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傳記散文特點

導語：柳宗元是中唐時期傑出的文學家，其傳記散文突破了史傳成法，為中唐後的傳記文發展開闢了新道路。

一、柳宗元傳記散文的概況

柳宗元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創作了大量的詩文辭賦，其文學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僅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山水遊記，還寫出一些別具特色的傳記文，為中唐後的傳記文發展開闢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寫的碑、行狀、墓誌等帶有傳記性質文章都歸入傳記文學，將近有六十多篇。這些傳記依據題目形式和內容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明確標記“傳”的文章，如《郭橐駝傳》、《宋清傳》、《李赤傳》等;另一類不明確標記“傳”，卻有鮮明傳記性質的文章，如《段太尉軼事狀》、《捕蛇者説》等。

二、柳宗元傳記散文在內容上的特點

柳宗元的傳記文繼承了司馬遷人物傳記文《史記》的“真實性和思想性的統一”傳統，在其中摻入了自己的褒貶態度，“借傳言志”並“以傳明道”。

1、借傳以言志

柳宗元以傳記言己之志，可從他所做傳記文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內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據所居地可分為三時期：長安時期、永州時期、柳州時期。其傳記文也可依此分為三階段：《郭橐駝傳》和《梓人傳》作於長安時期;《宋清傳》、《李赤傳》等作於永州時期;《童區寄傳》則作於柳州時期。

柳宗元居長安時期，在朝為官春風得意，鋭意改革，關心國家政治，故寫《梓人傳》和《種樹郭橐駝傳》來表達其吏治理想。《梓人傳》中將木匠統籌規劃的方法聯想到宰相治國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製也”。《郭橐駝傳》則以種樹之理喻為官治國之理，文中所説“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等，表明為官治國應順應百姓需要，滿足後者的勞作規律，不繁政擾民以達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傳以明道

柳宗元對傳記散文上的發展體現在“借傳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領古文運動時的一大綱領。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到《寄許京兆孟容書》提到“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及《時令論》中“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人”。可見他的“道”即為輔時及物，匡世濟民的理想。他通過以下兩方面來表達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醜惡”來宣揚他輔時及物，匡世濟民之道。如《郭橐駝傳》表面寫種樹實際寫為官治國應政令繁簡，實則暗諷當時統治者的繁令擾民;《捕蛇者説》則血淋淋地揭露統治者的殘酷剝削;《河間傳》更通過一個受到迫害的賢良淑惠的純潔姑娘的'悲慘遭遇來批判當時混亂不堪的社會風氣;《李赤傳》通過寓言形式來揭露當時貪官污吏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形象。這些傳記都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上至揭露統治者的殘酷統治，下至批判民風不純。這些須得極大的勇氣寫出的文章，歸功於他對“道”的堅持。正如他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所説：“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懼尤大也”、“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三、柳宗元傳記散文在藝術上的特點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為傳記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傳記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來描寫歷史現狀，但柳宗元卻將傳記文從史實中解放出來，將傳記文提高到與詩詞賦等高的文學地位。柳的傳記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學性，主要表現在虛實結合和小説化傾向兩方面。

1、虛實結合的藝術手法

傳記文學的生命在於史的真實，但柳的傳記文卻不乏虛構成分，這些虛構成分不但沒有給文章減色，反而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如其在內容上的虛構：《郭橐駝傳》中虛擬出作者與郭橐駝的對話，來引出養民與種樹相通的道理，這種以實帶虛的方式恰好點明瞭文章的主旨。《李赤傳》中柳引入虛擬的“鬼神”到傳記文中，借用李赤迷戀“廁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會以醜為美，自甘墮落的氛圍，並進一步批判培育這種不良觀念的社會大環境。另外，其傳記文在藝術構思上也偏於虛構，如《李赤傳》中即是用先虛後實的表現手法，以虛擬蟲子的形象引出後文中寫人的實。

2、小説化傾向

柳宗元傳記文小説化傾向也是其具有文學色彩的一個重要表現。他的小説化傾向表現在善於利用矛盾衝突來展現人物形象。《童區寄傳》中在寫到區寄利用盜賊分開之機殺死在睡覺的賊，讀者原以為他可以藉此逃脱時，柳宗元文筆一轉，描寫了原先離開的盜賊趕回的情節，讓矛盾衝突陡然緊張。可見其情節矛盾一層緊接着一層，人物性格則不斷在矛盾衝突中展現，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畫圓滿。

四、結論

綜上來看，柳宗元傳記文的特點在不同時期的其出發點都是關心國家前途命運，即“借傳言志”;其文章表現了柳宗元借傳明道、輔時及物的理想;採用虛實結合的寫作手法更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社會黑暗原貌，給人們以反思警醒;小説化傾向的特點與古文運動的宗旨一脈相承，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