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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華音-蔣勛説唐詩之李商隱

晚唐的華音-蔣勛説唐詩之李商隱

【導讀】李商隱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温庭筠合稱為“温李”。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説。

晚唐的華音-蔣勛説唐詩之李商隱

晚唐與南唐是文學史上兩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有很特殊的重要性。

在藝術裏面,大概沒有一種形式比詩更具備某一個時代的象徵性。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們在讀李白詩的時候,總是感到華麗、豪邁、開闊。“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這種大氣魄洋溢在李白的世界中。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最喜歡的詩人就是李白。但這幾年,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在寫給朋友的詩裏面,李商隱與李後主的句子越來越多。我不知道這種領悟與年齡有沒有關係,或者説是因為感覺到自己身處的時代其實並不是大唐。寫“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這樣的句子,不止是個人的氣度,也包含了一個時代的氣度。我好像慢慢感覺到自己現在處於一個有一點兒耽溺於唯美的時期。耽溺於唯美,就會感覺到李白其實沒有意識到美。他看到“花間一壺酒”,然後跟月亮喝酒,他覺得一切東西都是自然的。經過安史之亂以後,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已經變成了傳奇,唐玄宗的故事變成了傳奇,武則天的故事變成了傳奇,楊貴妃的故事也變成了傳奇。杜甫晚年有很多對繁華盛世的回憶;到了李商隱的時代,唐代的華麗更是隻能追憶。

活在繁華之中與對繁華的回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狀態。回憶繁華,是覺得繁華曾經存在過,可是已經幻滅了。每個時代可能都有過極盛時期,比如我們在讀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時候,大概會感覺到作者家族回憶的重要部分是上海,他看到當時台北的“五月花”,就會覺得哪裏能夠和上海的“百樂門”比。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上海,很好奇地去看百樂門大舞廳,還有很有名的大世界,覺得怎麼這麼破陋。回憶當中很多東西的繁華已經無從比較,只是在主觀上會把回憶裏的繁華一直增加。我常常和朋友開玩笑,説我母親總是跟我説西安的石榴多大多大,很多年後我第一次到西安時,嚇了一跳,原來那裏的石榴那麼小。我相信繁華在回憶當中會越來越被誇張——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那是一個人生命裏最好的部分。我對很多朋友説,我向你介紹的巴黎,絕對不是客觀的,因為我二十五歲時在巴黎讀書,我介紹的“巴黎”其實是我的二十五歲,而不是巴黎。我口中的巴黎大概沒有什麼是不美的,因為二十五歲的世界裏很少會有不美好的東西。即使窮得不得了,都覺得那時的日子很漂亮。

晚唐的靡麗詩歌,其實是對於大唐繁華盛世的回憶。

幻滅與眷戀的糾纏

我想先與大家分享李商隱的《登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首詩只有二十個字,可是一下就能感覺到歲月已經走到了晚唐。詩人好像走到廟裏抽了一支與他命運有關的籤,籤的第一句就是“向晚意不適”。“向晚”是快要入夜的時候,不僅是在講客觀的時間,也是在描述心情趨於沒落的感受。晚唐的“晚”也不僅是説唐朝到了後期,也有一種心理上結束的感覺。個人的生命會結束,朝代會興亡,所有的一切在時間的意義上都會有所謂的結束,意識到這件事時,人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當我們覺得生命非常美好時,恐怕很難意識到生命有一天會結束。如果意識到生命會結束,不管離這個結束還有多遠,就會開始有幻滅感。因為覺得當下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在這個不確定的狀態中,會特別想要追求剎那之間的感官快樂與美感。

白天快要過完了,心裏有一種百無聊賴的感覺,有一種講不出理由的悶,即“意不適”。晚唐的不快樂絕對不是大悲哀。李白的詩中有號啕痛哭,晚唐時只是感覺到悶悶的,有點淡淡的憂鬱。在杜甫或李白的詩裏都可以看到快樂與悲哀之間的巨大起伏;可是在李商隱的詩裏,你永遠看不到大聲的吶喊或者呼叫,他就算要掉淚,也是暗暗地在一個角落裏。“不適”用得非常有分寸,這種低迷的哀傷瀰漫在晚唐時期,形成一種風氣。

這種講不出的不舒服要如何解脱呢?“驅車登古原”,用現在的語言來講,就是去散散心吧,疏解一下愁懷。樂遊原是當時大家很喜歡去休閒娛樂的地方,這裏用了“古”字,表示這個地方曾經繁華過。

曾經繁華過,現在不再繁華,作者的心情由此轉到“夕陽無限好”——在郊外的平原上,看到燦爛的夕陽,覺得很美。“無限”兩個字用得極好,講出了作者的嚮往,他希望這“好”是無限的,可是因為是“夕陽”,這願望就難免荒謬。夕陽很燦爛,但終歸是向晚的光線,接下來就是黑暗。詩人自己也明白,如此好的夕陽,“只是近黃昏”。二十個字當中,李商隱不講自己的生命,而是描寫了一個大時代的結束。

這首詩太像關於命運的籤。大概每一個人出生之前就有一首詩在那裏等着,一個國家、一個朝代,或許也有一首詩在那裏等着。晚唐的詩也可以用這二十個字概括。已是快入夜的時刻,再好的生命也在趨向於沒落,它的華麗是虛幻的。從這首詩裏面,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李商隱的美學組合了兩種完全不相干的氣質:極度華麗,又極度幻滅。通常被認為相反的美學特徵,被李商隱融會在了一起。

李商隱的很多哀傷的感覺都是源於個人生命的幻滅,可以説是一種無奈吧;感覺到一個大時代在慢慢沒落,個人無力挽回,難免會覺得哀傷;同時對華麗與美又有很大的眷戀與耽溺,所以他的詩裏面有很多對華麗的回憶,回憶本身一定包含了當下的寂寞、孤獨與某一種沒落。這有點兒類似於白先勇的小説,他的家世曾經非常顯赫,在巨大的歷史變故之後,他一直活在對過去的回憶裏。那個回憶太華麗,或者説太繁盛了,當他看到自己身處的現實時,就會有很大的哀傷。他寫的“台北人”,某種程度上是沒落的貴族。同時生活在台北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正在努力白手起家,與白先勇的心情絕對不一樣。晚唐的文學中有一部分就是盛世將要結束的最後輓歌,輓歌是可以非常華麗的。

在西洋音樂史上,很多音樂家習慣在晚年為自己寫安魂曲,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們寫安魂曲的時候,那種心情就有一點像李商隱的詩,在一生的回憶之後,想把自己在歷史中定位,可是因為死亡已經逼近,當然也非常感傷。在西方美學當中,將這一類文學叫作“décadence”,“décadence”翻譯成中文就是“頹廢”。一般的西洋文學批評,或者西洋美學,會專門論述頹廢美學,或者頹廢藝術。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波特萊爾的詩、魏爾倫的詩、蘭波的詩,或者王爾德的文學創作,都被稱為“頹廢文學”或者“頹廢美學”。還有一個術語叫作“世紀末文學”,當時的創作者感到十九世紀的極盛時期就要過去了,有一種感傷。

“頹廢”這兩個字在漢字裏的意思不好,我們説一個人很頹廢,正面的意義很少。我們總覺得建築物崩塌的樣子是“頹”,“廢”是被廢掉了,可是“décadence”在法文當中是講由極盛慢慢轉到安靜下來的狀態,中間階梯狀的下降過程就叫作“décadence”,更像是很客觀地敍述如日中天以後慢慢開始反省與沉思的狀態。這個狀態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在極盛時代,人不會反省。

回憶也許讓你覺得繁華已經過去,如果是反省的話,就會對繁華再思考。用季節來比喻更容易理解。比如夏天的時候,花木繁盛,我們去看花,覺得花很美。秋天,花凋零了,這個時候我們回憶曾經來過這裏,這裏曾經是一片繁花,會有一點感傷,覺得原來花是會凋零的。這其中當然有感傷的成分,可是也有反省的成分,因為開始去觸碰生命的本質問題。所以我們説李商隱的詩是進入秋天的感覺、黃昏的感覺,在時間上他也總是喜歡寫秋,寫黃昏。

王國維説,人對於文學或者自己的生命,有三個不同階段的領悟。他覺得人活着,吃飯,睡覺,談戀愛,如果開始想到“我在吃飯,我在睡覺,我在談戀愛”,開始有另外一個“我”在觀察“我”的時候,是季節上入秋的狀態。他曾經説人生的第一個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西風”就是秋風,“凋碧樹”,風把綠色的樹葉全部吹走了,所以樹變成了枯樹。一個人走到高樓上,“望盡天涯路”。樹葉都被吹光了,變成枯枝,才可以眺望到很遠很遠的路,如果樹葉很茂密,視線會被擋住。一個年輕小夥子在精力很旺盛的時候,反省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他正在熱烈地追求生活。可是生活並不等同於生命,當他開始去領悟生命的時候,一定是碰到了令他感傷的事物。他開始發現生活並不是天長地久的繁盛,這個時候他會對生命有新的感悟。王國維描述的第一個境界就是把繁華拿掉,變成視覺上的“空”,我想這與李商隱在“驅車登古原”時所看到的燦爛晚霞是非常類似的。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過這樣的生命經驗,在某一個白日將盡的時刻,感覺到某一種説不出來的悶。它絕對不是大痛苦,只是一種很悶的感覺,如果到西子灣去看滿天的晚霞,你看到的絕對不止是夕陽,更能看到自己內在生命的某種狀態。

當詩人看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時,有很大的眷戀,沒有眷戀,不會説夕陽無限好,就是因為覺得生命這麼美好,時代這麼美好,才會惋惜“只是近黃昏”。這兩句詩寫的是繁華與幻滅,捨不得是眷戀,捨得是幻滅,人生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糾纏。如果全部舍了,大概就沒有詩了;全部都眷戀也沒有詩——只是眷戀,每天就去好好生活吧!從對繁華的眷戀,到感覺到幻滅,就開始捨得。我覺得李商隱就是在唯美的捨得與捨不得之間搖擺。

很多人有一種誤會,認為晚唐文學太追求對華麗的耽溺與對唯美的眷戀,有一種詞彙上的堆砌。我一直覺得李商隱的詩並不完全如此,大家在讀《暮秋獨遊曲江》的時候,可以很明顯看到李商隱的詩非常貼近白話,他甚至不避諱使用重複的句子。

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

“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就是用了重疊的手法。他講看到了荷葉,荷葉在春天生長,荷葉在秋天枯萎,這只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本身並沒有主觀的愛恨在裏面。可是詩人的個人主觀性加了進來,所謂“春恨生”、“秋恨成”中“恨”的主體都是詩人自己,正因為詩人有自己的執着,沒有辦法將這些當作客觀世界中的一個現象。

詩人的多情是他自己加入的,荷葉生或者枯都與感情無關。詩人也許會回頭來嘲笑自己情感太深,投射在荷葉的生與枯中,恨春天的來與秋天的去。客觀的歲月的延續,加入了詩人主觀的“恨”,所以他有點嘲弄地講自己“深知身在情長在”,領悟到只要自己的肉體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遠存在,對於這種情感是沒有辦法完全捨得的。他對於美,對於自己所耽溺的這些事物,永遠沒有辦法拋棄掉,“情”是與肉體同時存在的。

所以,詩人開始“悵望江頭江水聲”。這其中有些悵惘,有些感傷,還有期待與眷戀。“江水聲”是描述江水流過的聲音,當然也是在講時間。中國文化中從孔子開始用水比喻時間——“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李商隱在這裏也是用江水來指代時間,在無限的時間當中,難免多有感觸。如果與李白、杜甫相比較,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在李商隱的晚唐世界當中,人開始沉靜下來。我不覺得這種沉靜全都是悲哀,還有一種繁華將盡時的沉澱感。大唐盛世就像是漫天都撒滿了金銀碎屑,非常華麗,現在這些都慢慢飄落下來,所以我覺得更準確的概括是“沉澱”。

晚唐是大唐繁華的沉澱,在這種沉澱當中,還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繁華在降落。另一方面詩人開始比較安靜地去面對繁華,繁華當然可能真的是虛幻,其實虛幻本身也可能很華麗。在李商隱的世界當中,他對於大唐世界的描繪充滿了華麗的經驗,可是這些華麗的經驗彷彿就是一場夢,剎那之間就過去了。安史之亂後,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變成了流傳在民間的傳奇,街頭的人在講着當年虢國夫人遊春的時候是何種繁華勝景,宮裏面頭髮都白了的宮女,講當年唐玄宗年輕的時候如何如何,楊貴妃年輕時候多美多美,“白頭宮女在,閒坐説玄宗”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李商隱寫的繁華是過去了的繁華,他自己已然不在繁華中了。

晚唐的詩歌很有趣,是繁華過了以後對繁華的追憶,等於生命同時看到荷葉生與荷葉枯,眷戀與捨得兩種情感都有,這其實是擴大了的生命經驗。如果生命只能夠面對春夏,不能夠面對秋冬,也是不成熟的生命。我們應該瞭解生命的本質與未來的走向,如果在眷戀荷花盛放的時候,拒絕荷花會枯萎這件事情,是不成熟的。在生命裏最眷愛的人,有一天也會與我們分別。明白了這些,情感可以更深。從這個角度去看晚唐文學,能夠看到這一時期的創作者對人生經驗的擴大。盛唐時期像青少年,太年輕,年輕到不知道生命背後還有很多無常在等着。李商隱是一位很驚人的藝術家,他竟然可以將生命的複雜體驗書寫到這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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