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散文特色

劉禹錫在散文創作上也很有建樹，在其傳世文集中除了大量詩作外，還保留有很多散文作品，大家知道劉禹錫的散文特色是什麼嗎?

劉禹錫，是中唐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一生以其詩歌創作聞名於世，而劉禹錫在散文創作上也很有建樹，在其傳世文集中除了大量詩作外，還保留有很多散文作品，僅從數量上來看，散文篇數佔整體創作的三分之一，其散文功力也是非常卓著的，如《舊唐書》中説：“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唐故中書侍郎平章韋公集紀》中李翱稱“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由此可見前代文人對劉禹錫散文創作是肯定和推崇的。

散文研究現狀

劉禹錫的散文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有相當可觀的成績。其傳世的近千餘首詩文中，文的創作近三百篇，佔總創作量的三分之一。劉氏的散文在議論方面，大都説理透闢，論證充足，詞鋒犀利，雄健流暢，記敍與描寫方面又能做到文情並茂，生動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説劉禹錫的散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除一些應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長篇巨論或精簡短小的作品，多數意味深厚，引人人勝。

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對於劉禹錫的散文研究還只是一些單篇論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驥在《寧夏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劉禹錫散文略論》[1]，1998年馬來西亞學者林水在《唐代文學研究》上發表的《劉禹錫散文成就》[2]，2007年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上發表的《體式風潮個性――劉禹錫散文新論》[3]，以及2010年福建師範大學蘇文根的碩士畢業論文《劉禹錫散文研究》[4]。而這些論文從劉禹錫散文的風格、思想、成就方面論述劉禹錫散文的價值，都有一定的學術意義，當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綜合歷代大家和當前學者對於劉禹錫詩文的研究，目前對於劉禹錫散文的發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劉禹錫生平、年譜的編纂

對於劉禹錫生平年譜的考察始於20世紀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風》上發表的《劉禹錫》對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後對於劉禹錫生平的研究開始深入，1960年敬堂發表了《關於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1963年又出版了《劉禹錫年譜(簡編)》，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編著的《劉禹錫年譜》，對劉禹錫生平經歷和大部分詩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對於劉禹錫編年研究的熱潮，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相關論文，如吳在慶《卞著<劉禹錫年譜>辨補》[5]等文。此外，近年來在所出版的劉禹錫文集，全集，評傳等著作中逐漸將劉禹錫生平年譜附錄，進一步完善了劉禹錫年譜的編輯考察，如2003年由陶敏、陶紅雨編著的《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6]就是這方面的佳作。

綜合歷年來對於劉禹錫年譜的編校整理，問題主要集中在劉禹錫的籍貫、家世和年齡上，其爭議的原因在於史料記載的差異，首先，對於劉禹錫的籍貫，《舊唐書》本傳稱為“彭城人”，而《新唐書》本傳則稱：“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蘇徐州，而中山則是今天的河北唐縣，由此引發籍貫的爭議。其次，關於劉禹錫的家世，在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中自稱系出“漢中山靖王劉勝”，後有以胡姓“劉亮”為七代祖，前後不一，而產生矛盾。再次，關於劉禹錫的年齡，《舊唐書》本傳稱“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而《新唐書》本傳則稱“卒於七十二”由於記載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學者的論戰。

　2、交遊情況的考察

劉禹錫一生為官，歷經數朝，宦海沉浮，期間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對於劉禹錫交遊情況的考察除了依據劉禹錫年譜外，還有一些專門的論文論及，如卞孝萱的《劉禹錫交遊新考》[7]，瞿蜕園的《劉禹錫交遊錄》[8]以及一些單篇論文，這些研究將劉禹錫的交友活動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韓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與劉禹錫“二十年來萬事同”，被看做是與劉禹錫交遊最為緊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從現有期刊上來看，相關論文十餘篇，如卞孝萱《試釋“二十年來萬事同”――劉禹錫與柳宗元交遊小考》，張春山《珠聯璧合兩知己――論柳宗元與劉禹錫的友誼》、陳瓊光《柳宗元與劉禹錫的關係》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汪政在《安徽文學》上發表的《劉禹錫、柳宗元散文題材比較》更是在劉禹錫與柳宗元的交遊的基礎上將二者在文學上的成就加以比較研究，從中展現相同貶謫經歷給劉柳二人帶來的影響。

此外，劉禹錫與韓愈的關係一直都是學界研究的焦點，在劉禹錫的《祭韓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將韓愈的.一生加以頌揚，但真實的情況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劉禹錫與韓愈――<劉禹錫的交遊>之一》陳克明《略論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的友誼和分歧》等，都從史詩的角度探求他們之間真正的關係。

　3、作品真偽的考辨

對於劉禹錫散文真偽問題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銘》上，因為此文在《文苑英華》和《唐文萃》上都沒有收錄，前代各種版本的劉集也沒有收錄，僅見於清人所編《古文觀止》，所以後人對其著作權提出異議。反對之聲首先來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劉禹錫年譜》中提出《陋室銘》非劉禹錫所做，1979年於北山引用北宋釋智圓《閒居編》中的材料，也認為此非劉氏所出。贊同《陋室銘》為劉禹錫所做的主要以吳汝煜為代表，吳汝煜在他的《談劉禹錫的陋室銘》中也提出，雖然《陋室銘》不見於前代各本劉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傳，其可靠程度決不再本集之下，並從《陋室銘》的思想內容、劉禹錫的經歷和詩歌作品找出根據加以佐證。一時間，學界對於《陋室銘》的真偽以及歸屬問題展開的激烈的討論。而隨着《陋室銘》真偽問題的產生和升温，也帶來了一系列相關討論，其中最主要的則是對於《陋室銘》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這些由於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所以尚難定案。

除了散文真偽問題的考辨外，劉禹錫的一些詩歌也存在作者歸屬的問題，如《楊柳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