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元曲簡介

唐詩、宋詞、元曲因其文學成就之高而並稱“一代文學之勝”，享譽世界，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欣賞價值和收藏價值，是收藏中國古典文化的首選。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唐詩宋詞元曲簡介，歡迎大家閲讀。

唐詩簡介

唐詩泛指創作於唐朝的詩。唐詩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同時也對世界上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對於後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風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

形式風格

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唐代的古體詩，主要有五言和七言兩種。近體詩也有兩種，一種叫做絕句，一種叫做律詩。絕句和律詩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詩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這樣六種：五言古體詩，七言古體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古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寬：一首之中，句數可多可少，篇章可長可短，韻腳可以轉換。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嚴：一首詩的句數有限定，即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每句詩中用字的平仄聲，有一定的規律，韻腳不能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古體詩的風格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所以又叫古風。近體詩有嚴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稱它為格律詩。

唐詩的形式和風格是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它不僅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傳統，並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並且發展為敍事言情的長篇鉅製;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近體詩是當時的新體詩，它的創造和成熟，是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國古曲詩歌的音節和諧、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古代抒情詩找到一個最典型的形式，至今還特別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但是近體詩中的律詩，由於它有嚴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詩的內容受到束縛，不能自由創造和發揮，這是它的長處帶來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分期

初唐時期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此外，還有陳子昂也是初唐有名的詩人，他是第一個舉起詩歌革命大旗的作家。在文風上，初唐時期的詩人作品中氣象萬千，雄渾博大，已經從南北朝爭相纖構狹小的宮體詩中逐漸走了出來，開闢了新的世界。

盛唐時期

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唐詩發展至頂峯時期，題材廣闊，流派眾多，出現“邊塞詩派”與“田園詩派”等。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即是這一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他們的詩雄視千古，為一代之冠，在他們的筆下，無論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古風歌行皆達到很高的藝術成就，正如韓愈所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如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將進酒》等;杜甫的《三吏》、《三別》等;另有王維、孟浩然代表田園詩派和高適、岑參代表邊塞詩派。張若虛、賀知章、張旭、包融被稱為“吳中四士”。

中唐時期

在中唐時期，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處於低潮，後期則重現繁榮景象。前期代表詩人劉長卿、韋應物(山水詩，王孟餘緒)、盧綸、李益(邊塞詩，高適、岑參餘緒)後期則出現“新樂府詩派”、“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領導了新樂府運動。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進步理論主張，白居易的詩明白曉暢，通俗易懂，深受羣眾喜愛，代表作有《長恨歌》、《琵琶行》等;此外，劉禹錫，李賀之詩也頗有成就。

晚唐時期

晚唐時期為夕陽返照時期晚唐詩人較著名的有：温庭筠、李商隱、杜牧、韋莊等。其中，李商隱和杜牧被人們稱為“小李杜”。

宋詞簡介

宋代盛行的一種中國文學體裁，宋詞是一種相對於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誌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於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餘、琴趣等。

它始於樑代，形成於唐代而極盛於宋代。據《舊唐書》上記載：“自開元(唐玄宗年號)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國文學的閬苑裏，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豔，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後有同名書籍《宋詞》。

宋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蘇軾、辛棄疾(豪放派代表詞人)、柳永、李清照(婉約派代表詞人)。

發展歷程

起源

曲子詞源自民間，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傾向。由於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詞”被重新發現，詞源於民間俗文學的觀點已得到廣泛承認。隋唐之際發生、形成的曲子詞，原是配合一種全新的音樂--“燕樂”歌唱的。“燕”通“宴”，燕樂即酒宴間流行的助興音樂，演奏和歌唱者皆為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層樂工、歌妓。且燕樂曲調之來源，主要途徑有二：一是來自邊地或外域的少數民族。唐時西域音樂大量流入，被稱為“胡部”，其中部分樂曲後被改為漢名，如天寶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個胡名樂為漢名。《羯鼓錄》載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來曲。後被用作詞調的，許多據調名就可以斷定其為外來樂，如《望月婆羅門》原是印度樂曲，《蘇幕遮》本是龜茲樂曲。《胡搗練》、《胡渭州》等調，則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調來自南疆，如《菩薩蠻》、《八拍蠻》等等。部分曲調直接以邊地為名，表明其曲調來自邊地。《新唐書·五行志》説：“天寶後各曲，多以邊地為名，如《伊州》、《甘州》、《涼州》等。”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也説：“今樂府所傳大麴，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伊州為今新疆哈密地區，甘州為今甘肅張掖，涼州為今甘肅武威，熙州為今甘肅臨洮，石州為今山西離石，渭州為今甘肅隴西，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邊州。燕樂構成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外來音樂。二是來自民間的土風歌謠。唐代曲子很多原來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記箋訂》對教坊曲中那些來自民間的曲子，逐一做過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劉禹錫《竹枝詞序》説：“餘來建平(今四川巫山)，裏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又如《麥秀兩歧》，《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見聞錄》言五代朱樑時，“長吹《麥秀兩歧》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和聲唱，其詞悽楚，及其貧苦之意。”宋代民間曲子之創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樂志》言北宋時“民間作新聲者甚眾”，如《孤雁兒》、《韻令》等等。燕樂曲調的兩種主要來源，奠定了燕樂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辭的俚俗淺易的文學特徵。歌詞在演唱、流傳過程中，以及發揮其娛樂性功能時，皆更加穩固了這一文學創作特徵。歌詞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徵，與正統的以雅正為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努力擺脱俚俗粗鄙、復歸於風雅之正途，便成了詞人們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發展

在唐朝時已經出現，最初在民間流行。經過五代到兩宋，詞得到很大發展，成為宋代主要的文學形式。宋詞以描寫豔情為主。張炎説：“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於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徵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豔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豔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豔情”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被後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豔科”範圍。即使是“豔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着“豔”的情味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於被孔子屏棄的yingmi的“鄭衞”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藴供回味。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於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後人“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為其曲意解釋。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後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這種矛盾普遍存在於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豔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託喻之想。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鍊，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於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為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巔峯

蘇軾應該可以説是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而一些人認為，這也正是歷史發展的下坡路的開始，宋詞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説：“雅正為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於詩，也同樣融之於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説：“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説：“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他望月思念胞弟蘇轍，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登臨古蹟，便慨歎：“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五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劉熙載《藝概》卷四概括説：“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其次，蘇軾詞提高了詞品。蘇軾的“以詩入詞”，把詞家的“言情”與詩人的“言志”很好結合起來，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並見乎詞，在詞中樹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即使寫閨情，品格也特高。《賀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的美人，可與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調比高。胡寅《酒邊詞序》因此盛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乎塵埃之外。”詞至東坡，其體始尊。再次，蘇軾改造了詞風。出現在蘇軾詞中的往往是清奇闊大的景色，詞人的曠達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傳統區分宋詞風格，有“婉約”、“豪放”之説，蘇軾便是“豪放”詞風的開創者。凡此種種“詩化”革新，都迅速地改變着詞的內質，況周頤因此肯定説：“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為一代山斗。”(《蕙風詞話》卷二)劉熙載轉換一個角度評價説：“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藝概》卷四)東坡的復古，正是詞向詩的靠攏，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詩的高遠古雅復歸。至此，詞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質性的突破。

元曲簡介

元曲又稱夾心,是盛行於元代的一種文藝形式，包括雜劇和散曲，有時專指雜劇。 雜劇，宋代以滑稽搞笑為特點的一種表演形式，元代發展成戲曲形式。每本以四折為主，在開頭或折間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宮調同韻的北曲套曲和賓白組成。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等。流行於大都(今北京)一帶。明清兩代也有雜劇，但每本不限四折。 散曲，盛行於元、明、清三代的沒有賓白的曲子形式。內容以抒情為主，有小令和散套兩種。

基本含義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隨着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雖有定格，但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現，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朵燦爛的花朵，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明清小説鼎足並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時期。一般來説，元雜劇和散曲合稱為元曲，雜劇是戲曲，散曲是詩歌，屬於不同的文學體裁。但也有相同之處。兩者都採用北曲為演唱形式。因此，散曲，劇曲又稱之為樂府。散曲是元代文學主體。不過，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過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單指雜劇，元曲也即“元代戲曲”。

發展歷程

興起

元曲的組成，包括兩類文體(散曲和元雜劇)：一是包括小令、帶過曲和套數的散曲;二是由套數組成的曲文，間雜以賓白和科範，專為舞台上演出的雜劇。“散曲”是和“劇曲”相對存在的。劇曲是用於表演的劇本，寫各種角色的唱詞、道白、動作等;散曲則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詞。從形式上看，散曲和詞很相近，不過在語言上，詞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潑;在格律上，詞要求得嚴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從體式分兩類:“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葉兒，體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獨立的曲子(少數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則由多支曲子組成，而且要求始終用一個韻。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樣的名稱，如《叨叨令》、《刮地風》、《喜春來》、《山坡羊》、《紅繡鞋》之類，這些名稱多很俚俗，這也説明散曲比詞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現實的深刻以及題材的廣泛、語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潑、風格的清新、描繪的生動、手法的多變，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苑中放射着璀璨奪目的異彩。

元曲的興起與發展，有着複雜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會現實是元曲興起的基礎，元朝疆域遼闊，城市經濟繁榮，宏大的劇場，活躍的書會和日夜不絕的觀眾，為元曲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進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詩歌本身的內在規律及文學傳統繼承、發展的必然結果。

發展

元曲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初期：元朝立國到滅南宋。這一時期元曲剛從民間的通俗俚語進入詩壇，有鮮明的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和獷放爽朗、質樸自然的情致。作者多為北方人，其中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白樸、張養浩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關漢卿的雜劇寫態摹世，曲盡其妙，風格多變，小令活潑深切，晶瑩婉麗，套數豪辣灝爛，痛快淋漓。馬致遠創作題材寬廣，意境高遠，形象鮮明，語言優美，音韻和諧，被譽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狀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從元世祖至元年間到元順帝后至元年間。這一時期的元曲創作開始向文化人、專業化全面過渡，散曲成為詩壇的主要體裁。重要作家有鄭光祖、睢(suī)景臣、喬吉、張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間到元末。此時的散曲作家以弄曲為專業，他們講究格律辭藻，藝術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約細膩、典雅秀麗，代表作家有張養浩、徐再思等。

總之，元曲作為“一代之文學”，題材豐富多樣，創作視野闊大寬廣，反映生活鮮明生動，人物形象豐滿感人，語言通俗易懂，是我國古代文化寶庫中不可缺少的寶貴遺產。

元曲四大家：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

元曲三要素：唱(唱詞)，科(動作)，白(對白)

元曲的代表作：竇娥冤，天淨沙·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