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為何列為詩經之首

這個問題本來古代儒者和現今國學專家們做過許多解釋，但實在難以讓人信服，還需得提出來重新探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內容，歡迎閲讀，僅供參考！

《關雎》，明擺着是一首愛情詩歌，為什麼居然置於《詩經》之首呢？還有，包含着那麼多諷刺歌謠和通俗民間小調的《國風》，為什麼居然排列在《雅》和《頌》的前面呢？如果按照儒家教義和封建正統觀念，怎麼説都是難於理解的。試想，即便是現在，如果讓文聯作協或某位大詩人編一部《中國當代優秀詩歌選》，他們能這樣編排嗎？

對於這樣一個明明用儒家教義和封建正統觀念根本講不通的問題，可是古來儒家學者們卻總是要費盡心機牽強附會。他們企圖“拔高”這首詩的思想含義來自圓其説，其實顯得非常迂腐可笑甚至讓人噁心。

《關雎》這首詩中明明就是寫一個男士愛上了一個採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想和她結為夫妻，連《禮記》裏都説：此詩列入詩經之首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關，可那些儒家學究們卻硬要“拔高”到符合儒家婚姻倫理和夫妻關係的高度。找不依據，他們就編造了一個關於雎鳩是神話。毛傳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雲：“摯之言至 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後來朱熹更是在《集傳》中若有其事地説：“雎鳩，水鳥也。狀類鳧鷖 ，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他們把這種鳥吹得神乎其神，説它們生有定偶 ，而不相亂，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侶 結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鳩往來了，而且非常重感情 ，夫妻相互尊重。所謂雎鳩“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就是它們平實不亂開玩笑，發情的時候更是躲起來的，人們看不到它，一 般的動物也看不到它。

可是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自然界真有這樣的模範夫妻鳥嗎？事實上，無論是江淮還是別的什麼地方，現在根本就看不到這種水鳥，民間也從來沒有傳説過有這種水鳥。註釋説是一種魚鷹，可是人們也只知道所有的魚鷹都只是想吃魚，沒有見過那種魚鷹是這種德性。就算是古代有吧，也絕不可能這麼神乎其神。説穿了，這完全是儒生們憑儒家觀念主觀臆造出來的，根本不是原詩的本意。所謂“關關雎鳩”，無非是指水鳥鳴叫而已，而鳥的鳴叫也多半是因為發情求偶。“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純屬起興而已。

還有一些故作微言大義的觀點，比如詩中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就説這是講究禮教；説關關之聲悦耳中聽，就是符合中庸之道。更有甚者，《毛詩 序》説：“《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唐代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則説：“關雎麟趾之話，是王者之 風，文王之所教民也”。宋代朱熹就捕風捉影的解釋説：“淑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 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他居然把這首詩附會為歌頌文王與后妃的高貴品德、用以教化人民的典範，豈不讓人噁心死了嗎？

經過這些腐儒別有用心地一番無中生有、牽強附會的“拔高”之後，《關雎》這首愛情詩就推上了儒家道統的頂峯。《韓詩外傳卷五》為此專門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對話，因為這段對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無聊吹噓和愚蠢可笑，我特地抄錄如下：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你看，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古代儒家和現在的一些所謂國學大師們用如此卑劣的杜撰來曲解《關雎》、居然把這首愛情詩抬高到“天地之基”的地位，他們如此別有用心的解釋《關雎》為什麼列為《詩經》之首，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嗎？這能讓人信服嗎？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解釋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那就是《詩經》的文本，是早在儒家教義和封建正統觀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來了的。或者説，當初收集整理《詩經》的時候，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受那麼多儒家教條和封建政治觀念的束縛，特別是沒有受到漢代以後獨尊的儒術以及宋明封建禮教的制約。即便是按照《史記》裏的説法《詩經》是由孔子編訂的，孔子也只不過根據原有的文本“述而不作”。 實際上，從宋代開始，許多學者就認為早在孔子之前，《詩三百篇》就已經定型。而《左傳》中則明確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在《論語·子罕》孔子自己説：“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他只是為《詩》正過樂而已。現在文史學界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詩經》的編訂工作，乃出於周王朝的樂師、樂工們之手。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但當時的孔子也絕不是經過後世儒家裝扮的孔子。不過，由於孔子對《詩經》文本的確認和重視，使得後世儒家不能隨意篡改篇目和內容，他們只能用牽強附會的辦法來曲解和“拔高”。

也就是説，《詩經》最初形成的.時候，人們只是出於對“詩”這種有別於政治文體的文學性有比較樸素純真的理解，出於對“詩”獨有的思想情感表達藝術的遵從，來對待“風”“雅”“頌”各類詩歌收集和整理編排。這樣，思想情感真摯動人、藝術確屬上乘的十五國風才有可能擺在《雅》、《頌》的前面，而愛情佳作《關雎》也才可能列在首篇。事實上，我們讀先秦的許多文章（真實的而不是後世偽作），都會感覺到那裏面少有儒學的迂腐和封建的虛偽惡臭，往往透露出一些真實的世態人情。而縱觀中國的歷史文化，也只是封建體制日趨腐朽沒落反動的時候，統治者才推行滅絕人性的統治思想實行文化專制，才把“詩”和文學絕對置於政治鐵則之下。

如果我們跳出迂腐的儒學教義和封建正統觀念，跳出一切文化專制的文藝教條，我們就會發現《關雎》確實是一篇非常優秀而純真的愛情詩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開頭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偉大的愛情宣言和詩歌文學宣言，它宣示男女之愛是自然而正常、天經地義的感情，它展現了中華民族兒女男歡女愛、生機蓬勃、繁衍興旺的強大生命力，這是多麼高尚優美而博大的民族詩情！這樣的詩自然應該列為詩三百之首。同時，我們也能更加真切地體味到《詩經》確實不愧為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出現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是我國文學發達很早的標誌，在人類文化史上佔有極高的地位。

由此看來，正確地解釋和理解《關雎》為什麼列為《詩經》之首，對於徹底排除各種虛偽的文化思想和文藝觀念的毒害，恢復和弘揚中國古代文學寶貴的精華，真正理解詩歌和文學的真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