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詩史”性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沒少看到經典的古詩吧，古詩是古代中國詩歌的泛稱，在時間上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詩歌作品。古詩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甫詩歌“詩史”性，歡迎大家分享。

導語：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詩人生逢亂世，大唐由盛轉衰，兵戈擾攘，民不聊生，國家和民族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詩人生逢亂世，大唐由盛轉衰，兵戈擾攘，民不聊生，國家和民族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儘管詩人個人舉步維艱，命運多舛，但是他有如聖哲巍然聳立在黑暗現實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時刻關注時代的風雲變幻，關心國道的興衰、人民的苦難，把一腔忠誠孤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筆之端，其詩歌不但具有廣闊而深刻的社會內容，同時也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強烈的政治傾向，充滿震撼人心的巨大藝術感染力。自唐以來，杜詩被公認為“詩史”①，詩人被譽為“詩聖”，絕非過譽。“致君堯舜上”，是詩人一貫的政治理想;“窮年憂黎元”，是詩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濟時肯殺身”，是詩人堅持的一貫精神。正因為這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使杜甫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詩人。

詩人理想中的政治藍圖是：“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宂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力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衝融。”②但現實卻與詩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開元盛世之初有作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宮中縱情聲色、昏聵腐朽的敗國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等一些奸佞權臣、宦官、悍將把持。這些奸佞設藩鎮、寵邊將、改兵制、起宦官、嫉賢妒能、聚斂貪財，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空前尖鋭，終於釀成“安史之亂”，玄宗倉惶出逃，造成了社會急劇動盪的萬方多難的政治局面。

在這次大動亂的前夜，詩人踏上長安求仕的艱難旅途。天寶五年詩人來到了京師長安，準備參加玄宗的特科考試。但是，這次考試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縱之下，以欺下瞞上的伎倆大搞政治騙局，沒有一個人中選，杜甫當然也不能例外。這次落第，對於關心政治、愛國愛民的詩人來説，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接着，詩人的生活也達到窮困潦倒、挨餓受凍的地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③但窮困並沒有嚇住詩人。為了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獻詩韋濟、張埴等權貴，以求援引提攜，但毫無結果。天寶十年前後，又直接向唐玄宗獻賦自薦，玄宗驚異詩人的才華，命他待制集賢院。第二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④這時朝政已由楊國忠執政，詩人的自薦，依舊是泥牛入海。他懷着出仕從政的迫切願望，在長安困守了十年。這時期詩人親眼目睹了達官顯貴的專橫、貪婪，而荒淫昏聵的玄宗，一面開邊擴土，發動侵略戰爭，造成了人民骨肉離散，田園荒蕪，“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山萬落生荊杞。”“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另一面，加緊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造成千村萬户“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的破敗景象。在貪官污吏巧取豪奪之下，人民的生活 臨絕境，真所謂“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越是見到這一切，詩人越是希望有機會能一展鴻圖，為國為民出把力。但是當朝廷任命他為河西縣尉時，詩人又不願做直接鞭撻百姓的官，固辭不受，後來改任右衞率府兵曹參軍，對於憂國憂民、胸懷大志的詩人來説，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嘲弄。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次年，長安危急，皇帝攜貴妃、大臣，向四川倉惶避竄。這時詩人回奉先攜妻兒向白水避難。是年八月，詩人隻身北上靈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肅宗李亨，以期報效朝廷。但詩人剛啟程，就被叛軍俘獲，押送至淪陷的京師長安，一直在這裏被囚困了八個多月。“中宵焚九廟，銀漢為之紅。”長安在燃燒; “是時嬪妃戮，連為糞土叢。”長安在流血;“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人民慘死，敵人在狂歡。詩人親眼目睹了京師淪陷後的慘狀、敵人燒殺搶掠的暴行，親身體驗了國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肅宗遷駐鳳翔，五月詩人為了報效國家，冒死從淪陷的長安，投奔肅宗的抗戰政府，“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接任左拾遺後，決心忠於職守，促進中興大業的完成。他積極推薦人才，使“識度清遠”的岑參能夠為朝廷所用。為救宰相房 罷相，他仗義執言，觸怒了肅宗，多虧張鎬營救，才免於刑獄，但為肅宗墨制放還 州，變相貶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現他忠公謀國的優良品質。

仕途的艱辛，生活的磨難考驗了詩人;社會的動亂，民生的多艱，教育了詩人。杜甫拿起了現實主義的詩筆，把“安史之亂”前後自己的親身經歷、內心的感受、對時局的看法等都寫入了他詩章。諸如《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別》《悲陳陶》《述懷》《麗人行》《兵車行》等。在這些閃爍着現實主義光芒的詩篇

裏，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和社會矛盾。詩人對安史叛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憤筆聲討;對釀成“安史之亂”的最高統治者進行無情的揭露，譴責他們種種禍國殃民的罪行。筆鋒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貴戚、奸相、宦官、將帥，乃至貪官、暴吏，等等。正是這些“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輕肥”，“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攀龍附鳳勢莫擋，天下盡化為侯王”的奸佞小人們，專橫跋扈，趨炎附勢，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搞得破敗不堪。詩人親眼看到了統治者的奢侈無度，親身經歷了幼子“無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詩人也自覺或不自覺地觸及到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問題：“彤庭所分帛，本處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子實不得吃，貨訕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道破當時社會階級對立的本質特徵。殘酷的壓榨，使農民瀕臨絕境，對此詩人賦予極大的同情：“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正是通過對這些昏君、佞臣的口誅筆伐，詩人深刻揭示了國家動亂衰敗的根源，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杜甫這一時期的詩歌成為詩人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峯。

不久，洛陽、長安相繼收復，肅宗駕幸長安。杜甫也攜家小趕回京師，繼續任職左拾遺。這時他本想在朝中發揮政治作用，對國家和人民有所貢獻，但終因房 罷相一事，被肅宗逐出京師，改任華州司功參軍。這一打擊，使其政治理想完全破滅了。為了生計，他棄官攜家踏上了漂泊西南的旅途。“無食向樂土，無衣思南州”，最後到達四川成都。“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這幾年，詩人陷賊，逃難，奔波遷移，飽嘗憂患。政治上遭受冷遇，幾次被貶謫，但詩人並沒有忘情現實，脱離政治;反之，其政治熱情卻空前高漲，戰亂、天災、人禍，迫使他與人民一道流浪，與勞動人民的關係更加貼近，詩人更希望人民不再碰到這種不幸。當自己的茅草屋為秋風吹破，屋漏雨打，居無定所之時，他更希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如能這樣，詩人情願“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詩人為民生奔走呼號，幾乎達到忘我的程度。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詩人關心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貫的。天旱時，他想到了“雨降不潤物，良田起黃埃”;洪水氾濫成災之時，他想到了“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詩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時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轉，他卻憂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農民，“敢為故林主，黎民猶未康。”就在詩人臨終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纏身、生活無着之時，他還強忍病痛，拄着枴杖，沿着“右樵路”去一個小山村親自造訪比自己更苦的農民。詩人看到了“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的一片殘破荒涼景象。叛軍餘孽還沒根除，各路藩將擁兵割據，詩人不禁大聲疾呼：“誰能扣軍門，下令減徵賦?”但是，詩人這些美好善良的願望，在黑暗現實面前，是不可能實現的。

唐代宗大曆五年，早已是重病纏身的詩人，在耳聾失聽、周身不能轉動的情況下，伏枕寫成絕筆之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最後抒發了“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世事感慨，敍述了自己貧病交加的悲慘處境，不久便與世長辭，結束了他偉大而悲劇的一生。

縱觀詩人的一生，他嫉惡懷柔腸，筆鋒刺向國蠹民賊、外敵、悍盜、蒙上視聽的宦官尤物，以及擁軍叛亂的藩鎮軍閥，詩人總以“豺虎”隱喻揭露他們，把他們的醜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中。如 “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等等。他又“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始終關懷民生疾苦，一身忠貞正氣義薄雲天。這一切雖不為朝廷所納，但詩人一腔孤憤，充塞天地，上射鬥牛，與日月星辰一樣輝映天地之間，真可謂：一腔君國，滿眼江山。命運多舛，窮憂黎元。世上瘡痍，筆底波瀾。民生疾苦，詩中聖賢。

杜甫詩歌的詩史性質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的敍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説：“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裏邊有抒情，有敍事，有紀行，有説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麼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鋭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雲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凰台》、《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敍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遊》、《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説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佔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於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後園山腳》；對於平息叛亂,抵禦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麼，歌頌什麼，都很鮮明。也有些關於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後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覆地敍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於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於戰鬥，勇於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衝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徵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儘可能對被徵調的人説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

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繫自己，也聯繫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於杜詩裏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