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人民性

在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總免不了要接觸或使用古詩吧，古詩包括唐律形成以前所有體式的詩，也包括唐朝及唐以後仍按古式創作的詩。你知道什麼樣的古詩才能算得上是好的古詩嗎？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杜甫詩歌的人民性，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杜甫詩歌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用大量詩歌抒寫人民生活。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用自己的一生寫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詩歌。杜甫適逢安史之亂，安史之亂造成了尖鋭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杜甫在歷史危難之際經受了思想的磨礪，體會到人民的苦難，這一切都成就了他詩歌的現實主義高峯，使得他對人民的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杜甫詩歌有着精深的思想內容，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大部分篇章都是從人民的角度進行抒寫，這造就了他以大量詩歌抒寫人民生活的現實主義偉大詩人形象。杜詩體現出高度的人民性，這是其詩歌的重要特色。

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用詩歌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表達對人民的同情與關心。這樣的詩歌數量非常多，可以説貫穿到他整個創作中，他始終深切的關注人才，對人民的深切同情是杜詩人民性的體現。

1.杜詩關注人民疾苦

杜甫從困守長安時期所寫作品就開始表達出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注，體現了對人民的同情。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體現的最為明顯，杜甫在長安時生活潦倒，疾病纏身，理想的破滅迫使他正視現實，認清了統治階級的罪惡，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不堪。所以他感歎“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詩人從自己的憂愁想到了人民的憂愁，把人民的憂愁看作是自己的憂愁，體驗更為深入，表達了對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詩被作被稱為“詩史”，在安史之亂後，杜甫和人民一起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歷了戰亂的痛苦，對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寫出了很多關注人民疾苦的詩歌。杜甫把對戰亂的痛訴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抒寫在他的《兵車行》、《三吏》、《三別》這類詩作中。唐肅宗乾元二年，由於戰事不利，為了補充兵力，在洛陽以西到潼關強行抓人。這時杜甫從洛陽到華州，經過潼關，目睹了現實的殘酷。《兵車行》從人民的角度寫下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揭示了唐王朝頻繁對外用兵給百姓帶來的不幸。其中“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詩人對百姓表達出同情，對田園的荒蕪和統治者的不滿，不是直接抒寫，而是將深沉的思想情感融入到全詩的敍事中。《三吏》、《三別》反映的是在叛亂戰爭環境中廣大人民遭受的重大災難。《石壕吏》的主題是揭示官吏的蠻橫和殘暴，反映了人民的悲慘境遇。“暮投石壕村”寫出了事件的典型環境，“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表現了人民長期遭受的苦難，日夜不得安寧。“有吏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渲染了縣吏的蠻橫氣勢，奠定了全詩的悲痛氣氛，表達了無限憫民的深情。《新婚別》寫一對新婚夫婦的離別，杜詩記下了百姓的哀怨，對殘酷的社會現實提出了控訴。

2.杜詩充滿愛民情懷

杜詩對人民充滿着深切同情，有着深厚的愛民情懷。如《又呈吳郎》中：“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這是説鄰居一個寡婦常來門口打棗，杜甫從來不管。後來把住處讓給一個姓吳的親戚，吳郎來了便禁止打棗，杜甫寫下了這首詩勸告吳郎，由此可見杜甫對人民的同情心。杜甫的愛民情懷，甚至超越了自我。在他的幼子餓死時，他並沒有沉浸在個人的悲痛中，覺得自己不管怎麼樣還是個官，享有免租税、免服兵役的特權，自己還狼狽到這個樣子，那百姓的生活就更加不堪設想了。他在自己的異常困難時卻想到廣大流離失所的百姓，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感概，體現了憂國憂民的情懷，體現了儒家的仁愛思想，同時也體現了高度的人民性。

二、對祖國的無比熱愛

愛民與愛國、憂國與憂民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杜詩的可貴之處。國家的動亂與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關係，杜甫深切的同情人民、關懷人民，時刻關注着國家的命運。安史之亂後，他與人民一樣經歷了戰亂，目睹了百姓的困難，他的喜怒哀樂與祖國的盛衰相呼應，表現出深切的愛國情懷。

1.為國着想，憂深慮遠

安史之亂爆發前，唐玄宗沉溺於聲色，政事全部交給了李林甫，釀成了天下大亂。杜甫對此深有感觸，寫出了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中：“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對杜甫來説，歌舞昇平的表面下隱藏着危機，國家已經危在旦夕，詩人為國為民擔憂，難能可貴。

2.面對戰火，為國痛心

安史之亂爆發後，國家和人民都面臨着巨大的災難。杜甫的喜怒哀樂與國家命運相呼應，千古傳誦的愛國名篇《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當時的唐王朝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山河破碎，到處都是衰敗的景象，杜甫看到花鳥這樣原本讓人心情愉悦的動物，也覺得它們在為國破而流淚，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物上，表達了作者憂國憂人的焦急心情。唐軍和安史叛軍在陳陶作戰時，唐軍幾乎全軍覆沒，詩篇《悲陳陶》寫出了戰爭的殘酷，又寫出了敵人的驕橫，“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等，還寫出了人民的願望“日夜更望官軍至”，這是杜甫愛國思想的體現。

3.鼓舞民眾，奮勇殺敵

《三吏》、《三別》既是諷喻詩，也是愛國詩，杜甫的愛國思想在《三吏》、《三別》中表現的也很明顯。《新安吏》中的“送別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新婚別》中“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石壕吏》中“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等。杜甫雖然認識到統治者把戰爭轉嫁到人民身上，不顧人民死活，但面對國家危機，杜甫把國家危難與同情人民密切聯繫到一起，鼓舞人民奮勇殺敵。

4.大亂初定，狂喜流淚當唐軍收復鄭州、洛陽、汴州等地的消息傳來時，杜甫狂喜的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直抒胸臆，寫出了忽聞收復失地的消息後，無法抑制的喜悦之情，竟留下了激動的淚水，表達了詩人的愛國情。後代論者多推崇此詩，認為這是杜甫“平生第一首快詩也。”

5.動亂之後，為國擔憂

隨着動亂的平定，國家局勢有所好轉，但邊患還沒有完全根除，國家未獲得和平與統一，杜甫為此深深擔憂。如《歲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是吐番進攻，詩人聞訊後為祖國的不幸命運深深憂慮。再如《諸將五首》“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表達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三、對統治階級的憎恨

愛國詩人必會對統治者的罪行懷着強烈的憎恨，杜甫詩歌的諷刺詩涉及面較廣，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對統治者的罪行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從不避諱權貴，甚至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

1.抨擊統治者窮兵黷武

盛唐時期，統治者依恃國力，窮兵黷武，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據《資治通鑑》記載，天寶八年進攻吐番，天寶十年討伐契丹，死傷無數，對此詩人發出強烈的抗議，《兵車行》是這一主題的代表作。《兵車行》描繪的是一幅傷心欲絕的送別圖，細緻入微的寫出了送別者的憤恨、絕望心態。由此指出痛苦的根源在於頻繁的徵兵，導致妻離子散、田園荒蕪。而根源的產生在於“武皇開邊意未己”，直指最高統治者，表達了詩人的悲憤之情。詩的最後描述了戰場上的慘景，使人不寒而粟，淋漓盡致的揭示了唐王朝窮兵黷武的罪行。

2.諷刺統治者奢侈

唐玄宗晚年沉溺於聲色，把政事交給李林甫、楊國忠，尤其是楊國忠靠楊貴妃的裙帶關係飛黃騰達，是統治階級腐朽的表現。《麗人行》揭露了統治者奢侈的生活：“蹙金孔雀銀麒麟”、“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這首詩雖然沒有一處使用了譏語，但處處都是諷刺，詩中表達了楊家兄弟出遊的奢侈、衣着的奢侈、佳餚的考究。但對此色味俱全的佳餚，三夫人卻沒有胃口，這是何等的奢侈，何等的氣派，暴露出唐王朝的昏庸腐朽。

3.揭露地方割據勢力的殘暴

杜甫詩歌中還揭露了地方割據勢力的殘暴，直接批評了統治者的罪行。如《三絕句》“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詩人用歷史事實反映了人民在戰亂中所遭受的苦難，批判了官吏的剝削，揭露了官軍的屠殺姦淫。

總之，杜甫與人民一樣經受着戰亂，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這使得他與人民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能對人民的疾苦無動於衷。他用史詩一樣的筆觸記載着歷史，關懷着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這使他詩歌的人民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拓展資料：

主要成就

詩歌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説：“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裏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説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敍，而又着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着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鬥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註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後世註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註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註》、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後，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説》。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彙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敍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讚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法家了。同時，他對於唐代隸書家的讚揚、對於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説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説：“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事物，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兩軍州，能説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

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敍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説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説。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説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説可取。另一説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