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前言

引導語：陶淵明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有《陶淵明集》，下面是有關《陶淵明集》前言，歡迎大家閲讀學習。

一、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浸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到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他從小就過着比較貧困的生活。

陶淵明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污陽柴桑的農村裏度過的。潯陽東臨彭蠡湖(今郡陽湖)，北面長江，南倚廬山，風景十分優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秦皇上人”(《與子嚴等疏》)。儘管家境貧困，但那種生活畢竟是恬靜而適意的。“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故鄉的一草一木，時時索繞心頭，勾起甜蜜的回憶。早年的這種生活，對陶淵明日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極為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的大半生處在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的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當時長江以北的土地，為異族侵佔。北方各族上層統治者經常發動對南方的騷擾和進攻。而東晉王朝，則苟安江南，無所作為，且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當時的豪門世族，恣意侵佔良田山澤和佃客奴僕，他們聚斂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軍閥互相攻伐殘殺，致使“百姓散在江湖採相，內使王愉悉之還。請米，吏不時給，頓僕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晉書。桓玄傳》)。而陶淵明的家鄉江州污陽，又正是地處三江之口的軍事要衝，連年的征戰，給這一地區造成了更為慘重的破壞。“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禍亂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濟蒼生的抱負：“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其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翩思遠翥”(《雜詩》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其結局也只能是“有志不獲騁”(同上其二)。於是，“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變化使他慨歎”(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前言》)。總之，理想與現實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陶淵明的一生，這不僅表現在他出仕與歸隱的反覆，也表現在他歸隱之後內心的苦悶與憤懣。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追憶説：“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年立，志意多所恥。”他年近三十才被“召為州祭酒”(《宋書。隱逸傳》)。但從“志意多所恥”來看，他對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風氣是不滿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同上)。還家後，一度召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歲，才又重新懷着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門下。如前所述，東晉王朝內優外患，司馬氏統治集團腐朽已極。作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確顯示了重整朝綱、匡救時弊的才能。據《晉書。桓玄傳》載，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薦：“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閥，大恥載雪，飲馬灞■，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並大膽指責朝廷“權門日盛，醜政實繁，鹹稱述時旨，互相扇附”。在這種局面下，陶淵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於桓玄，以實現其大濟蒼生的理想。但隨着時局的變化，當桓玄大權在握、擁有重兵之後，並無安天下之計，卻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輔，豪奢極欲，眾務繁興”，伺機謀取帝位，結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這也是陶淵明離開他的根本原因。

陶淵明四十歲這一年，作為新興地主集團的代表劉裕，率部擊敗桓玄，收復京邑，並實握東晉大權。這給當時處在極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劉裕手下做了一個參軍之職。但陶淵明此次出仕的態度，卻是“時來苟冥會，■轡憩通衢”(《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慮重重，並作好了“重返班生廬”(同上)的思想準備。之後，儘管又做過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為時八十多大的彭澤令，但他發現這一切皆有違自己的夙志，於是便憤然棄官歸隱了。

這位早年懷着“感物願及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的理想而步入社會的陶淵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顛簸，但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腐朽官場的爾虞我詐、世俗社會的污濁混亂，終於逼使他走上了與統治集團相決裂的道路，最後懷着滿腔的憤懣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時時令他邏想、留戀的大自然的懷抱。然而在隱居生活中，他表面上過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飄逸滯灑的隱士生活，但內心的苦悶卻永遠無法排遣：“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同上其三)：“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他既沒有忘懷昔日的壯志，也更沒有忘懷於現實。我們從《述酒》等詩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時時在關注着政治風雲的變化，並時爾表現出內心的憤慨與不平。“酒能法百慮”(《九日閒居》)，他之所以苦悶憂愁，根本的原因即在於沒能實現理想。也正是由於對理想的熾熱追求，他常常慨歎生不逢時，並以極大的熱情為人間社會設計了一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詩》)的理想樂園。因此，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貫穿陶淵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並由此而決定了他貌似飄逸而內心又極苦悶的獨特的個性。

二

陶淵明的詩歌，猶如他的個性一樣，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題材選擇的獨特性

陶詩在題材的選擇上，具有確定性和一貫性，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這對於陶詩風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頌田園，反映躬耕

今存陶詩中，屬於田園詩的約有三十首左右，數量不算多、但它卻成了中國古代日園詩的奠基石，揭開了中國詩史上新的一頁。

家鄉美麗的風光，陶冶了陶淵明童年的心靈，培養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特別是當他置身於仕途之中時，那恬靜、幽美的田園與污濁、黑暗的官場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二)：“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塵。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後，他又重新撲入了田園的懷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無適俗韻”)一詩，便是他當時心靈的寫照。脱離了“塵網”，沖決了“樊籠”，闊別已久的田園故宅又展現眼前，詩人內心的無限喜悦，就在那歷數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體現。平靜安寧的氣氛中，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秧。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同上其二)：“結廬在入境，而無車馬喧”(《飲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園，無世俗之交;窮巷虛室，無雜塵之念。對田園風光的極力歌頌，正反襯出世俗、官場的污濁黑暗……

不同於一般的詩人，陶淵明是親身參加了農業生產勞動的。早在元興二年(403)，陶淵明離職居喪時，就有了參加生產勞動的體驗，當時寫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後從四十一歲棄官歸田，直到六十二歲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雜詩》十二首其八)。如其《歸園田居》五首其三(“種豆南山下”)、《雜詩》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於下■田舍獲》等詩，對他躬耕自資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淵明以極大的熱情歌頌田園生活，使他的詩不僅在當時“獨超眾類”(蕭統《陶淵明集序》)，而且對後世更有着深遠的影響。

2、歌頌隱者，讚美貧士

在經過了長期的出仕與歸隱的矛盾之後，陶淵明最終還是走上了獨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詛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二十首其九)，獨自保持高尚純潔的節操。正由於當時“舉世少復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從古代的達人隱者之中尋求知音，以表現自己“有志不獲騁”的憤世之情和不為世俗所染的高尚節操。這樣以來，陶淵明筆下的達人隱士便大批地出現了：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戊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遙謝荷ò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撰田舍獲》)

路若經商山，多謝綺與角。(《贈羊長史》)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飲酒二十首》其一)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長公曾一仕，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擬古九首》其三)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詠二疏》、《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來為達人隱士高唱讚歌，以表達自己的情懷和志向。在陶淵明之前的詩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詩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雖也偶爾引此類達人隱士為同調，但並沒有形成這種具有確定性和一貫性的詩歌題材。

陶淵明歸隱之後，儘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質生活上，則日益陷入飢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雜詩)十二首其八、《乞食》、《有會而作》等詩中，對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卻甘願抱貧守拙，並從古代的貧士那裏找到了精神寄託。“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餘多師”(《有會而作》)。因而，陶詩中以歌頌貧士為題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詠貧士》七首組詩中，詩人就以極大的熱情對貧士加以歌頌。諸如榮啟期和原憲不慕富貴。安貧樂道;黔婁不求名利而衣不蔽體、終身貧賤;袁安困於積雪，阮公拒賄棄官，然能以食草為甘味，道義勝而心歡然;張仲蔚心地耿介而隱處蓬蒿;黃子廉辭宮歸隱，雖生活貧困而能堅守節操等等。陶淵明正是把這些貧士作為效法的榜樣。在《飲酒》詩中，陶淵明也每每稱道：“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其二)：“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詠的每一個貧士的身上、我們似乎都能明顯看到陶淵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中説：“餘嘗玩公此下數詩(按：指《詠貧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過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説起，便為設身處地，以自己身分推見古人心事，使人讀之若詠古人，又若詠自己，不可得分。”陶詩以此為題材，正是為了突出地表現自己高尚的節操，並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詠貧士為題材的詩歌，在陶淵明之前也是不曾有過的。

3、為悲劇英雄高唱讚歌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陶淵明陷入極度的苦悶之中。“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他撫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內心的苦悶與煎熬。在現實社會中，就實現理想抱負而言，陶淵明可謂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而為那些悲劇性的人物高唱讚歌，則又是陶詩在題材選擇上的一大特點。

《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九，歌頌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蹟。夸父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撓、頑強鬥爭的精神，正是詩人早年“撫劍獨行遊”的自然發展，也是陶淵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詩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熱情歌頌了精衞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頑強意志和鬥爭精神，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慷慨不平之氣。如果説夸父。精衞和刑天都還是神話中的悲劇英雄的話，那麼。歷史上的荊軻則是人間的悲劇英雄了。陶淵明《詠荊軻》一詩，突出地表現了荊軻的英雄氣概，“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百萬，逶迤過千城”，把英雄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寫得淋漓盡致。詩人最後仰天長歎：“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詩人對荊軻的無限同情，正説明自己也同樣是“奇功”不成，以悲劇而退身的。不平之氣，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認為此詩“露出本相”(《朱子語類》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見出陶詩在題材選擇上的傾向性和一貫性。

4、寄酒為懷

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和王瑤先生的《文人與酒》等文章，曾對包括陶淵明在內的魏晉時人飲酒的原因和目的作過十分精闢的論述，茲不贅言。需略加強調的是，陶淵明一生飲酒不止，並非只為避禍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憂解悶，借酒澆愁;二是借酒為題，抒發懷抱，正如蕭統所言：“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陶淵明集序》)如《飲酒》組詩中，涉及到社會黑暗的就佔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淵明處在晉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內心的矛盾與痛苦，都總歸在《飲酒》這個題目之下，最後説：“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顯而易見的。而大量的、以酒為題材的詩歌，也是從陶淵明這裏開始的。

(二)表現手法的獨特性

陶淵明的詩歌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不僅廣泛汲取了傳統的優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創造，充分顯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白描勾勒，寫意傳神

陶淵明的詩歌，無論是對田園風光、自然景物的描寫，還是對人物的刻畫，總是善於捕捉最具特徵的東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隨意的神貌點染，並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懷融進藝術畫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