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內容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後，歷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採取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處世態度，另一方面又採取道家“返樸歸真、清靜無為”的哲理思想，當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再參酌佛家“空靈、幽玄、幻滅”等禪理，並將三者融匯於一體，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釋而又非儒、非道、非釋的特殊品性，而體現在現實的生活態度上，也無不是這樣一種複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業、壯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靜無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終生勵進的詩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詩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後者的同時，流露出一種複雜的心態，而與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詩人王維也是如此。

盛唐是詩歌的鼎盛時期，“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佛”王維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詩人在盛唐，對儒、釋、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趨向，李白道古仙風，杜甫沉鬱痛苦，王維以禪入詩。

苑鹹在《酬王維序》中稱王維“當代詩匠，又精禪上理”，可見王維在身前已有“詩佛”的跡象，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詩人博學多才，佛緣殊勝，躬身修禪，深得禪家三昧，另一方面，詩人佛學修養之深，詩佛融會之恰，在古今歷史上實數罕見，胡應麟曾説：“太白五言絕句，自是天仙口語，右丞卻入禪宗”，作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的王維，被稱為“詩中之佛”是恰當不過的。

王維，字摩詰，取自《維摩詰經》，王維信佛，尤好《維摩詰經》。其中的“無生”觀念對他的影響尤為深遠，所謂“觀世間苦，而不悲生死。”這在他的詩歌中也有體現，《鳥鳴澗》：“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深澗中”，刻劃了一個極其幽靜的世界，客觀是夜靜山空，主觀是清靜無為。桂花悄然飄落，月光空寂出影，進而鳥鳴深澗，更微妙地點綴出夜中山谷萬籟無聲，在夜空無比的幽靜中，詩人的“靜”境寓託了佛教寂滅的思想，一種“不悲生死，不永寂滅”的“無生”禪理呈現眼前，無外乎胡應麟又説：“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些妙詮”。

王維中年後奉佛日篤，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將山水田園作為一方淨土慰藉心靈。而佛教禪宗屏除雜念，靜心關照，又有助於他入定凝神、真切體驗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審象於淨心”，從中悟得禪趣。因此，王維的詩歌多“空”、“閒”、“靜”、“無”等字眼，“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但去莫復聞，白雲無盡時”這是對禪宗“對境無心”、“無住為本”的一種追溯，不生憂喜悲樂之情，不塵不染，心念不起。王維對人世對萬物，自有一種幽然的寧靜，進而這種寧靜使詩歌禪光入影。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王維興來獨往，隨遇而安，着處有得，妙趣無窮，心領神會，不求人知的情懷。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無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潛所説“不用禪理，時得禪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維的禪理，或者他説對禪宗的追溯，與他的生活環境及失意的仕途有關。王維的母親信奉北宗，師事北宗普寂禪師。據王維《請施莊為寺表》記載，他母親師事普寂三十餘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這對事母至孝的王維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此後，他經營環境極其幽靜的輞川別墅，就是他為了方便自己的母親宴坐經行修道之用而購置、營建的。

據《新唐書》記載，王維的弟弟王縉，也是一個“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之人，而王維生活的唐朝，佛學已經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當時，不僅天台、三論、唯識諸宗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理論體系，華嚴與禪宗也確立了相當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維與禪宗的交融也就在這種情形中緩緩地開始。

王維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這同樣促使他對佛教的信仰，王維少年時離家赴都，尋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長安時，文章音律上的才氣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時，也使他的仕途更為通達。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王維富有盛名，長安城裏豪門貴族都以請到王維為榮，所到之處榮幸無比，寧王、薛王都以他為師為友。然而，他的才藝儘管使他的仕途充滿了樂趣，但是始終無法改變他仕途上的失意。

開元九年，王維進士及第，任太樂丞，開始了仕宦生涯，隨即因伶人舞黃獅子一事受到牽連，貶為濟州司倉參軍。直到多年之後，才被張九齡擢為右拾遺。正當他振奮精神、積極用仕時，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擊，置身於李林甫、楊國忠相繼專權的官場，王維內心極為痛苦，“心中常欲絕，發亂不能整。”王維的《與魏居士書》寫道：“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有一種頹喪的思想，他對李林甫等持退讓的態度。

在理想破滅和嚴酷的現實面前，王維既不願與混濁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無路可走。對於這個正直而又柔弱，長期受到宗教影響的文人來説，要擺脱這種痛苦，就容易從自然山水、禪宗佛意中尋求解脱。因此，“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用佛教的“空”理來消除內心的痛苦。

安史之亂期間，王維被迫署以偽職，其後，儘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肅宗的特此賜免，並授於太子中允之職，但是他的內心一直很苦悶，心靈受到的巨大打擊並沒有平復。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王維借用佛教的“空”理來排遣心中的苦悶，在出仕和入仕之間徘徊，汲取佛學的思想。因此，他既對現實不滿，不願同流合污，又不敢與污濁的仕道對抗，企圖走隱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維是什麼時候開始隱逸的，然而，據史料記載，開元十七年，王維拜道光禪師為師，“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間，王維曾隱居終南，在東都嵩山也有他隱居之所。從而，王維的詩歌也進入了塑造獨特山水意境的階段，“欲投入處宿，隔水問樵夫”，心境不再為得失所牽扯，有種忘我的境界，也得意於禪悦。

而王維後來禪悦之深，或者説對他禪悦有着深遠影響的是，他在知南選的途中與南宗神會大師的相遇。《荷澤神會禪師語錄》寫道，“於時王侍御（王維）問和尚言：若為修道得解脱？答曰：眾生本自心淨，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驚愕雲：大奇。……王侍御問：作沒時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體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學。”由於傾心服膺於南宗禪法，王維又應神會之請為禪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寫了《六祖能禪師碑銘》，使之成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維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詩人中，“第一個出來吹捧南宗學説的人”。

由於追求“湛然常寂”的禪修境界，王維在詩中一再宣稱“一悟寂為樂，此生閒有餘”。他在孤獨和寂寞中，寧心靜性地觀照物象，了知諸法性空的般若實相，走進自己最熱愛的大自然，獲得與天地、宇宙最親密和諧的接觸。在這種禪境之中，人與審美體驗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從而誕生了許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無比優美的藝術意境。

此外，王維作為一位虔誠的佛教信仰者，對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種兼收幷蓄的態度，尤其是禪宗南北二宗的禪法，不但有很深的領會，而且也認真地踐行。王維早年與北宗禪有較多的接觸，對那些“閒居淨坐，守本歸心”的禪法很是傾心，在為北宗禪大師淨覺撰寫的《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中，盛讚淨覺大師安居坐禪能達到“猛虎舐足，毒蛇薰體，山神獻果，天女散女，澹爾宴安，曾無喜懼”的境界。

當王維接觸南宗禪之後，對那種真空妙有兩不妨，“擔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禪法更為傾心。他在撰寫《六祖能禪師碑銘》中寫道：“無有可舍，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五藴本空，六塵非有，眾生倒計，不知正愛……無心舍有，何處依空。不着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這是他關於“空”與“有”關係之間的辯證。因此，王維的禪學既包含了“閒居淨坐”的北宗禪法，也包括了“至人達觀，與物齊功，無心舍有，何處依空”的南宗禪法。而兩者在王維漫長的修行中又融為一體，達到“以寂為樂”、“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維在漫長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禪法，身體力行，親身經歷。佛家認為人生是苦海，修禪是為了斷絕煩惱，並空天地，達到寂滅的境地，求得來世有個好的報應，而這些“空靈、幽玄、幻滅”等佛法禪理在王維生活中也處處流露着。

王維在任左補闕期間，開始經營藍田的輞川別業，他選擇環境極其幽靜的藍田山居，一方面為了方便自己的母親宴坐經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靜無為的生活。而王維遷往輞川別墅之後，將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間。“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深山獨往，心遠塵俗，惟有人語迴響的樂趣。“跳波自相見，白鷺驚復下”，生靈自悦，萬物悠然。

在輞川期間，王維選擇了半官半隱，漫遊山水的生活，時常與裴迪賦詩弄曲，他在母親仙逝之後，“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晚年，王維也曾向皇帝上表，將自己最為鍾愛的輞川別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之用，並且不止一次上狀，懇求朝廷允許將自己所得的職田獻出，作為賙濟窮苦、佈施粥飯之用。同時，王維中年就已喪妻，《新唐書》記載，“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舊唐書》記載，“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甚是希有。

王維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嚴格，《舊唐書》寫道“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與平和，對於王維多了幾分舒愜的雅韻和審美的意味。經安史之亂慘痛的遭遇之後，王維除飯僧施粥外，“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

有兩首詩最能表現他晚境的心跡，一首是《歎白髮》：“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另一首是《秋夜獨坐》：“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此時，萬緣放下，唯有佛法自勵。同時，王維臨終的最後一刻，也頗有韻味。

王維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舊唐書》寫道，“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筆而卒。”王維對於死亡猶如一次遠行，舍筆之後安然長逝，而臨終前正念分明，又甚從容，可證他生平修持之功確實非比尋常，這與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一般來説，傳統的文人墨客，總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仕途與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無論是建功立業，求時濟世，或是棲幽隱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種矛盾，在佛教未傳入中國之前，受道家物我兩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許多隱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舊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所謂“用舍又時，行藏在我”，總使儒、道、釋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釋，而又非儒非道非釋的複雜思想，並且貫穿於仕途或者塵世之中。

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的王維，一方面採取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處世態度，一方面採取道家“返樸歸真、清靜無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參酌佛家“空靈、幽玄、幻滅”等禪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釋而又非儒、非道、非釋的特殊品性。因此，他總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仕途與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維在歷史上，除了特殊複雜的思想之外，還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藝。王維詩、書、畫、樂所無不通，在詩歌上，王維與孟浩然並稱，所謂“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園詩派的大家。在書法上，擅長於草書和隸書，而繪畫上，則是南宗畫派的始祖。

王維的繪畫，採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濃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綠重色和線條勾勒的束縛，開闊了山水畫筆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維的繪畫與詩歌相互融通，其詩平實而簡遠，其畫韻味含蓄而豐富，意境清曠蒼秀，在自然中勾畫出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筆隨意，墨氣沉穩，線條有力而飛揚不張，在他的空間裏，形象與筆墨相得益彰，抒發出了自身對生活的情懷和感受。

王維的音樂，水準出奇驚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樂圖》，畫上沒有題款，眾人不知是什麼景象，只見畫中百工奏樂，王維看後徐徐思忖説是《霓裳》曲第三疊最初一拍，人們不信，就請樂隊演奏《霓裳曲》，仔細觀察，結果到了第三疊最初一拍，樂工的姿勢和畫上的一模一樣，方才信服。

此外，王維的詩歌，在盛唐的詩壇上，李杜之外，無與匹比，他的山水田園詩既得益於陶淵明的平淡自然，又繼承謝靈運的精工秀麗，並且詩風獨韻。藝術造詣之精湛，韻味風骨之高雅，融詩、書、畫、樂於一體，空山無人，水流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