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賞析

《在酒樓上》是魯迅的作品，被收錄在小説集《彷徨》當中。文章主要講述了一個“我”回鄉後來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樓一石居時，與舊同窗呂緯甫偶遇，聽他講訴人生悲慘境遇的故事。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在酒樓上》賞析，歡迎閲讀與收藏。

【呂緯甫的形象】

呂緯甫是魯迅先生的小説《在酒樓上》的主人公。這是一個曾有過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熱情，現在卻變得意志消沉的“文人”。

【呂緯甫形象深刻的認識意義】

（1）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落潮的時代烙印；

（2）反映了五四運動落潮時期一般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

（3）反映了實際生活中一般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

（4）客觀上提出了“知識分子問題”。

【魯迅塑造呂緯甫形象的方法】

（1）讓人物自述；

（2）敍述和描寫相互配合；

（3）以景物烘托氣氛和主題；

（4）注重刻畫人物靈魂。

【藝術特色】

（1）獨特的題材：知識分子

（2）獨特的視角：關注“病態社會”裏的人的精神“病苦”。呂緯甫——在頹唐消沉中無辜消磨生命。

（3）獨特的小説結構模式：歸鄉——表現了無家可歸、無可附着的漂泊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躁動與安寧”、“創新與守舊”兩極間搖擺的生存困境。在這背後，隱藏着魯迅內心的絕望與荒涼。

（4）“格式的特別”——創造新形式的先鋒

魯迅自覺借鑑西方小説的形式，通過自己的轉化、發揮，以及個人的獨立創造，建立起中國現代小説的新形式。

“五四”時期，以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的小説甚多，其中尤以描寫他們因婚戀不能自主的痛苦者為眾，也有不少是反映他們失學、失業以及在社會上處處碰壁和苦悶的；魯迅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説，主要卻是着眼於他們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來展示社會生活的，幷包藴着對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義思想意識的知識分子為描寫對象的那些篇章中，這個特點尤為鮮明、突出。讀《在酒樓上》、《孤獨者》和《傷逝》等作品，我們都能強烈的感受到魯迅是多麼熱情地肯定了知識分子在反封建鬥爭中的勇敢精神，而對於他們的妥協、消沉、落荒則深為惋惜、感歎，並作出了嚴肅的鍼砭。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當初曾以戰士的英姿現身，但在屢遭挫折後卻變得一蹶不振了。小説對呂緯甫的命運遭際，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鋭地批評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態度對待現實的消極情緒。魯迅是將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為徹底反封建的對立物來加以鍼砭的。在這種鍼砭中，正寄託着魯迅對於知識分子作為一種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1925年，也就是《在酒樓上》發表後的第二年，魯迅在一封信中對友人説：雖然辛亥之後已多年，但民眾還在關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這種情況下，要談改革“只好從知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華蓋集？通訊》）。顯然，他是把知識分子視為革命的重要力量。從《在酒樓上》的藝術描寫中，我們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從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要求出發的對於知識分子的熱望。在魯迅看來，呂緯甫在新舊之爭中，不再堅持鮮明的反封建立場，人生態度變得頹唐，那實在太令人失望，也實在太不足為訓了。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自然是呂緯甫，。他在小説中，是被作為一個悲劇人物來描寫的。呂緯甫的悲劇，是一個嚮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在無路可走的境遇中銷蝕了自己的靈魂的悲劇。這自然是令人痛心的。

呂緯甫曾經是一個很激進的青年，他在求學時和同學們同到城隍廟去拔過神像的鬍子，還因為激烈地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然而。中國是一個“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墳·娜拉走後怎樣》）的國度，封建勢力異常頑固、異常強大，呂緯甫由於“心死”而背棄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便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為了餬口而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去教給孩子們充滿了封建毒素的《女兒經》之類的東西。這無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個激進者而退化為一個落荒者了，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當年在與同學爭論改革中國方法時，他若不是對自己的主張十分自信，是不至於與同學打起來的，而這“打起來”，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騰到了何等狂熱的程度，及至悲歎“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過分的失意使他墮入頹唐。

象呂緯甫這樣由狂熱而失望，由激進而消沉、落荒，在當時的青年中並不罕見，魯迅坦然誠認，他自己也曾一度頹唐，因而這種情況引起了他的深思。在《兩地書？二九》中他對此作了精當的剖析：“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難以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吃虧而發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説者也。”他因而主張改革者“要緩而韌，不要急而猛。”在呂緯甫的悲劇中正藴含着他對忽而狂熱、忽而消沉的青年們的鍼砭。

呂緯甫雖然渾渾噩噩地度日而無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卻是十分清醒的，並且懷着難耐的隱痛，充滿着自責。他説：“……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他甚至頗為尖刻地諷刺自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下，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他説的很坦誠，很符合實際，卻也很痛心。他顯然是不滿於這樣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卻確實是一種蜂子或蒼蠅飛旋似的悲劇，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蒼蠅似的盤旋迴來。正是由於他的頭腦很清醒，對於自己這種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認識，這就更加深了他心靈的痛楚。小説在對呂緯甫的悲劇人生的嚴峻批判中，曉示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可以説，呂緯甫的人生悲劇是當時相當一部分新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的真實寫照。魯迅在《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見《二心集》）中曾指出過，在革命的進程中發生分化是很自然的事，難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在酒樓上》所描寫的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事，呂緯甫便是在辛亥革命的風浪過後的一個落荒者。

魯迅在這篇小説中反顧了呂緯甫由滿腔革命熱情到意志消沉的歷史過程，以內涵豐富的藝術形象生動地展示出，許多知識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後並沒有尋找到正確的道路，在強大的封建勢力面前，個人奮鬥無濟於事，而正確的道路還需要繼續探尋。《彷徨》扉頁上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題辭，這篇小説的題旨正與這樣的題辭相互應。

這篇小説的藝術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它動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呂緯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內容與情節是在“我”與呂緯甫的對話中展開的。這樣的藝術構思，便於表現人物之間的感情交流；又由於敍事中夾帶者抒情意味濃重的議論，感情也就袒露得更為分明。

“我”同呂緯甫在酒樓上不期而遇。舊友相聚，不免反顧往事，互通長短。呂緯甫還向“我”細細地講述了兩件小事：他説，這次他來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為三歲時夭亡的小兄弟遷葬，另一件是，母親要他給舊時的鄰家姑娘阿順送兩朵剪絨花去。兩件事他都辦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誰知掘開墓來一看，墓穴裏連屍骨的影子也沒有，連最難腐爛的頭髮也不見蹤影了，但他還是遷了點原處的土去埋在父親的墳地上。母親叫呂緯甫給阿順姑娘送剪絨花去的原因是，阿順小時候曾因為羨慕別的孩子頭上戴着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捱了他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的緣故。然而這次呂緯甫帶着從外省特意買來的剪絨花來找她時，她卻早已不在人間，呂緯甫便把剪絨花送給了阿順的妹妹阿昭（雖然他“實在不願意送她”）為的是回家後好對母親説“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這兩件事都是很無聊的，“等於什麼也沒有做”，但他卻都做得很盡興。

那麼，呂緯甫為什麼要盡心於這種“等於什麼也沒有做”的事呢？作者又為什麼對呂緯甫在做這兩件小事時心態加以描寫呢？不錯，呂緯甫已在政治上變得頹唐了，但從他做這兩件小事的情況來看，他畢竟還是一個具有善良之心、且為人誠懇實在的人。在遷葬的過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裏忙碌了大半天，如果僅僅是為了騙騙母親，他是無須這般一絲不苟的，看來還是出於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這樣盡職地完成“遷葬”，他會過意不去，會留下感情的負累。送剪絨花的事亦復如此：一是為母親，這是母親的一個心願；二是為阿順，如他自己所言：“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因為往昔鄰里之間親親熱熱的温馨的記憶，呂緯甫是不能忘懷的，而且他希望這次送去剪絨花對阿順少年時代愛美之心受到打擊能有所補償。呂緯甫的心地善良、真誠待人的品質，在處理這兩件小事的過程中，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卻在大事上變得渾渾噩噩了，他對於改革社會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對於教《女兒經》這樣的事也採取“無乎不可”的態度了。在講完剪絨花的事之後，呂緯甫説：“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去’去。“我”批評他之後，他訴説了自己的不得已：“……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然而同時也就滿臉通紅，“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慚愧，心中有着一種無可排遣的苦楚。正因為他是一個品質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進變為消極，頹唐，放棄了改革社會的高尚目標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在酒樓上》有較多的景物描寫。“我”來到“一石居”時，正值嚴寒季節，然而從窗口看廢園，那裏“幾株老梅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血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這不正是“我”高潔的情懷和堅貞不屈的意志的象徵性寫照嗎！在呂緯甫敍述自己故事的間隙，小説中又穿插了一段生動的廢園景色描繪：“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在這裏，正隱隱地透出了“我”的一種希冀，“我”是多麼希望老友重新像這株紅山茶那樣挺立起來啊！這些生動的景物描寫，並非僅僅作為人物活動的背景而存在，這是一些融情入景的畫面，含蓄地展示着“我”的感情世界，有助於深化小説的題旨。

魯迅探索將主體滲入小説的形式。《在酒樓上》的敍述者“我”與呂緯甫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全篇小説具有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

“老梅”一段描寫的精妙之處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