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老友憶汪老夫婦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儘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並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

我與當代文壇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是忘年之交，加之師母施鬆卿和我是福建同鄉，因此我將他們夫婦視同長輩。半個世紀來，他們相濡以沫的恩愛生活深深打動着我。

從私訂終身到喜結良緣

40年代初，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神州大地，然而地處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大卻吸引了很多海內外學子。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取道越南歷盡千辛萬苦也來到這兒學習文學，那時他師從沈從文先生得到不少親身教誨。

汪曾祺雖然專業成績優秀，卻未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西南聯大十分重視學生的體育成績，尤其是當時教體育的馬約翰(後清華大學有名的體育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而自幼好文的汪曾祺除了大學一年級體育考試勉強及格外，其他3年均未達到標準，按照學校規定他只能推遲一年到1944年才能結束學業。誰料到了這一年，由於抗戰形勢的發展，學校又規定凡畢業生必須到當時援華的美軍中任一段時間翻譯方可拿到畢業證。汪曾祺被分配到陳納德航空隊當翻譯，年輕氣盛的他一氣之下拒絕了這份工作，於是兩手空空地離開了西南聯大。

當時，沒有文憑是很難找到工作的，畢業也就意味着失業，汪曾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總算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來到昆明郊外的私立中國建設中學任國文教員，就是在這兒，他與施鬆卿由校友、同事成為朋友、戀人。

施鬆卿，祖籍福建長樂,是一位生長在馬來西愛國華僑家中的閨秀，為了讀書報效祖國，她在家人的支持下，隻身飄洋過海進入西南聯大西語系學習。在學校時，她與汪曾祺雖不在同一個系，但因興趣愛好相投，在一些社團活動中互相認識，交往不多二汪曾祺來建設中學時，施鬆卿已先於他在這兒任英文教師，兩位年輕人因為校友同事的雙層關係交往得密切起來，至於怎樣成為戀人並私訂了終身，汪曾祺先生和師母從未向人説起過，這或許是隻有他們倆人才知道的祕密吧。

甜美安寧的書齋生活很快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而結束。1946年，在建設中學工作了兩年的汪曾祺和施鬆卿隨着一大批知識分子回到了內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經李健吾先生的介紹到私立致遠中學做了國文教員;施鬆卿則回福建小住了一個時期，之後她來到北平在北京大學西語系馮至先生處當助教。

等施鬆卿在北平安頓下來後，遠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辭職於次年也來到了北平。由於沒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處都成了問題。他只得在北大紅樓一個同學的言舍裏搭了一個鋪，每晚去擠着睡，吃飯則全靠施鬆卿接濟，汪曾祺在這兒度過了半年散漫而無着落的生活。後來還是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為他找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在午門樓上的歷史博物館任職員，他把鋪蓋搬到午門旁的一個值班室裏，從此有了一個小小的窩。

北平和平解放後，汪曾祺參加了革命。195O年初夏，汪曾祺即將隨軍南下之際，與施鬆卿結束了長達6年的戀愛關係結成了百年之好。

他們的婚禮十分簡單。那天，倆人一起去辦了手續，然後來到一家小照相館照了張結婚照，從那張發黃的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當時的生活狀況，他穿着一身剛發下的綠軍裝，眼中充滿了憧憬和希望。每當回憶起結婚這一段，兩位老人總要為一個細節爭論不休，那就是那天中午他們究竟是在中山公園附近哪一家飯館吃的麪食，時光的流逝早已沖淡了歷史的痕跡，然而這對老夫婦執拗的爭論卻彷彿使他們回到了激動人心的青年時代。

風雨歲月中的`愛

婚後，汪曾祺隨軍南下到了武漢，留在漢口斫口區的武漢第一女中任教務副主任。過慣以文為生閒散生活的汪曾祺不習慣武漢的教書生活，尤其是武漢夏天酷暑難耐的熱。

從武漢回到北京後，汪曾祺在北京文聯任職，先在《北京文藝》後調《説説唱唱》、《民間文學》編輯部，施鬆卿則在1952年調到新華社從事英文編輯工作。50年代的最初幾年，汪曾祺夫妻團聚在一起並有了安定穩固的收入，3個孩子也活潑可愛，一個温暖的小家過得充實而幸福。

很快，1957年開始的政治風暴使這個與世無爭的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張家口一個農科所果園去進行勞動改造。臨走那天，施鬆卿仍在單位上班無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個人枯坐在家中良久，當意識到妻子真的無法前來送行時，他才無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門前，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匆匆拿起筆留下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只有簡單的幾個字------“鬆卿，等我4年!”再沒有比這樣的叮囑更執著、更信賴的了，施鬆卿下班回來，站在空蕩蕩沒有了汪曾祺的家裏讀着那張令她肝腸寸斷的字條，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她在心裏默默地説：“我等你，一定等你回來。”

從這之後一直到十年內亂結束，不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不論面對多麼大的政治壓力，施鬆卿始終守着3個幼小的孩子堅決不離婚，為此她吃的苦經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談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別激動，看得出，他從內心感激妻子在動亂年代給予的最真誠的信任和幫助，對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內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對人説：“我這輩子----80年代起，他的創作又呈現鼎盛時期。《受戒》、《大淖記事》、《職業》等作品紛紛為文壇稱道，同時，年屆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評論等領域筆耕不輟，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的地位。

施鬆卿退休後，雖忙於編譯卻大部分時間充當了汪曾祺創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黃昏期再次爆發再次閃爍。

在讀書寫書之餘，汪曾祺酷愛作畫寫字，並經常下廚烹調，而舉凡接待客人、寄信採購、收拾碗筷等雜事大都落到施鬆卿身上。由於家中沒有保姆，家務事大多由施鬆卿安排處理，遇上汪曾祺外出參加活動、講學、交遊，她便陪同照顧。

汪老夫婦在幾十年的共同生活裏，唯一始終爭執不休的話題就是酒。隨着年歲的增長，飲酒對身體的害處越來越明顯，戒酒成了汪師母及全家的艱鉅任務，而汪老酷愛酒到了什麼程度呢?不僅在宴會上喝，而且到小酒館裏喝。有時甚至在廚房裏偷偷地喝料酒，或者趁師母外出時偷偷買酒喝。我在他們家吃飯時，就常看見汪老趁師母不注意時，偷偷喝酒的情景。為此，師母同他進行了長期不懈的“鬥爭”。

酒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95年初，汪老因腸疝氣手術住院，檢查中發現由於長期飲酒導致肝功能異常甚至有局部硬化的可能，在醫生的勸誡下，汪老才下決心戒了酒。汪老病剛好，師母又病倒了，她患的是輕度腦血栓，兩次入院急壞了汪老，師母為人豁達善良並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儀表不凡，曾被女作家鐵凝稱為“伊麗莎白女皇”，本文寫作之際，老人正頤養於病榻之上，我衷心希望“伊麗莎白女皇”早日康復，與汪老共度美好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