後

代嘉為“周子南君”，來侍奉對周祖先的祭祀。孔子不是説過要“興

廢國，繼絕世”嗎。從建元元年十一月起，屢屢下詔，要求各郡貢舉

“賢良方正極諫之士”。而且，按照丞相衞綰的建議，凡有搞申不害、

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他們法家那一套的，一概不用。元光元年下

詔歌頌周朝禮教，求能“明於古今王事之體”的人，讓他們把好主意

都寫出來，以便皇上親自查閲。這樣，董仲叔、公孫弘才冒出來的。

    武帝以後的昭、宣、元、成、哀諸帝，都繼續推行政治儒化的過

程，使儒家政治越來越完備，傳播儒家思想的太學越來越龐大。直到

平帝時，王莽把儒化推到了極端，制度必古，官名必古，言必“六書”，

行必禮樂。他終於覺得漢家的天子儒得還不夠，於是乾脆改朝換代，

自立為天子。西漢就這樣以儒家興旺，又亡在了儒家上邊。

    掛羊頭，賣狗肉-兩漢的儒學

    一個思想體系要成為政治的基礎，去指導政治，除去純粹的哲學

思辨外，還需要很多具體、瑣細的東西。漢朝需要的儒學是可以作為

政治的依據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不僅《論語》那樣不成章節

的片言隻語不夠用，就是孟子的大而又深的哲學體系也遠遠滿足不了

需要了。漢朝急切地需要古代典籍和政治理論，所以，自景帝時，就

開始徵集天下的書籍、學派。到了武帝時更是廣開才路，並給獻書和

學説的人很高的官位。《漢書儒林傳》説：“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

枝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盍祿利之路然也。”

    這樣高官厚祿的獎勵帶來了兩個後果：第一是所有的學説，包括

黃老，甚至儒家的大敵法家的學説，都掛上了儒家的招牌，成了儒學

的一部分。這樣一方面大大地豐富了儒家理論體系，使它真正成了可

以用來治國平天下的東西，另一方面卻把儒學變成了一個大雜燴，理

論不再那樣壁壘森嚴了，有了很多容易給人批評、指摘的漏洞。孔子

本來説：“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而到了寫《漢書》的班固時就

成了：“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唐顏師古注：六藝謂易，禮，

樂，詩，書，春秋。）。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

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儒者必須是政治上的全才了。

    第二個後果是“獻書熱”：大家爭着把自己家藏的，或者不知道

哪裏挖出來的古籍拿出來，假充是古時候的聖賢書，或是把年代説早，

或是偽稱是孔子所作。更惡劣的是，弄不着老書的就乾脆自己瞎編，

偽造聖賢書。兩漢學術上有兩多：一是假經、假書多；一是注經、注

書多。西漢時最出名的偽造經書案是張霸編造的《百篇尚書》。因為

世傳古《尚書》有百篇，而當時發掘出來的遠遠不滿這個數，就有

“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傳）為數十，又採《左氏

傳》、《書敍》為作首尾，凡百兩篇。……以中書校之，非是。”

（《漢書儒林傳》）當時還沒有考古學，幸好有人用心拿皇宮中收

藏的底本來校對，看破了張霸的偽經，否則我們今天就又多了一個

《尚書》的'版本。

    儒學的盛世

    兩漢不僅是儒學全面走向成熟的朝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

儒家思想作為政治的理論基礎的朝代；同時兩漢又是歷史上是第一個

人光是靠着讀書就可以作大官的朝代；兩漢的儒學研究和傳播也是空

前絕後的。我們今天所謂的儒家思想絕大多數是在兩漢時定型的，我

們今天見到的儒家典籍絕大多數是漢以後的人偽造或篡改過的，我們

今天研究先秦思想的材料幾乎都是漢人留下的。兩漢的經學給了後世

的儒學根本性的影響，漢人對儒家典籍的翻譯和解釋兩千年以下還被

認為是最權威的。譬如毛亨解釋《詩經》的《毛詩》，馬融、鄭玄給

《尚書》作的注，鄭玄注的《禮》，當然還有出名的許慎的《説文解

字》。離開了漢儒的這些註解和研究成績，我們今天就會面對古書，

束手無策。所以説：兩漢是儒學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