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創舉

我國古代文人作詩填詞喜歡用典。所謂用典，是指在詩詞中引用前朝故事或有來歷出處的詞語。如投軍報效，曰“請纓”，屬於事典，見《漢書·終軍傳》：“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冬至節到，曰“一陽來複”，屬於語典，見《易·復》：“七日來複。”孔穎達疏：“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在詩詞中運用典故，言簡意賅，能夠收到以少勝多的效果；同時以彼喻此，可以誘發讀者的想象。前人用典大都正面引用，如果反其意而用之，用得恰當，則更顯得技高一籌。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斷言：“反用典故應該説是李白的創舉。”

郭老立論的根據是李白的《別內赴徵三首》的第二首詩。郭老考證，《別內赴徵三首》“注家都以為天寶元年應唐玄宗徵召，與《南陵別兒童入京》同時所作，那是完全弄錯了。不僅詩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講不通；因此，有人説《別內赴徵》是偽作。其實這三首詩是至德元年(即天寶十五年)應永王璘的徵聘時所作的。”這個見解十分精闢。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率部眾十五萬人，以討伐宰相楊國忠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河北州縣大多望風瓦解。叛軍在靈昌(今河南滑縣西南)渡黃河，破陳留，陷滎陽，奪取東京洛陽。第二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燕。安祿山起兵叛亂時，李白正在樑苑(河南開封)，倉皇攜夫人宗氏“竄身南國避胡塵”(《猛虎行》)，第二年秋至廬山屏風疊隱居。那時，李白五十六歲，因為政治上的失意，他感歎：“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贈王判官，時餘歸隱居廬山屏風疊》)。就在李白落腳屏風疊的時候，永王璘接受唐玄宗的旨意，經營長江流域。《唐書·永王璘傳》説：“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郭老認為，“江陵是永王的根據地。永王之聘請李白，論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後，估計是在天寶十五年的十月中旬。”郭老的分析有道理。應當指出的是，太子李亨已在天寶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永王璘曾三次遣使邀請李白下山入幕。第三次的聘使是韋子春，他是永王璘的主要謀士之一，官拜祕書監著作郎。李白有《贈韋祕書子春》詩，所寫的就是敦聘時事。郭老説：“就是這位韋子春的廣長舌把李白説動了，使白在詩中宣告：‘苟無濟代(世)心，獨善亦何益！’而終於下了廬山。”並斷定：“李白隨韋子春下廬山應在十二月半，已是冬末。”那麼，《別內赴徵三首》就作於至德元年冬末下廬山前夕。

《別內赴徵》第二首詩寫道：“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來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從詩中傳達的信息看，李白的妻子宗氏反對他下廬山入永王幕。《戰國策》記載：“蘇秦説秦王，書十上而説不行，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的.一家人是勢力鬼，待後來蘇秦遊説六國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全家人態度陡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李白詩中引用這個典故，意思是説：“倘若我身佩黃金印榮歸，你可不要看不起我這個庸俗的蘇秦而不理不睬。”這裏剛好是反其意而用之。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先生的封筆之作。這部著作問世於四十多年前，眾所周知，那是一箇中華學術荒蕪的歲月。當時我還年輕，記得聽到郭老出書的消息，心喜若狂，立刻跑到新華書店購買一本，連夜拜讀。但讀到此處，對郭老“反用典故應該説是李白的創舉”這一論斷卻產生了懷疑，但苦於一時找不到反駁的依據。後來，我每逢讀到唐詩，就特別留意反用典故的問題，總希望能見到比李白反用典故早的事例。十幾年光陰倏忽而過。總算功夫不負我，在1988年初，居然找到這樣一例。那就是跟李白同庚的山水詩人王維的一首五律《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楚辭·招隱士》雲：“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即寒蟬)鳴兮，啾啾。……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山居秋暝》的尾聯“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意思是説：“儘管春天的花卉已經自然凋謝，但山中的秋色仍然秀麗，王孫公子自可留居山中”。這顯然是跟《楚辭·招隱士》唱反調，屬反用典故。那麼，王維的《山居秋暝》作於何時，是否比李白的《別內赴徵》誕生得早呢？答案是肯定的。

?開元二十一年(733)，張九齡拜相，主張任用賢能，反對植黨營私，擢王維為右拾遺。王維在《獻始興公》詩中讚美張九齡，並表示自己願意報效國家：“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仇。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這説明壯年時期的王維很有些政治報負。開元二十四年(736)，張九齡罷相，李林甫上台，政治由清變濁。王維思想變化很大，嚮往歸隠生活。但當時他卻沒有堅決退出官場，其原因並不像他自己講的那樣：“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回欲奮飛，踟躕復相顧。”(《偶然作六首》之二)實際上他是害怕棄官失祿，過清貧生活。置身官場“恐招負時累”，歸隱山林又怕生活艱苦，這種矛盾心理，使他從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過着亦官亦隱的生活。天寶十五年(756)六月，安祿山叛軍攻陷長安，唐玄宗倉皇奔蜀，王維扈從不及，被俘，縛送洛陽菩提寺拘押，失去自由。根據史實，結合詩作的情趣，歷來注家都以為《山居秋暝》是天寶年間王維居輞川時的作品。這樣看來，王維的《山居秋暝》比李白的《別內赴徵》誕生得要早一些。於是，我產生了一個念頭：郭老的論斷?“反用典故應該説是李白的創舉”，恐怕屬於智者之失了。

當時，這個念頭還帶有幾分謹慎。因為對於李白《別內赴徵》詩的寫作年代學術界尙存分歧，畢竟有些注家以為作於天寶元年。果真如此，郭老的論斷就未必是錯。直到近期，我讀了杜甫的五律《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後，可以斷定：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創舉。

清代仇兆鰲《杜詩詳註》引宋代黃鶴注，説《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是“開元二十四年以後作”。這個説法可信。因為開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遊吳越歸來，轉赴京師應試，不幸落第。那時，其父杜閒任兗州司馬，杜甫便往兗州省親，從開元二十五(737)年起，開始第二次漫遊，“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遊》)。開元二十九年(741)，杜甫歸東都洛陽。築陸渾山莊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下。黃鶴注杜詩《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説“魯訔年譜引公酹文雲：‘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陽祭遠祖。’”據此可以斷定，《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作於開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間。該詩全文：“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晩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前人曾説：杜詩“無一字無來歷。”這話大抵不錯。拿上述這首杜詩説，開頭一句“秋水清無底”，就字字有來歷。“秋水”是《莊子》一書中的篇名，潘岳的《秋興賦》也有“澡秋水之涓涓兮”的句子。“清無底”，前人早已指出：這是“翻用”隋代盧思道“秋江見底清”的詩句。這種“翻用”是反用語典。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李白與杜甫是唐代詩壇上兩座相峙並秀的高峯。清代賀裳説：“唐無李、杜，摩詰(王維)便應首推。”(《載酒園詩話》又編)假若認可這個説法，那麼，李白、杜甫和王維恰好就是唐代詩壇的三鼎甲。李白得“詩仙”的美名、杜甫獲“詩聖”的尊稱，王維有“詩佛”的雅號。看來，詩界的仙、聖、佛，都有反用典故的技巧，但最先使用的是詩聖杜甫，而不是詩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