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文章藝術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省沁陽市）人。晚唐著名詩人，和杜牧合稱“小李杜”。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李商隱的文章藝術，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李商隱的文章藝術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積之孫”，他也自稱“我係本王孫”。然而，源自皇室的尊貴血統並沒有讓他的人生仕途一帆風順。他身懷經世治國的雄心大志，然而仕途不順，雖早年得到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賞識，“奇其文，使與諸子游”，又“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後又得王茂元喜愛，成為愛婿。由於令狐楚、王茂元二人各為牛李兩黨要人，處於二者之間的李商隱雖無心黨爭卻無辜受累，導致其一生都在各個幕府間以幕僚的身份輾轉流徙，“名宦不進，坎坷終身”，滿腹經綸終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雖兩次入京為官，但祕書省校書郎和太學博士與他在幕府中擔任掌書記的工作並沒有什麼區別。他以文入仕，以文終仕。他將不得志的苦悶愁情傾瀉在所寫的文章中，一生寫了無數的文章，卻大半“火灼墨污，半有墮落”。但他的文章帶有他個人的生命痕跡和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他藝術生命的重要成分，值得後人仔細研究。

李商隱的文章大部分是駢文，是他在幕僚生涯中應他人要求或出於自己的需要而創作的;而他的古文只有極少數，但“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所以古文也具有很重的分量。但歷代以來的研究者大都重詩而輕文，造成後人只知有“玉溪詩”而不知有“樊南文”的狀況。

一、剛勁、獨特的散文(古文)

樊南文的主體雖然是駢文，但從李商隱的一生和寫作經歷來看，他最早是從古文開始寫作的，並且成績很好。在古代文學史教材關於李商隱的講述中，對他的古文卻未曾提起過。這不管對李商隱的文學成就，還是對唐代古文的發展都是一個缺憾。李商隱的古文寫作是向他的堂叔父學習的。李商隱自幼喪父，他和弟弟便隨其堂叔父學習。他的這位堂叔父自幼通曉五經，擅長散文、古體詩、文字學和書法，對盛行的駢文和近體詩都不感興趣，對功名利祿毫無興趣。李商隱對這位學識淵博、品行高潔的叔父極為尊敬。且由於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和駢文在唐代的衰落，除公文以外的日常寫作都通行散文。李商隱在這兩種情況的影響下，自幼就寫得一手好古文。但由於他十六、七歲時轉而跟令狐楚學習今體文而中斷了古文的寫作，對所作古文又缺乏整理，使得原本就為數不多的散文流傳下來的就更少，連其成名之作《才論》《聖論》都散佚不見了。流傳下來的只有《李長吉小傳》《白傅墓誌銘》等少數幾篇。李商隱的古文雖然數量少，但藝術成就很高。其中為李賀所作的《李長吉小傳》可以作為一個代表。在這篇小傳中，李商隱對李賀形貌的描述用筆極為簡約：細瘦、通眉、長指爪。字雖少，但卻抓住了李賀最突出的特點：極瘦，眉毛幾乎相連，指爪很長。李賀的形貌隨着這三個詞而活現在紙上。接着，敍述了李賀隨時收集字句作詩，活畫出一個詩人的神韻。二者結合使得李賀形神兼備。最後描述了李賀臨死後入天庭為官的事情為這位詩人的人生添加了神祕而傳奇的色彩，既包含了對李賀的祝願和安慰，又隱含了對讓李賀不得志的現實世界的諷刺。而最後的議論將惋惜和諷刺表達的更為直接，令人自然地聯想到他的詩歌：“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筆鋒凝練犀利，語淺而意深。他的另外兩篇小品文《齊魯二生》(《程驤》《劉叉》)描寫了一個因知曉家財是不義之財而散盡家產，自力更生的程驤和一個任俠用氣最後卻折節讀書但始終任性高傲的劉叉。故事精練而寓意深刻，體現了李商隱對高潔的品性的讚賞。

對於李商隱的這些古文，章學誠在《李義山文集書後》稱：“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他的古文不僅精練峭直，而且思想獨特“峭直剛勁，獨出機杼，鋭不可擋，駁盡世俗定見，直抒胸臆。”如他在《上崔華州書》中的“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耶?盍愚與周公，孔子具身之爾。以是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就大膽地提出為文不拘泥經史聖賢，重在親身體會的道理。這也是他的文章能流傳千古的原因。這種不迷信聖賢，敢針對聖賢提出異議的觀點在《讓非賢人事》一文中針對孔子的“禮讓”提出賢人應該當仁不讓而更加明確。

二、華麗而有氣勢的駢文

駢文是李商隱一生耗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文體，是樊南文的主體。李商隱寫作古文是由於其堂叔父的教導和影響，而他走上駢文的寫作道路既有客觀的原因，又有主觀的原因。

得令狐楚賞識和提拔不但是李商隱人生的轉折點，更是他開始駢文寫作的始因。駢文在唐時雖然由於古文運動的影響處在逐漸的沒落中，在日常寫作中已不常用，但卻始終是晚唐官場唯一通用的公文文體。令狐楚身居高位，擅長今體文的技巧。李商隱因出眾的才華被令狐楚賞識而跟隨其左右，令狐楚將駢文的寫作技巧盡相傳授。李商隱非常感激令狐楚的教導，為此在他的詩中寫到：“自蒙半夜得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並且自此後在駢文寫作上不能自拔，連他的弟弟要他再寫古文的勸告都未曾聽從。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駢文本身的魅力所致。駢文是一種極為講究體式、韻律的美文，駢文精巧華美，幾乎可以作為一種藝術品。另一個原因是李商隱一心想躋身政治，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而駢文就成為他入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但李商隱的仕途並未因善文而像他的恩師令狐楚一樣平步青雲。因他在受恩於牛黨要人令狐楚後，又成為李黨的重要成員王茂元的東牀快婿和弟子。雖無心於黨爭，卻成為其中的犧牲品。他的一生只能是在各個幕府中輾轉做一個文字祕書式的人物。仕途的坎坷，於他自身是一場悲劇，卻成全了他的文學創作。這種悲劇式的成全除了表現在詩歌上外，還體現在了他的駢文創作上。

李商隱的駢文從寫作的目的和需要來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代人立言的公私文書;另一類是因自己的需要而作。李商隱奉命代人立言所作的文章佔駢文的很大一部分。這些文章都是一些表、狀、啟、牒等公文。對於輕視駢文的人來説，這種充滿官場套話的近乎僵化的文章更是沒有一點實用意義和價值。但李商隱的這一部分文章既具有實際的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這些公文每一篇都是應一個實際的需要而作：如令狐楚、王茂元等人臨死時要李商隱寫的遺表就是向朝廷提出最後的諫議，表達最後的忠心;又如代華、陝二州所作的賀表是為了恭賀會昌改元，大赦天下的喜事而作;再如檄表《為濮陽公與劉稹書》勸誡叛軍，宣揚軍威……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駢文本身就具有字詞句方面的約束，又是代人而作，所以在寫作時所受的約束就更多，展示才華的機會很少。但李商隱卻能將自己的感情與所代之人的情緒合二為一，以“感同身受”的角度着筆，化呆板為典雅而得體。在這種“別人的文章”中他還能巧妙的用別人的話抒自己的懷。如在前面所提的遺表中，借恭賀之際提出希望朝廷撫卹蒼生、舉賢任能的建議。一方面是借別人的口發自己對政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才能能得到賞識，有一展才華的機會。這是李商隱有才而不得伸卻又不甘埋沒時唯一可以做的。對於當時發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他敢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在《代彭陽公遺表》中希望朝廷可以“昔加鴻造，稍霽皇恩”使甘露之變以來被貶戮的人“歿者昭洗雲雪，存者濡以雨露”。就是這些極有見地的語言使這些公文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這一類文章在樊南文中最講究技巧：極工於隸事用典，極講究對偶音律、辭藻華麗，可以説是標準的駢文樣式。這類文書主要是官場文書，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另一類為別人所作的私人文書如《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啟》《太尉衞公會昌一品集序》則表達了他對已失勢的李德裕的尊敬，毫不畏懼因此而惹怒權貴，體現了他正直高潔的品性。他的這種清高正直，不向權貴獻媚邀寵的品格也體現在他向當權者陳情希望得到眷顧的書信中，這種氣格使文章的格調提高，沖淡董乃斌所認為的“格卑氣弱”之感。

李商隱出於自己的需要而寫的駢文包括書信和祭文。這些書信有如前所提到的陳情文如《上令狐相公狀》，有表達他文學觀點的如《獻侍郎鉅鹿公啟》，有表達夫妻情深，婉謝贈美之情的《上河東公啟》。這些文章由於是書信式的格式，所以不如他奉命所作的公文那麼講究用典，顯得自然樸實。但仍是以駢文為主，間或加以散文句式，使文章顯得更靈活。駢散間雜的句式融敍事、説理、抒情於一體，“敍述則疏宕有致，説理則精闢無累，抒情則悽婉動人。”駢文在李商隱的手中顯得如此的精巧華美，其重要的原因是李商隱高妙的詩歌技巧對文章創作的深刻影響。駢文和詩歌在形式和要求上有一定的共同點：講究節奏韻律，注重對仗、用典。李商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尤其精於律詩、絕句。所以錢鍾書先生獨到的提出樊南文與玉溪詩消息相通的觀點。駢文有詩歌的語言、情韻，如“彭澤無弦，不從繁手;汗陰抱甕，寧取機心?”就是兩句對仗工整的詩歌句子，語言如詩歌語言一樣的凝練，節奏明朗。類似的例子在李商隱的駢文中是極為常見且精巧的。他的這種以詩歌的手法寫駢文的創作方法使他的駢文具有獨特的風格。

祭文雖然在駢文中的數量極少，但它卻是駢文中的精華，是李商隱駢文中最為所人稱道的。孫梅在《四六叢話》中高度評價道：“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 ，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可見，李商隱的祭文是以文辭清麗，感情哀涼而濃烈得勝。他的祭文也用典較少，駢散間有，使得抒情敍事更加淋漓盡致。

令狐楚和王茂元都對李商隱有重大的恩情，因此兩人的死令李商隱備感哀傷。《奠令狐相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便以二人對他的知遇之恩為載體，抒發了他的哀悼之情，深沉而又濃烈。他的祭親人的文章是感情最豐富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一文在他的駢文中可算一個特例：通篇不用一典，全用白描的手法來抒發“倍切他人”的“猶子之誼”。以近乎父親的口吻回憶小侄女“四年方複本族”卻於數月後即死去，當看到仍活着嬉戲玩耍的其他侄子時，懷念的思緒更濃。濃厚的感情使作者將死去的.小寄寄仍當做活着看待，因此不由得擔心她“朝飢誰抱，暮渴誰憐”，給予她“華彩衣裳，甘香美食”。這種生卻不能相見的傷痛更勝過死別之痛，讀來令人肝腸寸斷。《祭裴氏姊文》則突出體現了他的“樊南窮凍”的遭遇，在對姐姐的祭文中加入了他身世坎坷的經歷，使人更能體會到亂世之中相依相偎的親人失去時那種猶如“斷手解體”的痛。

李商隱的三類駢文各有各的特色：奉命代人立言之作以隸事用典為最大特色;私人書信以靈活清麗為特點;祭文則以情為勝，用情動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後人稱道，具有一定的價值，除了高超的文學技巧外，還因為這些文章中時時處處都有李商隱的思想、情感、靈魂。如在奉命之作中見縫插針式表達自己的政見，私人信件中所表現的“樊南窮凍”。

李商隱的駢文雖一度被冷落，但在駢文史上卻具有獨特的價值，因而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孫梅評為“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影響極為深遠，近到宋初流行三四十年的“西昆體”，遠至清代的駢文創作，被清代文人認為是駢文的經典。唐代是駢文漸趨沒落的時代，而李商隱使駢文重新發出生機。他“融合了徐、庾和陸贄兩派所長，既多用事典以避免直言，又要兼具敍事與抒情兩種技巧”，被認為是駢文的第二次改革。

拓展資料：李商隱的生平

李商隱(公元813—858)，男，漢族，字義山，故又稱李義山，號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邠國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轄沁陽市、博愛縣)，生於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太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引為幕府巡官。25歲進士及第。26歲受聘於涇源節度使王茂元幕，闢為書記。王愛其才，招為婿。他因此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後，李商隱便在牛李兩黨爭鬥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於各藩鎮之間當幕僚，鬱郁而不得志，後潦倒終生，46歲便憂鬱而死。

晚唐詩歌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個高峯，是晚唐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並稱“小李杜”。李商隱又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與温庭筠合稱為“温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裏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説。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後抑鬱寡歡而死，死後葬於鄭州滎陽(今滎陽苜蓿窪村)。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傳。有《李義山詩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張採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2]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治今陝西富平西北)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今屬河南)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屬河南)縣令。

生卒年考

商隱生年，馮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説，張採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説。這是當今學者通常採用的説法。大部分學者贊成的是馮浩説，其最主要的是文選《上崔華州書》所云：“中丞閣下：餘生二十五年矣。”馮浩題注曰：“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為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銜，固有中丞閣下之稱。”書上於開成二年(837年)春初，詩人二十五歲。以此上推商隱生於元和八年。至於卒年，關涉詩人晚年行蹤和創作，尤須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揹負上了撐持門户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憂鬱、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應舉之路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説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着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綯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綯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説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綯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隱考中進士的當年(開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甚至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後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於：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因此，他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隱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5-6]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並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開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複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不過，他並沒有後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王晏媄。他們婚後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隱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麗温和體貼的妻子。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祕書省校書郎的職位。這是一個低級的官職，但有一定的發展機會。沒過多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後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陝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孫簡很可能以某種不留情面的態度對待李商隱，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後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辭職並得到獲准。

閒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李商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於武宗會昌二年(842年)設法又回到祕書省任職。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裏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祕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幹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然而，命運似乎與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李商隱重入祕書省不到一年，他的母親去世。他必須遵循慣例，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着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權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他閒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着不久之後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藩鎮叛亂時病故。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李商隱在閒居的幾年裏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故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儘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着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幕府遊歷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祕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係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於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鬥爭，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佔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這一年，李商隱在祕書省任正字。35歲的李商隱終於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於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綯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儘管他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權力鬥爭中被排擠，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鬱悶心情。因此，當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他往赴桂林任職時，他幾乎沒有猶豫。[6] 從太和三年(829年)受聘於當時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開始，李商隱多次進入地方官員的運作機構中擔任幕僚的角色。事實上，他身為幕僚的經歷比正式任職於朝廷的時間更長。不過，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將這樣的經歷作為過渡。對於在政治上頗有抱負的李商隱來説，這種經驗非常重要，既是他歷練工作能力的過程，也是積累社會關係的途徑。不過，畢竟只是為日後的大展宏圖而進行的準備活動。從時間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經驗幾乎都在數月之內，變動頻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為官的機會，就會立即辭去幕府的工作。而這一次，李商隱作為鄭亞的幕僚前往桂林時，他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後的10年間，他將在幕府遊歷中逐漸耗盡所有的政治熱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隱告別家人，隨鄭亞出發，經過兩個月左右的行程，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裏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願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長安。據説，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綯(他已經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

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祕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餘，期盼着出現變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止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後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止僅僅一年多後，後者就於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隱經歷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於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於李商隱多年在外遊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聚少離多。可以想象，李商隱對於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變故並沒有給李商隱很長的時間去體驗痛苦。

這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他在簡單地安排了家裏的事情之後，於十一月入川赴職。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時間都鬱鬱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並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遊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他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於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後回到故鄉閒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隱在家鄉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