閲讀西遊記手抄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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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手抄報資料

《西遊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吳承恩編寫而成。此書描寫的是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傳奇故事。作者通過虛幻的世界，對封建統治者的態度頗可玩味，在《西遊記》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藥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萬天兵天將，竟然抵不過孫悟空的一條金箍棒，而讓真正的賢才去當不入流的馬伕，其統治之黑暗不言而喻。如來佛祖所創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錢財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許手下人收取賄賂，這反映封建社會官官相護的黑暗情景。

故事來源

《西遊記》的成書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類似，都經歷了一個長期積累與演化的過程。但與前兩者演化的特徵並不一致：《三國演義》《水滸傳》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加以擴展與虛構，是“實”與“虛”的結合而最後以“真”的假像呈現於讀者面前；而《西遊記》的演化過程則是將歷史上的真實事件不斷地神化、幻化，最終以“虛幻”的形態呈現在讀者面前。

玄奘（602—664年）取經原是唐代的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貞觀三年（629年），他為追求佛家真義，從長安出發後，途經百餘國，歷盡艱難險阻，最後到達了印度。他在那裏學習了兩年多，並在一次大型佛教經學辯論會任主講，受到了讚譽。貞觀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長安，帶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這一非凡的壯舉，本身就為人們的想象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後來玄奘口述了西行見聞，由他的弟子辯機編輯成《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但這部書主要講述了玄奘在路上所見各國的歷史、地理及交通，沒有什麼故事。後來他的弟子慧立、彥琮又撰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讚頌師父，弘揚佛法的過程中，也不時地用誇張神化的筆調去穿插一些離奇的故事，為玄奘的經歷增添了許多神話色彩。於是，取經的故事在社會上越傳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筆記如《獨異志》《大唐新語》等，就記錄了玄奘取經的神奇故事，從此，唐僧取經的故事便開始在中國民間流傳。

南宋的説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把各種神話與取經故事串聯起來，書中出現了猴行者。他原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化身為白衣秀士，來護送三藏。他神通廣大、足智多謀，一路殺白虎精、伏九馗龍、降深沙神，使取經事業得以“功德圓滿”。這是取經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漸變為猴王的開端。猴行者的形象源於中國古代的志怪小説。《吳越春秋》《搜神記》《補江總白猿傳》等書中都有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李公佐的《古嶽瀆經》中的淮渦水怪無支祁的“神變奮迅”和叛逆性格同取經傳説中的猴王尤為接近。書中的深沙神則是《西遊記》中沙僧的前身，但還沒有出現豬八戒。到元代，又出現了更加完整生動的《西遊記平話》，其主要情節與《西遊記》已非常接近。最遲在元末明初，已經有一部故事比較完整的《西遊記》問世。

時代背景

在吳承恩時代，道教成為一個惡勢力，與朝廷統治者勾結，失去民間道教的進步意義。道士們在明代中葉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為人民所鄙視。如嘉靖年間，道士陶仲文被封為少保、禮部尚書，以治病、除妖、煉丹、祈禱取得皇帝寵幸，和宦官崔文、奸臣嚴嵩勾結弄權。嘉靖年間，曾明令興道滅佛，下詔沒收能仁寺資財，攆出宮殿中的釋迦像，後又取消官內佛殿。嘉靖年間，還大興土木，建造三清宮，大搞齋醮活動。人民受勞役之苦，國庫空虛。吳承恩借《西遊記》特為諷刺。

創作動機

在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之前，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就早已流傳民間，但吳承恩的《西遊記》並非民間流傳故事的簡單拼湊。吳承恩在創作中對民間流傳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改造。《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較為完備和最早記錄《西遊記》中故事的作品，吳承恩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的白衣秀才形象進行了重新改造，塑造了滿腔熱血和充滿熱情的孫悟空形象。猴行者是為了修成正果而主動幫助和尚西天取經的虔誠的佛教形象，而孫悟空則是崇尚自由、傲骨嶙峋的形象。

有學者曾經説過：“未能滿足的願望，是幻想產生的動力，每一個幻想包含着一個願望的實現，並且使不滿意的現實好轉。”吳承恩在《西遊記》中也存在兩個未達成的願望，一是未能實現長生不老的願望，二是未能實現個體生命價值的願望。

首先是善生。《西遊記》中，作者創作的石猴出世是對新生命的誕生的讚美。第四回，從孫悟空不滿於被封為小官弼馬温，到被稱為齊天大聖的滿足，體現了孫悟空自身的價值。但這只是玉帝為了天庭的安全而對其的安撫，實際上並不重視它。以至於蟠桃勝會對孫悟空招待不週，使得孫悟空意識到齊天大聖的稱號只是一個騙局，從而反抗玉帝對自己的不平等待遇。孫悟空的遭遇也反映了吳承恩早年懷才而不被重用的現實。

其次是惡死。吳承恩意識到死亡是一種悲哀，嚮往着能成為神仙，與天地、山川同壽。他在創作《西遊記》時已經六七十歲，可謂是老之將至，與其筆下的孫悟空年齡階段十分相似，因此，他將一生的憤怒記錄在猴王身上，讓孫悟空跨越千山萬水，歷經磨難，尋求長生不老的祕方。

思想內容

一、借神魔世界反映現實社會，揭露明代社會的黑暗和腐敗

小説所描繪的以玉帝為代表的天宮，包括地府、西天等神權機構不但在行政設置上與人間仿似，而且在行為處事上也了無二致，其昏庸腐朽如出一轍。天宮統治集團經孫悟空一鬧，不但暴露了其力量上的虛弱，同時也暴露出玉帝的賢愚莫辨、天將的儒弱無能、天仙的欺騙伎倆和整個天庭的嫉賢害能。西天號稱極樂世界卻公然索受賄賂，兩個尊者阿儺和迦葉因索賄未得便用假經騙人，氣得連一向仁慈寬大的唐僧也説：“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喱！”至於地府，更是藏奸納垢、營私舞弊的地方。唐僧師徒所經歷的九個人間王國，國王也大都是昏君，弄得妖邪橫生。總之，作品裏所描寫的這些天宮、地府、西方極樂世界和人間王國，無一處不充滿着骯髒和醜惡，從而象徵性地反映了人間皇帝的昏饋、朝廷的腐敗和世道的黑暗。

小説中所描寫的妖魔鬼怪大都影射當時不法的權豪勢要，它們是為害百姓的社會惡勢力的象徵。如聖嬰大王紅孩兒的搜刮無度、駝羅莊鱗蛇怪的嗜殺成性、如意真仙的投機斂財、金魚妖的強取豪奪等等，明顯都與現實緊密相連，活畫出一幅明代中期的百醜圖，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社會官府剝削、豪強橫行的社會現實和花樣繁多的賦税役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小説中的妖魔許多與神、佛有着密切的關係。諸如獅駝嶺的大鵬鳥、無底洞的老鼠精等，這些形象寓意着統治者縱容鷹犬作亂，甚至上下勾結，互相包庇，影射了明代貪官污吏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社會現實。

《西遊記》針對明代“崇道滅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小説中採取了“崇佛抑道”的態度，對道教極盡諷刺挖苦、揶揄嘲弄之能事，這種嘲諷有着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小説中寫了很多作惡多端的道士，如車遲國虎力、鹿力、羊力三個大仙和比丘國的國丈等。他們或妖言亂政、或圖謀不軌，但卻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任意妄為，這便有影射明世宗好道的跡象。據載，明世宗極好道教，還把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封為“真人”，官至禮部尚書。這些道人把朝政弄得烏煙瘴氣。書中還極力描寫車遲國國君信任妖道，大肆捕拿和尚。這種描寫裏又有廠衞特務統治的影子。小説所揭露、諷刺的對象，在明代的現實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和依據。

二、歌頌了敢於向封建權威挑戰的叛逆精神和英雄行為

首先，孫悟空是一個敢鬧天庭敢闖地府的無畏之人；其次，孫悟空是一個有智有勇、掃蕩羣魔的正義之劍。無畏與智勇使這個人物大放異彩，這也是這部書的價值和精華所在。因其無畏，所以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法所約束；敢於反上天庭，高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打得天兵天將落花流水，嚇得玉帝羣仙驚慌失措；敢於硬闖地府，勾劃生死薄，使得閻王躬身作揖，不敢招惹；敢於攪鬧龍宮，老龍王只得恭迎恭送；敢對觀音不敬；敢罵如來不公；他更是從不把俗世國王放在眼裏。這種敢向一切權威挑戰，敢於蔑視一切神聖的大無畏精神，是孫悟空這一藝術形象的基本特徵，也是作者極力歌頌的個性精神。孫悟空因為有智有勇，所以他能看破一切偽裝，洞察所有真相。作者極力描寫孫悟空種種卓越的才能、超凡的智慧，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和睿智清醒的頭腦，這實際上是對智勇的頌揚。如果説諸葛亮是古代人民智慧的化身，那麼孫悟空則可被視作古代人民勇敢的化身。

《西遊記》由“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兩個思想意義不同的故事構成，因此出於情節發展的需要，小説寫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失敗和最終皈依佛門，孫悟空的英雄悲劇是作者封建正統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在形象塑造上，儘管孫悟空本領高強，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但卻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這是孫悟空作為一個反抗者的悲劇；五百年後，孫悟空得觀音點化，護送唐僧取經，先前雖不改昔日的英雄本色，但被套上了緊箍之後漸漸被驅服了心性，“改惡從善”，一心向佛，並最終皈依佛門，這是孫悟空作為一個屈服者的悲劇。孫悟空身上體現出來的兩個矛盾的方面，體現了作者思想觀念的複雜和矛盾，也體現了他認識的迷茫和侷限。但作為藝術形象本身，孫悟空敢於鬥爭、不畏強暴、堅韌頑強、活潑爽朗、恢諧樂觀的性格卻是前後一致的。全書以它貫通線索，把前後兩個故事聯結起來，表現了一個共同的思想傾向：歌頌人民堅韌不拔的反抗鬥爭。

三、通過孫悟空的形象來宣揚“三教合一”的心學思想

《西遊記》作為一部神魔小説，既不是直接地抒寫現實的生活，又不類於史前的原始神話，在它神幻奇異的故事之中，詼諧滑稽的筆墨之外，藴涵着某種深意和主旨。對此，歷來的評論家作過種種探討，大致從認為“幻中有理”，到強調“幻中有趣”“幻中有實”，有一個曲折的歷程。應該説，小説本身的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支撐某一傾向的依據。但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徵性的精神來看，應該説還是在於“遊戲中暗藏密諦”（李卓吾評本《西遊記總批》），在神幻、詼諧之中藴涵着哲理。這個哲理就是被明代個性思潮衝擊、改造過了的心學。因而作家主觀上想通過塑造孫悟空的藝術形象來宣揚“明心見性”，維護封建社會的正常秩序，但客觀上倒是張揚了人的自我價值和對於人性美的追求。

《西遊記》想通過孫悟空的形象來宣揚“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學是一清二楚的”、心學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切”，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縱不羈的心，迴歸到良知的自覺境界。小説特別選用了“心猿”這一典型的比喻躁動心靈的宗教用語來作為孫悟空的別稱。一些回目和詩讚也非常直接和明白地表現了這一寓意，回目如“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一回），“九九數完魔滅盡，三三行滿道歸根”（第九十九回）等不少就是用修心煉性的術語所構成的。在詩讚中，説美猴王道：“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內觀不識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第一回）；“猿猴道體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拴莫外尋”（第七回），這清楚地表明瞭作者早把孫悟空當作人心的幻相來刻畫的。再從全書內容的構架來看，大致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孫悟空大鬧天宮；二、被壓於五行山下；三，西行取經成正果。這實際上隱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過程。為了表現“心猿歸正”的總體設計，作品還讓孫悟空不時地向唐僧直接宣傳“明心見性”的主張。例如，第二十四回唐僧問悟空何時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第八十五回，悟空還用烏巢禪師的《多心經》提醒唐僧道：“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頓使唐僧明瞭：“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正因為《西遊記》在總體上是十分清楚地宣揚了與道家“修心煉性”、佛家“明心見性”相融合的心學，故難怪早期的批評家都認同《西遊記》隱喻着“魔以心生，亦以心攝”的思想主旨，乃至到魯迅在強調小説“出於遊戲”的同時，也説：“如果我們一定要問他的大旨，則我覺得明人謝肇淛説的‘《西遊記》……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這幾句話，已經很足以説盡了。”（《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第五講）

《西遊記》的作者在改造和加工傳統的大鬧天宮和取經的故事時，納入了時尚的心學的框架，但心學本身在發展中又有張揚個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傾向，這又和西遊故事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沉澱的廣大人民羣眾的意志相結合，就使《西遊記》在具體的描繪中，實際上所表現的精神明顯地突破、超越了這一預設的理性框架，並向着肯定自我價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傾斜。具體而言，假如説前七回主觀上想譴責“放心”之害，而在客觀上倒是讚頌了自由和個性的話，那麼以第七回“定心”為轉機，以後取經“修心”的過程，就是反覆説明了師徒四人在不斷掃除外部邪惡的同時完成了人性的昇華，孫悟空最終成了一個有個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徵。

孫悟空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老天之氣”“獨自力王”“享樂天真”。從表面上看來，他“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但當他想到暗中還有個“閻王老子管着”，就覺得渾身不自在，“忽然憂惱，墮下淚來”。於是他想方設法，打到陰司，將生死簿上的猴屬名字一概勾掉，向十殿閻王宣告：“今番不伏你管了！”作者在具體描寫美猴王的這種不受任何管束、追求自由自在的所作所為時，並沒有直接説明這就是“放心”行徑的形象註腳，甚至也沒有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多少貶義，故留給讀者的印象只是他能為追求自由而敢作敢為，像明代葉晝評悟空在陰司的除名之舉時就讚道：“爽利，的是妙人！”後來他大鬧天宮，原由是：“玉帝輕賢”，“這般渺視老孫！”第一次請他上天，只安排他做一個未入流的“弼馬温”，他深感到自己這個“天生聖人”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個人的尊嚴受到了侮辱：“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活活的羞殺人！”於是打出南天門而去。第二次請他上天，雖然依着他給了個“齊大大聖”的空銜，卻是“有官無祿”，並未從根本上得到尊重，於是他“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反出天門。他説“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甚至説出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列我家”，都是順着強調自我的思路而發出的比較鮮叫和極端的聲音；這種希望憑藉個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實現自我價值的強烈願望，正是明代個性思潮湧動，人生價值觀念轉向的生動反映。然而，作者並不贊成孫悟空“只為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不希望否定整個宗法等級制度，當孫悟空“欺天罔上”，叫嚷“將天宮讓與我”時，作者就讓如來佛易如反掌地將他壓在五行山下，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級社會還是不可動搖，維護這個社會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論你叫嚷“強者為尊”，還是追求“自由自在”，都只能在適度的範圍內進行。總之，從孫悟空出世到大鬧天宮，作品通過刻畫一個恣意“放心”的“大聖”，有限度而不自覺地讚頌了一種與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個性和自由的精神。

小説的主要篇幅是描寫孫悟空從唐僧師徒經八十一難，去西天取經。這八十一難有不少是模式相同的，前後很難找到某種內在的邏輯聯繫，因而給人以一種循環往復的感覺。這些周而復始、形形色色的險阻與妖魔，都是用來作為修心過程中障礙的象徵。小説第十七回曾予以點明：“菩薩、妖精，總是一念。”換言之，妖魔實即生於一念之差。所謂“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小説描寫了八十一難的磨鍊，無非是隱喻着明心見性必須經過一個長期艱苦的“漸悟”過程。但是，當作者在具體描繪孫悟空等人歷盡艱險，橫掃羣魔的所作所為時，往往使這“意在筆先”的框架“淡出”，而使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凸現。在這些形象中，孫悟空尤為鮮明地飽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時代的精神。

孫悟空在取經過程中，仍然保持着鮮明的桀驁不馴的個性特點，這正如在第二十三回中豬八戒對他的評價：“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他不願處於“為奴”的地位（第七十一回），從不輕易地對人下拜，“就是見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個喏便罷了”（第十五回），至於一般的神靈更是不放在眼裏，稍不稱意，就要“伸過孤拐來，各打五棍見面，與老孫散散心”！（同上）作為一個皈依教門的和尚，卻還把闖地府、鬧天宮當作光榮的歷史屢加誇耀：對於那個專門用來“拘繫”“收管”他，不讓他“逍遙自由耍子”的緊箍兒，則一直念念不忘能“脱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第一百回）。這都表現了取經路上的孫悟空還是那樣的反對束縛、尊重自我和嚮往自由，具有一種強烈的個性精神；但是，這時的孫悟空畢竟不同於先前的齊天大聖，他已肩負着協助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經的崇高使命。取經，本是一種事業，實際上已成了他所堅韌不拔地追求的一種理想的象徵。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翻山越嶺，擒魔捉怪，吃盡千辛萬苦，排除重重困難，從不考慮個人私利，一心以事業為重，即使在被人誤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唐僧念着緊箍咒、趕回花果山時，還是“身回水簾洞，心逐取經僧”（第三十回）。這種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也就成了取經路上孫悟空的一個明顯的性格特徵。

當然，孫悟空等在經歷八十一難的具體過程中，是作為一個解除魔難的英雄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在他眼裏，沒有越不過的險阻，沒有鎮不住的妖魔，憑着他的頑強拼搏，都能化險為夷，逢兇變吉。在戰鬥中，他又能隨機應變，善於鬥智，一會兒變作小蟲出入內外，一會兒又化成妖精的母親或丈夫等去迷惑他們，常常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之中，弄得敵人暈頭轉向，防不勝防。孫悟空的這種大智大勇的英雄精神，與其為實現理想而奮鬥到底的獻身精神和強烈的個性精神相結合，呈現出了獨特的光彩。隨着他歷經八十一難，掃除眾魔，自己也由魔變成了佛，這也就自然地使他的品格更顯出完美性和普遍性。而事實上，他的那種英雄風采，正是明代中後期人們所普遍追求的一種人性美。孫悟空就成了有個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徵。《西遊記》就在遊戲之中呼喚着孫悟空這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