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預論

一、惟元氣存

關於天地之起源問題。柳宗元曾作《天對》，以針對戰國時期屈原所著之《天問》之形式，闡發自己之看法。如曰：“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替暗，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暗暗，惟時何為?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盲焉!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這就是説。宇宙是悠遠渺茫，舉凡有關宇宙之起源創造的傳説。皆屬荒誕之謬論，其只不過是由混沌之元氣所構成，非有造物者之主宰。因此，從矇昧混沌到天地形成，皆為元氣之作用，故元氣才是宇宙之本源。而元氣在自然運動發展中;產生了陰陽和天地。他又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籲炎吹冷。交錯而功。”自注曰：“《谷粱子》雲：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他進一步的指出。天地萬物和陰陽二氣皆統一於元氣，亦由於陰陽二氣的“籲炎吹冷。交錯而功”，產生了千變萬化的世界萬物。又日：“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他明確的指出了天地之形貌，上而青色者為天，下而黃色者為地。茫茫處於天地之間者為元氣。亦即是説明了天和地。皆為元氣所構成。且元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至於日月星辰的安所繫屬。他則曰：“規毀魄淵，太極是屬。棋施萬熒。鹹是焉話。”。這就是説明了炎炎發光的太陽，圓缺變化的月亮。以及如棋分佈的眾星，皆是屬於太虛，也就是無所繫屬。這些觀點其實是吸收了“宣夜説”的看法而否定了“蓋天説”和“渾天説”者。視天為固體之形態的説法。也反映了唐代天文學的發展水平。但這種元氣的宇宙論。顯然的是汲取道家的天道自然之思想，他曾曰：“莊周言天日自然。吾取之”也繼承了荀子、王充的元氣自然論。荀子曾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天地間之物類生置無論是生物、非生物。乃至是萬物之靈的人類。其共同之處是“有氣”。亦即氣是天地人物共同之本源。又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列星隨旋。日月遞熠。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合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更表明了自然界中萬物的變化和生成，皆是陰陽二氣的交感合和所致，如星辰的運轉、晝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環、風雨的博施。無不是陰陽運動變化的結果。

漢代之王充亦有曰：“元氣，天地之精微也”“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天地合氣，萬物自生”“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説明了元氣是天地精微的本質。萬物皆是陰陽之和氣所耩成。

柳宗元承襲了的前人氣化宇宙觀的思想，亦認為天地萬物皆由元氣產生，因此。一切自然之現象都不是天或神的有意創造。只是一元混沌之氣的自然存在罷了，所以曰“唯元氣存，而何為焉?”至於元氣自身之運動規律又如何呢?他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動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磬幅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這就是説。山川乃天地間自然之產物，陰陽則為天地間流動之元氣，而元氣之流動、休止、聚集、流散、衢激、枯竭、崩裂、殘缺。皆是自身自然之運動，在廣大無際的天地中，陰陽之氣湧漫交錯其間，其聚會、分離、吸引、排斥猶如車輪織機般不停的運動，此種自然的規律。不依恃任何外在力量之主宰，亦即非有高於宇宙的人格神所主宰操縱。也決不以人類之意志為轉移。

此外。柳宗元又以為元氣是無始無終者，他曾日：“一氣遛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由於元氣是無始無終的，因而有了“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也述説了宇宙的無限性。宇宙的天，就其空間言，具有“東西南北，其極無方”的無限性;就其時間言，也是具有“漭灞非垠”的無限性。此種無垠元極。無邊無際，不停運轉的天體，無須棟宇繩柱之撐持，無所謂的青黃赤黑，亦無所謂的中央與八方，是“無中無旁”、“無限無隅”的。

二、天人不相預

在元氣惟存，氣化宇宙的'思想前提下。柳宗元視天為自然之物，天道只是按自然規律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在當時與好友韓愈有關天人問題的激辯中。他曾指出韓愈以為“天人相讎”之看法。是有激而為者。至於其真實之觀點，認為天是有意志、能賞功而罰過的看法，則深不以為的駁斥日：“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不謬矣。子而信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這就是説，天地、元氣、陰陽與果蓏、癰痔、草木一樣，皆是無知之自然物質，沒有什麼意志，不能賞功罰過。人事之功禍，皆由人自取。因此，希冀天地、元氣、陰陽來賞功罰過。或呼天怨地，以求上天之憐憫仁慈。皆是荒謬愚蠢之事。因此。主張“天人不相預”，而日：“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兇豊理亂出焉。”他肯定的指出，草木之生長繁殖，年歲之兇歉璺收。是天所造成的自然現象;而法制與動亂，是人為的社會現象。二者皆有其發展變化之規律，各司其職，各行其事，互不干預。這種天人相分的思想。不僅是駁斥了韓愈所主張的天能賞功罰過的天命論，也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同時承繼了荀子所謂的“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

三、天命和鬼神之否定

韓愈承襲了漢代儒學之天人感應的思想，宣揚道統天命論。以為“唐受天命為天子”對此柳宗元深不以為研的批判曰：“臣所貶州流入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也?臣日：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到向、揚雄、班彪、班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吉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其趣。”前文中點名批判了西漢以來儒家代表人物。除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主張帝王受命之符外：又有如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到向的《洪範五行傳》、揚雄的《劇秦美新》、班彪的《王命論》、班固的《典引》等，皆沿襲了董仲舒荒唐愚昧之天人感應思想，倡言符瑞之應，其特徵不外是根據神話傳説加以編造，然後於現實社會中故弄祥瑞以附會天命。

這種符命之説。好比“淫巫瞽史，誑亂後代”，故又嚴厲的斥曰：“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為詭譎闊誕，其可羞也”。這些有關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妄誕傳説。被附會為帝王受命於天的祥瑞，是荒誕無稽、詭詐誑騙的無恥行徑，也是當時門閥世族，作為維護其政治與經濟之特權地位的工具。尤其是自武則天以後。帝王大講祥瑞、符命。而為主張政治改革。反對宦官和藩鎮勢力的柳宗元深所不滿，他以為：“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地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能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説明了帝業之承轉，不在於天命。而在於民心之向背：吉慶之依據不在於仁德。是以統治者應明瞭喪仁恃祥，不能使國祚長久。因此，有為之君主，勿以天命、貞符、祥瑞之説來自欺欺人。當修己、行仁，以圖天下之長治久安。故曰：“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又曰：“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日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一再的強調了仁德之重要。説明“德昭者嗣，道怠者奪”、“非德不樹”的道理。

可見永貞革新失敗以後。柳宗元未放棄追求仁政的主張，為了唐朝的長治久安，雖身在貶謫，甘冒生命之危險。仍獻上《貞符》給憲宗皇帝。表明其“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的良苦用心。且極力批判屋來大儒的天人感應觀點。而力揚“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與仁、德、聖人之道相連結，實有其積極的進步意義。就其理論而言之，“受命不於天，於其人”，即是“受命於生人之意”，而與“受命於天”相對立。亦即是強調君權人授，取代君權天授用現實的世俗學説。取代幻想的神權神話。也就是其所謂的“勢”。他曰：“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在這裏。所盲的“勢”即是“生人之意”，是由眾人之願望所造成的客觀趨勢。柳宗元藉“勢”之範疇以解釋歷史之演變。指出封建制度歷經唐虞三代皆未能廢除，是由於形勢所不允許，秦以後設置郡縣制以取代封建制，也是歷史趨勢發展之必然。這種勢的進步史觀。是承繼荀子“治亂非天也”的思想。對於主張帝王受命於天及符瑞的君權神授思想。予以無情之批判，確有振襲發睛之效。然而“生人之意”。縱使是人民之意願。但未論及對人民之權利義務之具體保障，因此也無法對帝王產生現實之約束力，仁政也成為帝王對人民之恩賜。人民之權利仍無法獲得充分的保障，因此，“受命於生人之意”，未免流為空洞之理論罷了。或許是柳宗元囿限於時代之民主知識水平，而未能注意及此吧!

對於漢代儒者所編纂的《檀記》之《月令》，以宣揚“天人感應”的謬論，柳宗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檀》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遣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説，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其意以為《月令》中説，一年有十二個月，分七十二候，以此推測太陽之運行和氣候之變化。依四時寒暑。五行相生之序，以作為政令措施之準則。如春夏行賞，秋冬施刑等等。

於此，馮友蘭曾指出：《月令》是科學和宗教迷信的產物，柳宗元明確的區分了二者。其科學方面，以為是聖人之道，現行至今之農屠即承繼下來。至於其迷信方面。則應批判。所以柳宗元特別的強調指出。聖人之道不在推天引神。而在謀求利人備事。至於政令之措施。本當有“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之別，如農業之生產活動。固須有待於天時，以適應自然界之季節變化;而人類之社會活動。如舉賢與能。嚴明法制等，則與之無關矣!否則：“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是驅天下之人人於罪也”。可見以天人感應為理論根據。來作為政令刑罰之措施，是不切實際的。

若盲目的效法天行。而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以為“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款、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監興之異。女災、胎天傷、水火之訛，寇戎來人相掠、兵革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人堡、流亡遷徙之變”等等天罰。則元異是胡謅瞎的“瞽史之語”罷了。其實天是毫無意志的，他又日：“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須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黴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麗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這就是説明了冒霆雪霜。不過是陰陽之氣所化生的自然之物，非有意識而有心於物者，而木石無知無罪。亦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有意識者唯人。鼓吹着順時得天，企圖以受命於天。飯藉代天行使賞罰之美名，於刑以秋冬的謬論之外，復加以經、權之説。以遂其刑戮人民之目的。在此柳宗元又明白的揭示了其天人相分的觀點。天道只不過是無意識的自然之變化，而人類之社會活動才是有意識的作為。徹底的劃清了自然與社會的界限，天與人的區別，故欲人行大中之道，祛除天人感應思想之大惑。

四、迷信鬼神的反對

柳宗元在否定天命，批判天人感應思想的同時。也反對鬼神迷信，他曰：“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明白的指出，明者、智者是不迷信鬼神的，何況鬼神之事渺茫荒惑。不可捉摸，是以聰明睿智之士，不談論鬼神，亦不受人之誑騙愚弄。在《非國語》中，他更針對《國語》一書中，所主張的天命論及鬼神迷信的荒誕怪異之説，摘取六十七條加以辨析駁斥，其目的不外是要人擺脱迷信困惑，“以救世之謬”。因此，對於鬼神之態度。他則指出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聖人是不推天引神的。好比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要人物追尋怪異予以神化。物引用天命以示高超。又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微乎?”嗍這就説明了人之所以求神賜物迷信鬼神，其實是人力表現不足。無法解決問題之故，如果能足乎道，掌握道之規律，人力即可足以支配自然。也就是要以人道，對抗超自然的神。

因此，人之迷信鬼神是本身虛怯無道之故。所以當《國語》載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內史過則主張應“奉犧牲粢盛玉帛王獻焉”。柳宗元則稱“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陽。他甚至否認有鬼神之存在，而曰：“餘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蠟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倪。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倪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清楚的指出蜡祭。自古有之，《禮記》中亦曾論及，其本義為“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也就是收成好之地方。其神方受祭祀。若其地發生災害而谷不熟。則黜其神不予祭祀。所以聖人設蜡祭之祀。目的不在祭神。而在教戒那些昏庸無能、橫行霸道、不盡職守的地方官吏。而關於神之形貌，饗之有無。皆屬荒誕無稽。虛無縹渺，難以捉摸之事。

至於倡育鬼神者，好用卜筮、祭祀、占夢等迷信。柳宗元亦反對曰：“卜者，世之餘技也，道之所無用也。”“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此文中透過對《國語》之批判。直斥佔h是“世之餘技”。無益於治道。祭祀只不過是藉以佐世教化而已。而夢乃是人魄動氣蕩所產生的幻像罷了。皆是好事者之所為，其“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

然而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以後。身謫瘴癘之地，隱忍含憤，幾至於死，在艱苦的處境中，偶而也流露了對天命鬼神思想的迷信，或指革新之失敗為“鬼神交怒”，稱“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或冀盼得歸鄉間。以立家室。而慨言“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或在海內欣欣怡愉之際。感慨自己文論陷如此，以為“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這些潰楚的吶喊，陳述了他不幸的遭遇，好似肯定了天命鬼神之存在。其它又有如曰：“天厚黃德，狙獷服”、“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虞帝耄期，承順天脣，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等等，無論是貶謫之後內心傷懷的反映。或是投於時君所好之作。或是其它上疏朝廷之表狀，偶亦略採了傳統天命、鬼神之説，因而構成了其思想體系的矛盾，然而這些思想不能代表柳宗元天人思想的實質。

在儒學的天人關保理論中，天命論確實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也是統治君主所提倡的官方哲學。就帝王而盲，莫不藉以宣揚君權天授的思想，確實有加以檢討否定之必要。柳宗元汲取了道家的自然觀，和承襲了荀子、王充的元氣自然論，去解釋自然之現象。將至高無上的天。揭示其為自然之物的本來面目。主張天人不相預。這種天道自然的觀點，否定了傳統儒家藉以維護舊秩序之天命論，也應是柳宗元在政治上主張改革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