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冰心的《兩個家庭》和《最後的安息》

本文重新解讀冰心的《兩個家庭》和《最後的安息》，認為冰心在創作具有傳統與西化的兩面性，她一方面追隨先進理念，另一方面又有着時時準備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協性。冰心在意識形態上與其他人的創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察問題的方式，二是解決問題的思路。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冰心，歷來以文字清新，情感細膩聞名於世。這與她的家庭環境大有關聯。一方面，冰心的父母姐弟關係很好，家庭氛圍和諧民主，這讓她從小就善良而温柔、文雅;另一方面，她也因父親的工作認識了不少海軍士兵，培養出堅強的性格。在文化教育上，她在家裏閲讀了古今中外的許多書籍，後來又進了教會學校念中學，同時受到中西兩方面文化的影響。在教會學校中所接受的灌輸，更讓她形成了“愛的哲學”。

根據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説史》裏的説法，“即使文學革命沒有發生，她仍然會成為一個頗為重要的詩人和散文作家。”甚而還會“更有成就，更為多產”。他還認為，如果冰心從小隻讀中國詩詞就更好了，但是“她對西方文化的研究只徒然地鼓勵了她説教的傾向，破壞了她的感性”。筆者認為這段評價儘管並不客氣，但確實指出了冰心在創作方面傳統與西化的兩面性，以及她一方面追隨先進理念，另一方面又時時有着準備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協性。

冰心早年刨作的小説多是問題小説，這些小説集結為自選集《去國》。在這個集子的12篇小説均用平實的白話文寫就，結構簡明，風格清新，富含寓意，並沒有過去一般女性作品矯揉造作的弊病。從小説主題來看，也並不單一，一部作品往往展現了多個“問題”，例如《兩個家庭》兼有社會弊端與家庭痛苦兩方面的展示。冰心所創作的問題小説，在意識形態上與其他人的創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察問題的方式，二是解決問題的思路。

以冰心19歲時發表的小説處女作《兩個家庭》為例，此作雖是冰心第一次公開發表小説，但已經有相當的文學水準。這篇小説的主旨顯然是要借陳先生的經歷，寫留洋歸國學子的失意，與對祖國現狀的不平。但她卻沒有直寫不平之事，而是先以一則“家庭與國家關係”的相關演講作開頭提點，接着由妯娌間談話，引出幾個人物漸次出場，交待背景，鋪墊氣氛，眾人談到陳先生的家庭，不由嗟歎。到了陳先生親自為他的處境作答時，故事已至高潮。原來陳先生的悲劇並非只是一家的悲劇，而是當時青年普遍性的悲劇：留學歸國後本想為國家貢獻力量，但現實黑暗，報國無門，滿腔的熱誠落到空處，只有“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來衝散心中的煩惱”。妻子不理解他，反誤會他，子女缺乏教育，放縱無端。陳先生從一個志滿意得的青年，落到如此空虛頹廢，豈不正讓當時許多憂心國家的青年感同身受。在知悉了他的家庭狀況，生活境遇之後，讀者懷着疑問，再看他歷數時局之弊，生活之苦痛，人生之頹唐與無奈，便格外能激發同情與憤慨。

最後，陳先生一家的結局，也並未直稱，而是在對談中展現。作品的收尾，則復歸至開頭的李博士所作演説，“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的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上來。首尾和環，結構精巧，雖然敍述有些鬆散，仍不失為佳作。

然而，這篇“問題小説”還有更多值得我們分析的地方。其實只要通讀過當時其他人的問題小説，將之橫向比較，就會發現冰心的這篇作品中，第一人稱敍述者與主人公是分離的，敍述者是文中的“我”，而主人公則是“我”的鄰居陳先生。這兩個人物之間，不僅因為隔鄰而存在着物理意義上的牆，更存在着心靈上的巨大隔閡。這就是該小説起名為《兩個家庭》的原因，冰心本就有將兩者刻意作比較之意。

在《兩個家庭》中，敍述者是這樣敍述她所看到的陳先生家庭的：

“原本長了扁豆的籬笆，被陳家的小孩拔掉根，整個枯黃了。”

“牆壁被炊煙薰得很黑。外面門口，堆着許多什物，如破瓷盆之類。”

“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

“表妹悄悄地對我説：‘他們老媽子真可笑，各人護着各人的少爺，因此也常常打吵。”’

“陳太太……説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説：‘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街玩去罷，哭的我心裏不耐煩，不許哭了!”’

“陳先生又生氣走了。……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

這裏所寫的，不僅僅是一個不幸的家庭，而更顯得像一個無文化的、庸俗的家庭。可這一家之主甚至還是個留學生。可以説，敍述者在這裏隱含了中國傳統小説常常表現的一種態度：家主無能，持家無方。才會導致現在的這種糟糕狀況。

而作為對照，敍述者自身所處的家庭，就是天差地別了。《兩個家庭》中也有很多篇幅，用於體現“另一個家庭”——“三哥”的家庭的和睦。這一點尤為表現在兄弟姊妹之間的親愛友善，子侄輩的聰明可愛上。在這個家庭中，有閒來翻譯外文作品的三哥夫婦，既顯才能，又文雅風流，“紅袖添香對譯書”;有聰明的侄兒，唱歌清亮，引發大家一齊拍手。再看那“微微的風，送着一陣一陣的花香”，“我們又在一處遊玩。夕陽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燦爛的花，青綠的草，這院子裏，好像一個小樂園”。如此明媚風景，閒雅之趣，與那位陳先生深陷泥沼的家庭彷彿是兩個世界。似乎本該是作品主題的——黑暗的中國、壯志難酬的青年——在敍述者的家庭構成中完全體現不出來。如果説經濟決定境遇，那麼照文中所言，陳先生的職位比三哥高，工資比三哥多，本該比三哥過得更好，可實情卻是陳先生家充滿了不幸，三哥家則幸福洋溢。對此，三哥問陳先生：“至於素志不償，是彼此一樣的，為何我就有快樂，你就沒有快樂呢?”而陳先生的回答説，這其實也並非全然他的個人原因，而是整個社會令他灰心失望，家庭中又有種種的煩心事，讓他不得安寧。這裏的回答，是符合當時的慣常思路的，但如果簡單地認為，冰心寫的只是普通的社會家庭問題小説。只是普通的揭露黑暗，就無法理解她為何要寫如此陽光的另一個家庭了。很明顯，陳先生的悲劇，不是個別的家庭的錯，而是同時代人的共同痛苦。冰心寫此家庭問題，也是為了激發青年們感同身受之情。然而，既然問題如此普遍，《兩個家庭》中的另一“三哥”的家庭，為何全然不受影響呢?難道不也是生活於同一時代，難道不也是歸國青年?有妻有子，境遇何等相似?那麼，冰心的真實用意究竟為何呢?

在作品後面，三哥談到陳先生死因時，或許可以看到一點解答：“不過因為他這個人，太聰明瞭，他的目的希望，也太過於遠大。”所以才會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終致不振。至於“三哥”的家庭，則是從一開始就安了妥協之心，並沒有強烈的報國之願，一心只想管好“小家”即可。同是留學歸國，陳先生憤懣於社會不公，三哥卻安於小職位。同是娶了新式教育的妻子，陳太太便總用“女權”作武器，攻擊丈夫。而亞茜卻能文雅風趣，紅袖添香。同是生了孩子，陳太太不教，孩子便沒教育，整天鬧騰。三哥家的小峻卻聰明安靜，好學有才。陳家每況愈下，最後落得死的死，散的散。三哥家卻如此和諧，簡直可作模範家庭。

然則，把這個模範家庭擺在這篇本來用意為揭露社會與家庭痛苦的作品中，實在太不合時宜了。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説法來表彰這個家庭：作為一家之主的三哥，是安貧樂道，對於社會和工作，沒有半點怨言。作為妻的亞茜，是貞靜賢淑，既不要求“女權”，也不四處玩樂，而是安靜地待在家裏，以陪同丈夫的興趣和教養兒子為業。作為兒的小峻，又安定得簡直不像那個年齡的孩子，對大人的話毫不反抗，而總是完全配合的。這就是冰心所欣賞的家庭，也恰恰是一種舊式的家庭。雖然有一些新的因素，例如，留學的丈夫、會英文的妻子、新式教育下的孩子，但家庭的本質卻仍是舊式的。從這篇冰心的處女作中，我們或許可以窺見她日後創作思路的某些端倪。她生活在家庭民主的環境中，也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開闊，但是，正是因為家庭的幸福和諧，長輩的關懷，使得她不能拋下自身地位的影響，而安於舊式的美德，無法徹底投奔向新思想。

冰心對於自身以及自身所處的環境，是相當滿足的。因此，她便經常以俯視的視角，憐憫的.眼光，來看待掙扎於俗世痛苦中的芸芸眾生。與此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感覺到環境的美好和諧，自身的平和優越。

這其中的又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後的安息》。

在這篇小説中，十二歲的城裏的少女惠姑，來到鄉下的自家別墅度假，她認識了一個差不多年紀的鄉下姑娘翠兒。兩人的境遇全然不同，一個是有文化又活潑大方善良的城市少女，一個是可憐老實貧窮的農村少女，但出於同齡孩子的感情，兩人成為了朋友，惠姑幫她做事，告訴她城裏的事，還教她識字。兩人過得非常快活。可終歸，惠姑勸翠兒尋求自由的話被她婆婆聽見了，翠兒遭到了毒打，終致死亡。

翠兒的死，惠姑是要負責任的，這本是一個深刻的，關於生存與自由的問題。然而，冰心只以她的啟蒙者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事件。在她的筆下，這個沉痛的故事成為了文明世界的啟蒙者，對矇昧世界的被啟蒙者施予教育，然而最終失敗的經歷。

我們可以看出，冰心是着力想表現悲劇氛圍的，她寫女孩子們的純真友誼，寫翠兒的聰明和對自由的嚮往。她描繪了一個美好的少女，然後讓封建的家庭把她活活折磨致死。

然而，我們依然不能簡單地將這部作品看作是對非人性的封建家庭的控訴。因為，《最後的安息》並不具有血淋淋的殘酷性，翠兒的死，只是最後的結局，而全文中的大部分篇幅，始終都在展現一個温情的世界。冰心的文字並不偏激，而是充滿了理想的色彩。她寫兩個女孩子在一起玩耍時，外面的世界貧富懸殊，這裏卻連成一片，“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縱然翠兒最後死了，她也讓陽光從窗間照進來，接她去到極樂世界，得到“最後的安息”。她為世間的殘酷，籠罩上了一層帶有宗教色彩的面紗。

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故事，在當時的中國相當普遍地出現。然而，這個故事的內涵，被冰心想得太簡單了。無論是冰心，或是故事的主人公惠姑，都不認為惠姑要替翠兒的死負責，而只是對她施予同情，以及死者終究享受不到的宗教關懷。但實際上，惠姑是確然要對翠兒的死負責的。她喚醒了翠兒對自由的嚮往，然而翠兒既沒有她那樣的經濟條件，甚至人身也是不自由的，她不過是個童養媳罷了。惠姑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觀念灌輸給她，最後導致這樣的結果，理所當然。冰心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罪惡，女性的不自由，卻忽略了整個事件中主人公自己的錯誤。其實這也並不奇怪，在整篇文章中，她着力寫純真的童心可以忽略貧富與階級的差距，但實際上，惠姑這個主人公，一直是以施予者的態度來對待翠兒的。在經濟上，惠姑家有房有產，出門有僕人陪同;翠兒生活貧苦，每天都要幹粗活。感情上，家裏的人都關心她照顧她;翠兒卻“生在世上十四年了，從來沒有人用着憐憫的心腸，温柔的言語，來對待她”。生活上，惠姑來鄉下只為度假，有着無數的自由閒暇;翠兒卻常常不能出門，就算出門也只是勞作。文化上，翠兒更是遠遠不能與惠姑相比。所以，惠姑儘可以對翠兒施予幫助，施予愛和同情，進行文化教育。所謂純真的兒童交往，其實是充滿優越感的一方，對於感恩者的賜予罷了。再來回頭看看她倆建立友誼的那一段故事，惠姑雖然年齡比翠兒小，卻能用一番話，造就衝破她心中黑暗的光明，讓翠兒感動落淚。然後又撫摸安慰她，讓那“同情，和感恩的心”，造就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事實上，若真是普通的孩子們的交往，又怎會出現“同情和感恩”這種感情呢?顯然這種感情的方式是：惠姑—同情→翠兒，翠兒—感恩→惠姑。這種模式難道不讓我們聯想起什麼嗎?這不正是中國傳統小説中“小民遇貴人”，再加上聖經故事中的先知與信徒的組合嗎?冰心受到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影響甚深，這恐怕也是其中之一表現。

然而這個做出啟蒙者，施予者姿態的貴人，終於也在現實面前退縮了。當翠兒的婆婆對她又打又罵，揪她回家時，惠姑還欲阻攔，但那婆婆對她一狠，她便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帶走。回家之後，又只偷着哭，不敢告訴父母，“恐怕要説她和村婦拌嘴，失了體統”。最後，惠姑也沒有把此事告訴父母，可見體統也比朋友的命重要。這篇作品在這裏暗藏着令人震顫的真實性：自得的啟蒙者終於龜縮於體制與面子之後，而之前多麼友愛的好友，實際上已被她下意識地放棄。自詡為文明的啟蒙者的主人公，與象徵着落後封建勢力的翠兒的婆婆，在對待農村少女的態度上其實是同樣殘酷的。然而，這種真實，或許已是《最後的安息》中最後的真實了，冰心終於從現實逃了開去，在結尾處，她用善良純真的小朋友的單純的心，帶給這一本該悽慘恐怖的死亡，以温暖的宗教之光。“燦爛的朝陽，穿進黑暗的窗櫺，正照在她的臉上，好像接她去到極樂世界。”就這樣，冰心也只好逃往宗教的極樂世界了。

冰心的才學很豐富，文學的感性也極佳，但她，從內心裏，卻只把知識當作知識，把文學當作作品創作而已，至於知識所帶來的科學精神與思維方式，文學帶來的靈魂關懷與救贖，她卻未曾領悟到。她在早期的問題小説中，依靠自己敏感的感覺發現並提出了許多問題，然而她始終都沒能以“自省”的態度來反思問題，因此也拿不出解答，就像茅盾在論冰心的作品時所説：“但這，顯然沒有在作者的估計之中。她只用疑問的眼光看她那個‘問題’。”(《冰心論》)當然，茅盾其實説的也不全面。冰心並沒有只提問題，不解決問題，她也在嘗試着在創作的過程中去發現問題的成因。在《兩個家庭》中，她發現的成因就是“不夠平和，不夠努力”。在《最後的安息》中，她也只覺得是落後地區女性命運的悲慘。她其實是把本已看見的嚴重的社會與家庭問題，以她的方式簡單化了。

冰心一輩子到過很多地方，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經驗，但這些，對於她骨子裏的對於既成傳統的信賴，並未有所改變。這其實是從大流，情于思考的表現。在她還在大家庭中的時候，她遵從着封建傳統。在進入教會學校後，她又順應了宗教傳統。建國之後，她又開始以童稚的口吻歌頌新時代建設。她從小就能捐錢支持革命，也曾撰文為底層的民眾呼籲，但這不過是她的善良所致，而並沒有多少信仰和理念的成分。既新且舊的家庭，讓她能夠在一定的限制內，最大限度地接觸外來的營養。因此，她也就獲得了一種改良主義的態度，認為傳統體制並沒有錯，只要好好改良，就能舊瓶裝新酒，成為新時代的楷模。用常見的話來説，就是“只要一個普通人一輩子辛勤勞動，總有一天能夠出人頭地”。在她看來，一個接受了她所認為的“正規的西方現代教育”，再回歸到傳統的平和穩定的家庭，方才是一個好的家庭。站在這個立場上，她再居高臨下地去看其他的家庭，便只剩下歎息與同情了。那些失敗者，雖然也有社會的原因，但在她的親身經歷與所見來看，不外乎是太過偏激，或是不努力、運氣不好等等所致。若他們都能如“三哥之家”一般“折中，公允，調和”，則好的家庭並不遙遠。而實際上，哪怕是陳家那樣的，她所認為的可憐的家庭，也是頗有錢的，陳先生説着“經濟上一天比一天困難”，實際上他們不但請的起傭人，還有閒錢吃喝玩樂，陳太太也頗時尚的。憤懣發泄的方式，也是去外面看戲喝酒亂花錢。真叫勞苦大眾看了，只怕要説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這就是她所能夠接觸到的，所能理解的痛苦與悲哀，實質上只是上層社會的人顧影自憐式的悲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