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度》讀書筆記

“民國”只存在了30餘年的時間，卻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讓後來者念頌不已。2004年6月《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創辦時，開設“鈎沉”專欄，關注民國過來的那批學人。該報年輕記者徐百柯負責為之撰稿，每週一篇。近兩年後，徐百柯完成對70多位民國學人的素描特寫。2007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將這些文章彙集出版，謂之《民國那些人》，引起極大反響。2011年，九州出版社將之補充再版，更名為《民國風度》。

《民國風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歸結為三個序列。一是大學校長，如梅貽琦、蔣南翔、蔣夢麟、馬寅初、傅斯年、張伯苓、馬相伯等。他們的風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個人風採以及對學校的影響，都令今人在追慕之餘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來各學科在中國的奠基人，如考古學之李濟，現代語言學之趙元任，物理學之葉企孫、吳大猷，地質學之丁文江，經濟學之何廉，社會學之陶孟和等。他們對自己安身立命之學科的關注與傾心，真非今日許多學科之“權威”所能比擬。三是其他文化業界的前輩，如大公報社之張季鸞，商務印書館之張元濟，編輯界之孫伏園，新聞界之邵飄萍、黃遠生等。他們的責任擔當、社會敏感等等，都展現出那個時代的品質與高度。

民國那些人體現着民國風度，他們雖然千人千面，個性迂狷狂痴，但內裏不失風骨、風雅與風趣，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着。“士”乃知識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識分子必須對家國、社會、歷史有所擔當，對自我的生命有所擔當，對學術本身有所擔當。因拒收張作霖30萬元封口費而遇害的邵飄萍有一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可以概括為民國那些人的擔當之“志”，是他們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選擇與認定。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

錢理羣先生在該書的序言裏談到，知識分子對家國、社會、歷史的擔當，在兩個時刻顯得尤為重要。一是民族危難時刻，可舉一例：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陳垣先生在北平淪陷時對啟功説：“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繼承下去。”二是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危難時刻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範，知識分子越要承擔起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聖地的作用。這其實是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和天然責任。但隨着時代的發展，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否發生了變異？周有光先生在其“百歲口述”中説，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們那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還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難之際的吶喊與擔當。那麼今天，知識分子的使命是什麼呢？不好回答。

什麼是對自我生命的承擔？時下熱衷於報項目課題的教授們可能也不好回答這個問題。《民國風度》中，費孝通對自己的老師潘光旦有段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説白了，就是虛名；而“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費先生説他們那一代已經不能與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麼我們這一代、我們教育出來的下一代呢？真讓人惶恐不已！

民國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個學者，他們僅為學術而生。在曾昭掄同時代人的回憶中，有關曾先生的怪癖傳聞很多。説他曾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杆子又説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行人不勝駭然；帶着雨傘外出，卻在暴雨中提傘走路，任衣物全濕；吃晚飯時心不在焉，拿着煤鏟到鍋中添飯；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視為客人。如此等等。費孝通先生曾對這些怪癖如此評價：在他心裏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裏有個東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裏總要有個寄託，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學上，他為化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的開創與成長而付出的辛苦，猶如父母之於兒女。這種對學術的痴迷，顯出呆傻的狀態，但沒有這種狀態，錢理羣先生認為，是不可能進入學術，登堂入室的。現在的許多學者聰明過人，自然也就與純粹的學術相去甚遠。這固然可以説是時代、體制之弊，然要説其中個人全然沒有責任，未免也是託辭。反觀當下諸多“過度社會化”的知識分子，只能讓我們仰望前賢，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後記中説，寫完14位大學校長，回首望來，不禁感歎：一校之長，今安在？很顯然，當代大學校長優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歎不過意在惋惜一種“長校”精神之流逝。當年全國各地的報紙猛烈批判《新人口論》，馬寅初卻拒不檢討，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園，“圓圓一張臉像彌陀”。他説：我總想以行動來教育學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學生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便低頭。“匹馬單槍”之北大校長言行之中展現的風格氣度與精神追求，讓人敬仰，更讓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後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邊縫補他的破襪——第二天學校有兩個大會，校長不能太寒磣。夫人催他早點休息，他説正在為一份雜誌趕寫文章，想早點拿到稿費買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禦寒”。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譚，真令我輩感歎！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員長面前叼着煙斗翹起二郎腿的人，卻竟為一條棉褲如此周折！

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處，他寫傅斯年這樣具備種種傳奇的大家，卻只從平常處説起，雕刻平凡細節之中的偉大。他寫馮友蘭也是這樣，只提馮的“兩束雄文”：一是馮友蘭代表西南聯大致函教育部抗議其訓令，此文被後人贊為銘刻了一所大學“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光榮品質；一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學大家何炳棣稱為融古爍今的“不朽文章”。30年後，馮氏重讀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學術自由精神未數載即開始消逝。

此外，書中杜湧濤的序言、錢理羣的再版代序，還有“延伸閲讀”及作者的後記，都與“民國那些人”相得益彰，從不同角度詮釋着民國風度。徐百柯認為，“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去甚遠”；但他又希望通過種種努力，來對抗斷裂、遮蔽與遺忘，培養一些建設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這樣的努力，不知成效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