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李賀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李賀是元和詩壇繼孟郊、韓愈之後出現的另一位偉大詩人。他深受屈原、李白以及漢樂府民歌的影響，因此其詩歌想象力豐富。

李賀(公元790-816)，字長吉，生於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陽宜陽縣)人，是中唐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李賀因為父親晉肅“晉”與進士的“進”同音，“肅”與“士”音近受到了他人的議論攻擊而不能夠參加科舉考試，從而斷絕了他報效國家的志願和抱負，正因為如此，他寫下了許多抒發個人苦悶，壯志難酬或者感歎壯志難酬的詩歌，除此之外，李賀還寫下了不少反映當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以及表現人民悲慘生活的現實詩歌。代表作品有《雁門太守行》《神弦曲》《夢天》《金銅仙人辭漢歌》《李憑箜篌引》等，著有《昌谷集》。李賀詩歌想象力豐富，善於將鬼怪、遊仙、死亡等納入詩歌，閲讀他的詩歌彷彿進入了一個怪異荒誕、幽寂冷豔的別樣世界，因此被後人稱為“詩鬼”、“鬼才”。李賀的一生雖然只有短暫的27年，但是他卻將對詩歌的創作視為生命之所繫，這樣一方面使得他並沒有對現實的社會有深刻清醒的認識，因而時時耽於幻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其詩歌融入了濃厚的苦悶情懷和感傷情緒，最終形成了他悽豔詭激的詩風和意象營造方式。李賀自幼身體較為羸弱，因此他對生命、死亡等較常人比較敏感，本文就將以此為切入點，試對其詩歌中藴藏着的生命意識進行重點的分析解讀。

一 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外在表現

對生命和死亡的強烈關注使得李賀的詩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思想內涵，從他的詩歌中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對社會、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不滿與無奈，從而也使得其詩歌總是折射出濃厚的悲劇色彩。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外化主要表現在詩歌意象的運用和悲劇色彩的呈現上。

首先，李賀對詩歌意象的營造。意象是我國古典詩歌中經常出現的一種藝術手，它是作者內在情感和外在感性的一種表達，實際上是情與像的一種結合，它既可以包括反映現實的真實意象，也可以包括跳出真實生活範圍的超現實意象。縱觀李賀的詩歌，他對意象的使用帶有強烈的情緒化，這種情緒化正是對生命、人生和死亡的外在化思考和表現，也就是其生命意識的外在表現。在意象的選擇上，李賀對悽婉哀傷的意象情有獨鍾，並且還運用獨特的思維方式將或者詞語這些意象情感化，從而使得意象與“我”之間形成緊密的聯繫，最終營造出極具淒涼悲劇色彩的意象羣，從而表現出他對短暫倏忽生命的珍視和無可奈何。李賀總是用一些帶有色彩和情態化的意象，這起到了描繪渲染的作用，如“老紅” “笑紅” “寒綠”“凝綠”等，李賀意象這樣的運用使得其詩歌形成了通感的效果，讓讀者舉得視覺、味覺和嗅覺之間有互通之處，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有“香雨”和“酸風”，還可以有“吹日色”的簫聲和“刮露寒”的月光。李賀對生命意識的情緒化還使得他總是運用一些瘦硬、刺目、可怕、險怪的意象，如“青狸”、“寒狐”、“血斑”、“荒溝”等。由此可以看出，這樣的意象營造一方面看出了李賀對字詞的精心錘鍊，但更多的是表現出了對人生、生命的偏執以及孤僻抑鬱的精神世界。

其次，李賀生命意識的悲劇色彩。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認知會因為不同人的文化素養、性格特點不同而不同，當對生命人生的思考與追求與現實形成巨大反差之時就容易使得人產生悲劇的心理和悲劇性格，這完全符合李賀短暫一生的寫照。李賀人生的悲劇可以説是社會、自我悲劇的結合體，儘管他有着執着於對生命的追求，但李賀始終無法擺脱現實和自身的悲劇境況。李賀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寫作了大量的遊仙詩，將自己對生活、生命的不滿傾注於遊仙詩中，藉以撫慰自我內心深處的苦悶和淒涼，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神仙一樣自由的遨遊在天堂、幻境之中，從而擺脱現實生活的束縛和限制，在無拘無束中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但現實真實境況讓他的這一切都顯得如此的渺茫，所以這些詩歌總體上都呈現出了濃郁的悲劇意識。李賀的遊仙詩迥異於常人的想象和幻想，而他又在幻想和想象之中加入了大量的誇張手法，從而使得其詩歌與現代的意識流小説有着相通之處，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王子吹笙鵝升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天上謠》)、“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李憑箜篌引》)，可以看出，這些詩歌的想象雖然自由流動且出人意表，但在深層次上都可視為其苦悶的象徵。

二 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審美形態

李賀的詩歌不僅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並且這種生命意識還投射出了一種獨樹一幟的美，這種美既表現在語言形象上，也表現在謀變佈局上，更是表現在對生命的藴藉內涵上載達上，不過李賀筆下的這種美卻是神祕晦澀且陰森病態。

首先，病態淒涼的審美形態。李賀詩歌在總體上表現為冷豔悽迷的情調，因為他一直渴求擺脱自身的病態，但始終無法實現，因此他對生命的關照總是呈現出一種病態淒涼的審美形態。他在詩歌中多次對自我羸弱的身體進行大量的描述，如“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出城寄權球、楊敬之》)、““瀉酒木欄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南園十三首》)”、“病客眠清曉，疏桐墜綠鮮”(《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等，李賀對自我病態身體的描寫實際上也表現出了他對矛盾社會狀況的描寫，反映出了矛盾現實對其病態身體的摧殘和侵害，所以其筆下的詩歌也總是呈現出一種病態的美，但這種美並不等同於頹廢美，只是表現出了李賀我可奈何有自相矛盾的心理狀態。除此之外，李賀病態的生命意識中還包含着淒涼的悲劇之美，這種淒涼悲劇美實際上是李賀主觀悲涼情緒的一種外化，閲讀李賀的詩歌可以看到許多淒涼悲傷的語句和詞語，如他的《蘇小小墓》;“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詩中的“幽、啼、冷、風、雨”等都讓整首詩染上了淒涼悲劇的色彩。 　　其次，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李賀的詩歌總是喜歡選用一些陰森恐怖、獰惡鋭利的意象來表現他對人生、生命的關照，因此詩歌中呈現出的生命意識也總是折射出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也就是説李賀總是以“醜”為美，李賀總是認為“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墮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鯨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因此其筆下的詩歌世界總是異常的陰森恐怖和神祕晦澀，如“一雙瞳人剪秋水”(《唐兒歌》)、“金虎蹙裘噴血斑”(《樑台古意》)、“漆灰骨末丹水沙，悽悽古血生銅花(《長平箭頭歌》)”等。李賀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一方面造成了其詩歌意境的迥異，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形成了區別與他人的獨特詩風。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是實際上是另一種美，詩中的遊仙、夢幻和鬼怪在本質上與作者是相通的`，表明了李賀對生命的獨特感受和認識，。李賀詩歌的晦澀陰森與韓愈、孟郊的枯寂冷峭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李賀的陰森恐怖的審美形態是其對生命意識的一種內在挖卻和心靈的主體呈現，而韓孟二人且只是客觀上的一種呈現，所以李賀在“以醜為美”和晦澀陰森的描寫上較之他人來説更加具有自我鮮明的藝術特色，同時在藝術手法背後還隱藏着更為深刻的生命意識。

三 李賀詩歌生命意識形成的原因

李賀本人身體多並且敏感，因此其詩歌中非常注重對個人內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視自我主觀化的想象，因此他對生老病死有着較為深刻的體驗，進而使得他的詩歌總是傳達出一股強烈的生命意識。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會因素影響李賀生命意識的形成。社會生活的震盪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劇色彩，李賀生活的中唐時期正是一個社會矛盾激化、政治劇變的飄搖年代。從歷史進程上看，元和年間較之以前的安史之亂時期，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並形成了“中興”的局面，不過表面的繁華背後卻隱藏着無限的危機感，中央集權與地方藩鎮割據的矛盾越來越明顯，而朝廷內部則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亂且人才流失，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來的意氣風發和精神面貌，所以詩人們的創作心理狀態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他們的詩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種飛揚的自信和磅礴的氣勢，也失去了表現戰亂社會現實的激憤深廣情緒，儘管有些作品中還留有盛唐餘韻，也寫作一些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不過這些作品總是呈現出一股苦悶悲寂的意境和清雅悽迷的情調。詩人們的創作不在有雄渾的風骨氣概 ，而是轉向了對悲淡、細緻的內心世界的表達，從而逃避從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賀的詩歌創作也染上了這層悲傷感色彩，他總是在追憶往昔、目睹現實中發出生不逢時之感，心中熱切的仕途慾望被現實的社會因素所取代，所以詩中頗多無可奈何的感歎和悲苦鬱悶的情懷。正是因為這樣的社會環境，使得李賀對人生和生命多了幾分深沉的思索，同時也加深了其詩歌創作的苦悶悲劇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響李賀生命意識的形成。除了社會政治因素之外，李賀對生命和死亡的思考關注還源於其多病的身體狀況和抑鬱的性格特徵。李賀自出生起就體弱多病，且長得一張怪誕醜陋的面龐，他長的“細瘦”，而且是“大鼻”、“長指爪”。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卻因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都使得帶有一種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負的無情被粉碎也讓他的精神始終處於苦悶抑鬱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過早的就體驗、品嚐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澀，在生理和性格的雙重壓力之下，李賀在很早的時候就出現了早衰和病態的心理，“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崇義裏滯雨》)、“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開愁歌》)、“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贈陳商》)，由此可以看出身體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鬱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無比的恐慌，而這種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過來衝擊着他多病且敏感的身體。李賀雖然是沒落王室後裔，但是他始終以皇室宗親自居，自視甚高，在其詩歌中總是出現“皇孫”、“宗孫”這樣的稱呼，，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希望通過顯赫的身世獲得地位和認可，無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這都進一步增加了他對生命本身的關注和感歎。

綜上，通過李賀的詩歌可知他一直在訴説着對生命的珍視與渴求，並在不斷的努力中極力的擺脱現實的束縛和奈何，不過他的這種抗爭卻是那麼的無力和被動，從而其詩歌中呈現出來的生命意識總是浸染上濃厚的悲劇意識，悲可以説是其詩歌的內質，同時也是其生命意識的底色。對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理解和認識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的瞭解李賀本人以及他詩歌內涵的深刻性與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