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李白與情聖杜甫

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

這是一個老題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週年會上的開幕詞就是這個題目。在開幕詞裏，他説：“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並列着發出不滅的光輝。”這是對李白和杜甫在我國詩歌史上的地位的確切評價。可惜不知由於何種原因，十年後他在《李白與杜甫》一書裏，觀點全變了，再不認為李白與杜甫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揚李，把杜甫説得幾乎一無是處。郭老對李、杜的不公允評價，當時即為學術界所私下非議。近年來，已有不少文章對《李白與杜甫》一書提出了批評。

對於李白與杜甫，任何揚此抑彼都是不適當的。他們各自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無法代替的貢獻。歷史上對他們的評價雖或時有抑揚，但總的傾向一直是承認他們雙子星座的地位。我們不妨對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顧。

抑揚李杜的歷史回顧

揚杜抑李，始自中唐詩人元稹。他説杜詩“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他認為李白的有些地方雖略能與杜甫相比，但在律詩上，卻比杜甫差得遠。他的這種揚杜抑李的觀點在當時並不帶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詩人白居易雖也認為杜有超過李的地方，但基本上還是兩人並列，説兩人“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與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韓愈。他寫過一首《調張籍》詩，對貶抑李、杜的人説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話：“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顯然，他對李、杜是同樣十分尊崇的。1959年在新疆婼羌縣米蘭古城出土了坎曼爾的三首詩，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詩壇吾欣賞，訖今皆通習為之。”坎曼爾是唐憲宗元和年間安西人，與元、白、韓、柳同時，這就説明，中唐以後，李、杜在詩壇上有同樣廣泛的影響，時論並無揚此抑彼的傾向。

到了宋代，歐陽修更喜愛李白，而王安石更喜愛杜甫;蘇軾雖更為推尊杜甫，但其實他創作的藝術特色卻更接近李白。而且他雖崇杜卻並不抑李，他説：“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對李、杜的基本評價。杜詩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詩派就以杜為宗師，但李也備受推崇。雖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蘇轍、黃徹等)，但並未形成普遍傾向。詩論家嚴羽説：“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這是説得很公允的。

明代對李、杜的評價，大致與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聲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東陽，宗主杜甫，但對李也甚為景仰。提倡詩必盛唐的前後七子，詩學杜甫，而對李白同樣讚賞備至，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對此都有所論述。力求擺脱復古束縛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徵明卻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贄推崇李白，而主張獨抒性靈的袁中郎，則李、杜並稱。

清代的情形亦復如此。趙翼説了一句帶有總結性質的話：“北宋諸公皆奉杜為正宗，而杜之名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這説明，李、杜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獨特貢獻，是無法抹殺的，採取簡單的揚此抑彼的態度，都無法改變他們在詩歌史上雙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創作道路

李、杜齊名，但他們詩歌創作的道路卻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長十一歲。但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創作活動在安史之亂以前;杜甫的主要創作活動在安史之亂爆發、也即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以後。加上他們不同的生活經歷和個性特點，他們詩歌反映的生活內容是有區別的。李白詩歌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在禍亂釀成之前暴露和抨擊了當時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詩歌的一個重要內容，則在於禍亂既起之後，反映了國家憂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個青年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歷史上所稱道的開元盛世。處於經濟和文化繁榮的盛唐社會，給了他昂揚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業的理想。他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業，唾手可得。但當他去敲仕途的大門的時候，呈現在他面前的，不僅是盛唐社會的繁榮，而且有它的腐敗與黑暗。唐代社會正從它的高峯上衰落下來。就在這樣一個時候，李白要去實現他那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理想。他開始時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願;後是應詔進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擠出京。前後兩次進京，對於朝政的腐敗與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詩中強烈地反映了他的憤憤不平。《古風第十五首》中，他抨擊當時遠賢臣、親小人的政治狀況是：“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對此都表示了憤怒揭露玄宗寵幸宦官和善鬥雞者，“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蜺。”他還一再抨擊當時那種權奸得意、賢才落魄、是非顛倒的不合理現實：“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意鳴春風。”“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對權奸他甚至指着鼻子罵：“董龍更是何雞狗!” 李白揭露安史亂前唐王朝政治的腐敗與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並世無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時期雖也受到盛唐文化的薰陶，有着建功立業的非凡抱負，但是他的長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亂的前夕。與其説他曾經看到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不如説他更多地認識到衰敗到來的危機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捲入戰火之中，面對滿目瘡痍，而流徒奔波。由於生活的困頓與亂離的經歷，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難，並且對他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寫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詩，但他寫國家災難和人民疾苦的詩，佔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寫戰亂帶來的大破壞，是：“萬國盡征戍，煙火被崗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寫人民在戰亂中的苦難，是：“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石間採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他寫了有名的《三吏》、《三別》，對戰亂中人民的悲慘生活，作了形象生動、具體真實的極其深刻的刻畫。在描寫人民苦難的同時，他還真誠地在詩中表達了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夠叩君門以減徵賦，能夠息兵以休養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從秦州去同谷途中，路過鳳凰台，寫下了《鳳凰台》詩，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養受飢的雛鳳，讓它長大後自天銜瑞圖，降祥瑞於國家，“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當時，杜甫正在飢寒途中，沒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願，只有藉助幻想的形式表現出來。

從李白與杜甫詩歌題材的比較中，可以看到明顯的差別。李白寫任俠、求仙學道，寫祖國的壯麗山河，抒發個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當時現實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與抨擊黑暗政治的詩篇。杜甫也寫祖國的壯麗河山，也抒發個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與抨擊黑暗政治，而他反映當時現實最為動人的，則是那些描寫貧富懸殊、戰亂災難、生民疾苦的詩篇。那些詩反映的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可以稱得上是前無古人。他之被稱為“詩史”，不為無因。

不同的創作方法

李、杜的詩，不僅在題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們所運用的創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虛，杜甫善用實。寫虛與寫實，正是李、杜詩歌創作方法上的主要區別。

“虛”，是指側重於精神世界的描寫。在反映客觀現實的時候，李白常常帶着強烈的主觀色彩，以感情的邏輯去取代生活的邏輯。他寫愁，是：“朝心不開，暮發盡白”，“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兩鬂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在這裏生活本身如何並不重要，感情爆發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發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邏輯讓位於感情的邏輯。這樣的例子還不少，如“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上句寫思念長安，思念是一種精神活動，當然不可能掛在樹上;下句寫思家，歸心不是物體，當然也不可能吹墮。但是這樣寫，思念的急切卻得到了更為深刻的表現。

李白的一些詩，常常把現實詩化為幻境。例如，玄宗後期大權旁落，李白看到了這種現象的危害，他寫了《遠別離》。在詩裏，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幻化為自然界的愁慘景色：“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而可能出現的篡權悲劇，在詩裏則昇華為一個傳説中的悲慘故事的幻境：堯被舜囚禁起來;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於蒼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詩化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綿綿哀愁，變得更為哀鬱。李白的有些詩甚至離開現實，以理想直接寫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詩，寫求仙學道。詩中所寫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實有，也無託喻現實的意義，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為一個個並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裏，他和仙人往來，和青童、玉女相處。那些自己構造的幻境被當成了生活的實有去描寫。

李白還有一些詩，是直接發議論。他的抨擊現實黑暗的詩大多如此。這些詩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細微描寫，而是強烈的感情通過發議論表現出來。所有這些，都是以表現精神為主、更帶主觀色彩的寫虛的方法。當然，李白也有一些詩是寫實的。不過，寫實的方法在李詩中不佔主要地位。

與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寫實的方法。

杜甫嚴格的寫實方法的一個特點，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質。例如，《兵車行》寫咸陽橋頭哭夫別子送行的場面，形象生動地反映出天寶後期拓邊戰爭給人民羣眾帶來的災難和人民羣眾對拓邊戰爭的態度與心情。《三吏》《三別》十分真實地寫出了當時戰地人民的生活苦況。其中的《無家別》，寫一個從戰場上戰敗歸來的士兵，見到故鄉已面目全非，田園荒蕪，親人盡喪，孑然一身而猶須就役，欲別無家，不禁悲從中來。這首詩真實而深刻地反映出當時千萬士兵的命運與千萬村莊的普遍情景。

杜甫嚴格寫實方法的又一點，是對客觀世界觀察的細微，描寫的準確、傳神。杜甫觀察現實的細微，往往使人歎為觀止。例如，他在《羌村》詩中寫歸家的第一個感覺，是：“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千里歸來，有誰會去注意門外的鳥雀叫呢?但這正是描寫的細微傳神處。戰火蔓延中一個暫時平靜的角落的安寧氣氛，家的温暖、親切的感覺，家人倖免於難而終於得以相見的驚喜心情，就都在這鳥雀的噪叫聲中表現出來了。這正是杜甫許多名篇的共同特點，如《春夜喜雨》寫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濛濛雨霧，無聲無息地飄落，用一個“潛”字，一個“細”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韻全傳達出來了。

杜甫寫實方法的又一點，是常常用描寫與敍述。他的許多詩帶有敍事的性質。與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敍述與描寫中抒情的。

當然，杜甫也有時用寫虛的方法，如《鳳凰台》、《朱鳳行》、《客從》等，但主要的是寫實。

李白的善於寫虛與杜甫的善於寫實，都各自達到了極高的成就。

不同的藝術風格

李白與杜甫的詩歌，在藝術風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詩歌有一種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詩表達的感情往往是壯大明朗的，表達感情的方式，則是爆發式的。他不是在那裏娓娓動人地敍述或纏綿悱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發、大河奔瀉一般，把感情倒出來。他常常是一氣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勢。他的詩，想象十分壯麗，而且常常瞬息萬變，馳騁於天上地下，古往今來，來去無蹤。前人説他“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指的正是這一點。李白的詩，境界往往十分開闊。你看他寫黃河：“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寫五老峯：“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壯美!

壯大明朗的'感情基調，爆發式的感情表達方式，和壯美的詩境，構成了李詩清雄奔放的風格特色。

杜詩的風格特色是沉鬱頓挫。沉鬱頓挫首先表現為深沉憂思的感情基調。在這深沉憂思裏，藴含着一份優念國家命運、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顯得闊大深遠。杜甫表達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覆詠歎、百轉千回。往往感情要爆發了，卻又折回去，在心中迴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閘門阻攔住，讓感情在受阻之後再緩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發，也就顯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陽樓》，開首是：“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寫登樓所見的一派壯闊景色。接着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對洞庭湖的壯闊景色，他驟然百感交集：對於身世蒼涼、老病飄泊的傷懷;對於離散親朋的眷念;對於國家災難與人民疾苦的憂慮，全都湧上心頭。看來這百感交集的強烈感情就要爆發出來了，但是沒有千言萬語，只説出了一句：“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強烈的感情沒有一一畢陳，閘門只微微啟開，洶湧的感情的海只湧流出一股潮水。但這已經夠了，雖然只這一句，卻已經把心中沒有吐露出來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進去了。在感情抒發上給人以迴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轉千回、反覆詠歎，在《秋興八首》等詩中表現得更為典型。

深沉的憂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達方式，最後都通過語言、形象描寫和節奏韻律，表現為詩的意境的悲壯美，構成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特色。

李白與杜甫的不同點還多，例如，政治理想與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藝思想、表現技巧、詩歌體式的不同等等。這些，很難在一篇短文裏全面介紹，而且，即使已談及的上面這些，對於兩位偉大詩人來説，也只是點滴而已。

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賜金放還，由長安來到了東都洛陽，時年四十四歲。而三十三歲的杜甫自從十年前考試不第後，就一直在外遊歷，恰好也在這時漫遊到了洛陽。這兩位大詩人的相遇，乃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刻，或許只有老子與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過是於史無證的傳説，李杜相遇卻是史有明文：“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新唐書•杜甫傳》中的這段話，其實是從杜詩《遣懷》中抄來的：“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爐。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觀平蕪。”我們現在對李杜相遇情形的瞭解，也全都來自號稱“詩史”的杜詩。

聞一多曾把這一次的相遇，比之為太陽和月亮的相碰。那麼誰是太陽誰是月亮呢?這時候的李白，雖然已丟掉了御用詩人的寶座，卻仍然是欽定的桂冠詩人，詩名滿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卻出道不久，詩名未就，《新唐書》説他已與李白齊名，是完全不確的。李杜齊名，是杜甫死後的事。年輕的杜甫能與這位大名人論交，其受寵若驚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幾分仙風道骨的，所以杜甫對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賀知章一樣，驚為謫仙人，也學着求仙訪道，“相期拾瑤草”(《贈李白》)了。當年的秋天，他們連同高適一起漫遊樑、宋。第二年，高適南遊楚地去了，李杜又同遊齊、魯。“餘亦東蒙客，憐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隱居》)如此親密無間，倘擱在今日，就有同性戀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長安再求功名，李白則南下漫遊，一個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樹”，一個漂游猶如“江東日暮雲”(《春日憶李白》)，從此兩人再也沒有見面。

現傳一千多首李詩中，只有四首與杜甫有關。其中《戲贈杜甫》不見於集中，從內容、文字上看，定是偽託無疑。《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範侍御》中的“杜補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懷疑(杜甫當時並無官職，也非“補闕”)，所以可以確定的，其實只有兩首。

李杜同遊齊魯時，李白暫到魯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云：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寫到了最後一句，才算是表達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們如果多讀幾首李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就會發現“思君若汶水”云云，不過是李白贈詩所慣用的套路，對誰都可以順手來這麼一下，這樣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變得廉價起來。

另一首，則是杜甫西赴長安時，李白敷衍了事的贈別：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魯郡東石門送杜甫》)

面對着離別，他所念念不忘的不過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乾了這杯再説吧，此外就沒有別的意思了。郭沫若辯解説“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也就是杜甫《春日憶李白》中所説的“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但杜甫強調的是“細論文”，“一樽酒”不過是佐料，而李白卻是為酒而酒，何嘗提及其它?原來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離別之後，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腦後，完全忘懷了，在他以後的詩中，再也無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對這段僅一年多的交誼的記憶，卻是逾久彌新。現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詩中，與李白有關的有二十來首，其中直接寄贈、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於李杜分手之後。這些都是嘔心瀝血、情真意切的名作。這些詩中，有對李白的綿綿思念：“終朝獨爾思”、“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乃至於“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有對李詩的具體評價：“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有對李白成就的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雖然他此時的詩藝其實已超過了李白;有對李白生不逢辰、懷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渾然忘了自己其實更為憔悴。

天寶十五載，李白從廬山下來，參加了永王起兵與肅宗爭奪皇位的行動，事敗後他説是“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乃是被脅迫的，忘了自己曾經得意洋洋地吹噓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作《永王東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協從反叛，也並不怎樣的冤枉。謀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這樣的患難中才能見出真情，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卻盡力為之開脱：“處士禰衡後，諸生原憲貧。稻樑求未足，薏苡謗何頻!”是説李白之下山從永王，乃是為生活所迫要討碗飯吃，並非有什麼野心;“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説的是如蘇武欲歸漢，夏黃公不事秦始皇一樣，李白也並非心甘情願地追隨永王;乃至於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能有這樣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來的福氣。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時，遇赦放還。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卻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無，積想成夢，於是就有了收入《唐詩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夢李白二首》和《天末懷李白》，詩中處處為李白的安危設身處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詩歌史上很是罕見。以後打聽到李白的住所，又寫了長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對李白的一生經歷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體而微的李白評傳。我們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這首贈詩，但杜甫沒有得到李白的迴音卻是肯定的，因為之後不久，他又因“近無李白消息”而做《不見》，這時李白也許已經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後，杜甫仍在《昔遊》、《遣懷》二詩中回憶着當年與李白的交誼，這一份情誼，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個浪子，往好處説是超脱豁達，説難聽的則是無情無義。他對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説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丟了皇位的時候，他卻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極盡譏誚挖苦之能事;對家鄉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裏;對妻子無情：“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徵》)，“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南陵別兒童入京》);對情人呢，想的不過是“何由一相見，滅燭脱羅衣”(《寄遠》)的肉麻。對這樣的人，我們實在不能指望他對朋友能有什麼深情厚誼。有這樣的人格，也很難留下多少能與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詩只宜讀那幾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全集來讀，就難免要越讀越失望。龔自珍就是因為失望，而斷言現存李詩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偽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婦人與酒”(王安石語)的華而不實、空洞無物的詩，別人確實也作得、模仿得，而無需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卻是個多情種子。同樣對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譏誚挖苦，杜甫卻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哀江頭》)對落難的王孫(《哀王孫》)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別)，即使陌不相識也都抱着“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懷，對於妻子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自然更是無不愛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遠方”和“有妹有妹在鍾離”兩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飯不忘君”，不知他每飯不忘親，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聽他説“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再讀讀他的《縛雞行》、《義鶻行》、《觀打魚歌》、《又觀打魚歌》，其對草木魚蟲鳥獸的一片愛心躍然紙上，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仇兆鰲説他“愛物幾於齊物”了。所謂的忠君愛國，不過是對天地萬物的大愛的邏輯結果，梁啟超封他為“情聖”，恰如其分。沒有如此多情的心靈，絕寫不出那般鬱抑頓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詩，大都是發自內心的血淚相迸的產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別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寫詩寫到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詩界熱烈的太陽，而李白卻是冰冷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