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的發展簡史

【導讀】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宋代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宋代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唐代的詩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大臣個個是詞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著名詞人，女詞人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使宋詞得以佳篇迭出，影響久遠。

慢詞，古人從字數着眼，也稱為“長調”。詞的分段叫“分片”，除單調外，一首詞多由上、下兩片組成，慢詞有多至三四片者。

詞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引進教坊和詩壇，但所作仍以小令為主，齊言、雜言並存。慢詞的大量出現，則是北宋中期的創造。從此宋詞曲調大盛，兼備眾體，蔚為中國詩歌史上與唐詩並峙的另一個高峯。

兩宋詞壇的勃興是在北宋建國七八十年之後的宋仁宗趙禎時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歐陽修、張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時，由於君主的提倡，南唐詞壇特盛，晏殊、歐陽修等出自江南舊地的江西詞人，沿襲南唐餘緒，以風流自命，致力於創作短章小令、輕麗之詞。柳永開始大量創作慢詞長調，為此後宋詞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傳世的柳永《樂章集》二百餘首，慢詞就佔一百多。著名的長調如《望海潮》(東南形勝)、《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以賦體的手法鋪寫都市生活和送別的場面，洋洋百餘言，充分體現了慢詞篇幅宏大、適於鋪陳的特點，使宋詞在唐代近體詩長於比興的特點之外別樹一幟。柳詞的另一個貢獻是在一定程度上開拓了宋詞的題材，把詞的描寫範圍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會;同時普及了詞的歌唱，使之成為雅俗共賞、“天下詠之”的文藝形式。

柳永詞多為歌妓所作，故始終未脱“詞為豔科”的傳統束縛，這一缺點他與晏殊、歐陽修相同，另一位與柳永同時而齊名的張先，也不能免。其後以異軍突起而主盟詞壇的蘇軾，在柳永開創的慢詞長調的基礎上，進一步“以詩入詞”，完全突破了詞的傳統題材和傳統風格，擴大了詞的境界，提高了詞的品格，使之成為一種可以表現多方面內容的新詩體，因而為宋詞的發展開闢了一個積極向上的.新方向。

關於蘇軾詞風與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續錄》)的説法。“大江東去”即《念奴嬌•赤壁懷古》，與此相類的還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後世以“豪放派”概括蘇軾的詞風，大抵正着眼於這一部分作品。其實蘇軾作詞，剛柔相濟，所著《東坡樂府》，其中婉約詞亦不少。不過就文學史上的影響而言，最能代表蘇詞的，還是清雄之作。

蘇軾作詞，以意為主，常常突破詞律的束縛。這一點曾引起恪守傳統詞法的後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滿。在當時，他的門人、著名詞家秦觀(1049-1100)也沒有走他所開闢的道路。從秦觀到李清照，一般被認為是婉約派詞風的正宗。秦觀有《淮海詞》傳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霧失樓台)、《鵲橋仙》(纖雲弄巧)，聲情並茂，語工而美，繼承了柳永贈妓之作的遺風，而詞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詞論》，力主詞“別是一家”之説。傳世的《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寫深閨中的寂寞和年輕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對封建禮教束縛的社會意義;晚年避亂江南所作的《聲聲慢》(尋尋覓覓)，通過個人流離生活的描寫，反映當時的民族災難，以傳統詞風抒寫深沉的愛國情懷，均是婉約詞中思想價值較高的佳作。

北宋後期的重要詞人還有周邦彥(1056-1121)。周邦彥精通詞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時曾主持過中央音樂機關大晟府，是兩宋注重音律一派詞人承先啟後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當行”盛行於世。

南宋前期主盟詞壇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作為時代的歌手，辛棄疾一生寫了大量的詞，有《稼軒長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陳子•為陳同父賦壯詞以寄之》、《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表現了當時重大的抗戰、愛國主題，抒寫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壯士報國無門的憂憤心情。從藝術上講，稼軒詞繼承了蘇軾開創的豪放詞風，將“以詩為詞”進一步發展到“以文為詞”，使宋詞的思想和藝術都取得了空前的傑出成就。後世以“蘇、辛”並稱，但辛棄疾又自成特色，一時仿效或傾慕者如張孝祥、韓元吉、陸游、陳亮及稍後的劉過、劉克莊等，世稱辛派詞人。

南宋後期於辛詞外別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彥，下開格律詞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揚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註音譜，是現存宋人詞集中僅見的完整的詞曲譜。其時及稍後詞壇較有影響者如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周密、張炎等人，均遠紹周邦彥，近師姜夔，以音律之講究、辭句之精美為權輿，重形式而輕內容，與辛派詞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愛國詩人文天祥以及劉辰翁(1232-1297)的一些詞作，成為辛棄疾、陸游等愛國詞的嗣響。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詞在11-13世紀的繁榮，是包括與宋先後並存的遼、西夏、金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財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關於西夏“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和金海陵王完顏亮聞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記載，説明當時詞的歌唱，已普及到中國西北、東北廣大少數民族地區。另據遼人王鼎《焚椒錄》記載，遼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宣懿皇后蕭觀音曾創作了《迴心院》等詞作十多首。至於金代，以蘇、辛詞風為宗，出現了蔡鬆年、趙秉文、元好問等不少優秀詞人。相傳辛棄疾早年在北方曾從金人學詞，成名之後，又成為金朝詞人學習的榜樣。當時中國雖暫時分裂為幾個對立的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則是互相融合，相與並進的。

詞在11世紀中國的勃興，有着多方面的社會原因。比如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文化的興起，以及歌妓制度的發展和士大夫公餘生活的優容等。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士庶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文藝形式的自身發展。沈括《夢溪筆談》卷五“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的記載，敍述了音樂史上三個不同時代的配詩樂。“雅樂”即《詩經》中的《雅》、《頌》，“清樂”指漢魏六朝的樂府，與唐宋詞配合的主要就是“宴(燕)樂”。任何一種文藝形式的產生，總與社會上文化娛樂生活的價值取向有關，配樂演唱，乃是社會對詩歌創作的傳統要求。盛唐詩歌，特別是近體絕句，本也有入樂者，宋詩承中晚唐之餘，向散文化、議論化發展，愈益趨於書面文學化。於是適應秦樓楚館助觴遣興的詞的創作也就逐漸興盛起來了。到元代，士民對文藝的興趣轉向另一種兼有表演性質的新形式，宋詞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被新起的元曲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