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莫言小説的世界性

莫言小説的世界性是什麼呢?主要指的是什麼，體現在哪裏呢?

莫言的小説創作在中國不是特例，在世界也不是特例。通過對莫言小説的傳統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考察，期望看到的是一個世界性的莫言。世界性的莫言並非着力闡釋莫言是“經典的”，“偉大的”，當代批評對當代作家沒有這樣的話語權，經典是時間驗證的結果。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世界文學可以包括超出自己本國範圍的任何作品……無論何時何地，只有當作品超出自己本來的文化範圍，積極存在於另一個文學體系裏，那部作品才具有作為世界文學的有效的生命。”莫言的寫作並非是純粹的本土性寫作，而是融了西方現代思潮和技巧，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寫作。

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性寫作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完成的，西方思潮和技巧的介入，使本土性寫作發生變異而呈現出一個有別於傳統、純粹的本土寫作。莫言的寫作表現出本土的變異，具有了世界的樣態，然而是否能“積極存在於另一個文學體系”，是否能作為“有效的生命”被定義為世界文學的還有待於翻譯與流通的媒介，有待於進一步打破西方中心主義，有待於更深層次的“去經典”。

莫言寫作所能表現的價值是當下的、現世的，為中國未來的世界文學之路引出一些思考。首先，世界文學的範疇是在“文學性”的架構下的對話。張隆溪在《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中分析了當下西方文學研究在 1960 年進入理論時代後，產生了兩個與世界文學有關聯的傾向，“第一個是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很強的自我批判傾向，使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作出尖鋭的批判”。“西方文學和文化批評在最近二十多年發展的第二個結果，就是理論逐漸取代了文學，造成文學研究深刻的‘身份危機’”。

而這種理論批評的傾向也影響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從莫言研究的世界性因素可以看出，莫言批評可以用西方思潮各種關鍵詞概括其創作特點，而西方思潮關鍵詞又可以解讀任何一個作家，這是否意味着過度和過分闡釋?是否意味着思潮批評的“工具性”，利用作家作品炫弄理論?更深層次的問題便是文學的危機，文學的主體性被思潮遮蔽，因而，張隆溪提出了注重世界文學的“文學性”來規避比較文學身份危機：“在筆者看來，最近數年愈來愈引人矚目的世界文學研究，就是回到文學去的一個途徑，是文學研究的'新方向，尤其是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新方向。要解決文學研究身份認同危機，就必須回到文學去，這是一個必然趨勢;而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侷限，就使這一個趨勢不可能只是返回過去那種純粹歐美文學的老路，而是走向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這就為為學研究打開了無比廣闊的新領域。

其次要思考的問題是本土文化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張隆溪有個很好的比喻説明了文化間的關係。《中西文化研究十論》：“文化之間的關係本來應當如此，因為沒有實際存在的人和他們的價值，文化這個概念就沒有意義，文化之間的關係本應該是鄰居之間的居的實在，我也不能把別的文化僅僅視為絕對的差異，完全從反面將其理解成與自我關係，只是規模更大而已。

正像我不能用自己想當然的虛構來代替我鄰相對的東西。”為了説明這個問題，我們來比較幾段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們他們關注的內容是什麼?1991 年，納丁・戈迪默説“如果諾貝爾獎有一個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它使人們將它們的理想傳播開來。出於全世界廣泛聯合的觀點，它們認識到：沒有一個單獨的社會、國家或大陸能擅自假定自己已創造出一個真正的、適用於全世界的人類文化。作為獲獎者的一員，過去或現在，都屬於同一世界的若干種類。”尤其是在我審視自己的力量和生活境況時，寫作成了我與同我共同生活於一個歷史時期的人們忍受共同的悲慘和懷有共同希望的誓約。”

文學是心靈之作，是人性的普遍反應，世界文學中建構本土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文化的差異不是溝通的障礙，恰恰是世界多樣性的動力，而人性的普遍性是其溝通的基質。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繫之中。”因而作家所關注的是人類的普遍命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從人性的普遍性角度來思考，主體與他者是共融的關係，而非排斥。莫言寫作與他者之間應關注到相互融通的一面。

再次關注的是中國文學的文學自覺性問題。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價值，是指作家個體在寫作的過程中，內在的本土性因素與不可避免的外來思潮的衝擊之間，本質上是作家所處的文化語境的制約，而作家作為能動的個體，在選擇中發揮能動的作用，在紛繁複雜的語境中尋找到適合自己寫作的路徑。而這個過程中，儘管有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於作家來説，並不是為了驗證某種思潮，而是思潮在作家的寫作中自然而然彰顯出來的，作家發出的自己的聲音，具有中國文學自覺性，才可能具有世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