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論戰魯迅

魯迅先生逝世後，郭沫若曾作一輓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於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10年後，郭沫若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説：“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説是失之交臂。”他們究竟為什麼失之交臂，箇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説，那就是《頭髮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他説：“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後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説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説，認為小説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説，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並不妨去做媒婆”。“我終於並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説：“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讚許《不周山》嗎，那麼，《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去不去廣州

1924年，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中談到：“近來則雖是奮戰忿鬥，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所謂“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又説，創造社同人在“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這幾個人中便有魯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執教的許廣平致信魯迅，盼望他速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魯迅回信説，“今天看見中大考試委員會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後來，魯迅又去信向許廣平解釋：“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魯迅終究沒有成行，他告訴許廣平，與郭沫若及創造社間的關係，是因為有好事者從中挑撥所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捏造許多會話(如説我罵郭沫若之類)”。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魯迅才離開廈門來到廣州，而此時郭沫若早已離開廣州。

內山完造如是説

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説：“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歎。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他們終於想到一起，都主張恢復《創造週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聯合的計劃便突然產生變化。日本的左傾文學，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氣壯。他和李初犁、馮乃超等人，反對聯合魯迅，認為魯迅的文學思想與革命文學大相徑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間，魯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書店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可是，他們竟然一次也未謀面，此中緣由確實令人費解。

內山完造曾將他們兩人進行過比較，説：“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一個具有政治家的原則性，一個具有文化人的倔犟個性，當然都不會主動屈就對方，以彌合感情的縫隙，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迴避、躲閃，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時的尷尬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