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採訪部實習報告範文

貫穿整一個實習過程並且暗自潛藏在意識深處的，似乎是一種無法遣散的挫敗感。這種挫敗感，並非來自可觸摸的失敗經歷，而是來自實際表現與自我期許的反差；如另一位實習的同窗所言：從理想回歸到現實，想到自己的將來，不禁心亂如麻。

上述這種説法似乎有些打擊士氣的嫌疑，而且對學院的付出和期望亦是一種不忠，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的觀感。實習到中段的時候，王軍老師來犒慰我們這些在南方電視台飽受就餐之苦的同志們，飯桌上逐一彙報自己的工作和收穫。我説，在這麼多實習故事之外，我並沒有經歷什麼不平凡之處，我甚至沒有一個自己的獨立作品；而電視媒體的運作方式和視像新聞的操作方式也使我產生了疑惑——我將來是否該從事這一行業，抑或應該去平面媒體和廣播媒體謀求立足之地？當然，我可以找出很多現實中的很多限制因素來説明我為什麼沒有獨立的作品，比如説電視台裏有規定實習生不能操作機器而他們參與報道的新聞也不能附上他們的署名，但是，我必須承認，這更多是有關我的性情，其次則是能力和態度。

在我們正式報到之前，廣州大學和復旦大學實習生已經來回穿梭於辦公室間，或是手拿資料文件匆匆趕稿，或是跟隨記者外出一線。頻道的黃副總監帶着商量的口吻對我們訓導説：你們是來做貢獻的，不僅僅是來學習的，你們的付出就是你們的學費。之後採訪部的楊副監製則在復旦的實習生面前説：汕大的師兄們操作方面已經沒有問題了，以後你們多跟他們學習學習。這句話讓我們暗自歡喜了一陣，但是不足以成為我放下擔心的理由。在此後若干次的採訪拍攝中，某攝像師看着在一旁將腳架挪來搬去的我，説：你過來，將這張文件上拍下來，我要的這些、這些、還有這些字眼的特寫。我頓時一陣緊張，手忙腳亂地將那笨重的機器切到腳架上，調白、對焦、構圖，忙活了好一陣，該攝像問：你以前用過這機器麼？我面無表情地答道：沒有，我們以前都是用小機的。他用手一揮，“行了，走開，我來吧。”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心想我剛才迴應他時的那個表情一定讓他很不高興，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來自父母的遺傳常常讓我在緊張的時候就變得臉色很難看，而此後的幾次臨陣被撤也沒能讓我省悟過來——無論你天生的表情是怎麼樣的都好，面對你的`老師的時候，都要儘量給出一個淡定的笑容來；又或者，你為什麼不乾脆對他説：老師，不好意思，可以多給我一次機會嗎？

我曾經在我的實習申請上寫下了我的缺點和劣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反應很慢。我承認這是一個可以逐漸得到改進的缺陷，但是，在分秒必爭的新聞現場，我怎麼能夠以這樣的理由在記者面前應付我的工作呢？有一次跟隨一個跑政法線的記者去採訪一條關於汽車詐騙案的新聞，在採訪受害者的時候，由於來的媒體記者眾多，受害人被圍成一團，攝像記者則肩扛攝像機推着擠着在拍攝。意外的是該受害人講得聲淚俱下，將受騙過程的細節一一道來，攝像記者們則臉色慘淡，肩頭痠痛雙手發軟。我站在外圍插不進去，完了我們的女記者出來破口大罵：你怎麼搞的？人家攝像在裏面扛了半個鐘頭都不止，你卻在外面閒着！別忘了你是來幹什麼的，你是來扛腳架的！我無言以對，照樣是臉色蒼白，極其不討人喜歡。過了幾秒鐘，我終於鼓起勇氣對攝像記者道歉説“是我的錯是我的錯”，但是，此事卻讓我再次認識到，這是一個不打無準備之戰的戰場，沒有人會聽你的解釋，甚至道歉都沒有用，因為錯過了現場就永遠不可以再挽回。

這是我的第一次實習。在我未實習之前，則因為課程的緣故膽大妄為地設計過實習的報紙專刊，並且在上面發表“學而實習之”的“大論”。但是真正實習的感覺卻遠非如紙上談兵那樣簡單。南方電視台是一個省級台，機構精簡，也沒有兄弟台那樣的眾多宂員，因此在我們新聞部的辦公室裏，整天可以看到記者們忙碌的身影。他們上班的時間並不太早，又異於我最初的想象；但是來到之後便立即着手找選題，聯繫外訪，或者一有突發立即趕赴新聞現場。我們這羣為數大概三十人的實習生們，則早早來到辦公室，尤其是那些安靜沉默的女生們，早早地便守在機旁，幫他們的老師“找料”。本地的電話並不多件，反倒是東莞等工業城市的來電佔了絕大多數。我每每聽到有關拖欠工資不給反打人之類的投訴，只能按照接聽熱線的常規程序，用“中立”的態度向他們表示我們會跟進此事，如果領導審批之後需要採訪我們則會立即與之聯絡。但是實際的情況是除非發生重大的事故或者災難，這些外地的新聞往往是得不到上鏡的機會的，畢竟南方台是一個立足於本土化的媒體。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內心常常感到矛盾，既感到自己作為一個新聞人的責任重大，又感到自己並非是萬能的救世主而無奈萬分。類似的投訴每天聽上幾百個，耳朵漸漸地感到迷糊，而過後反省，才感慨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要保持恆久的良心和責任心是何等的艱難。

我所跟隨的馬記者也是汕大的畢業生，但我還是稱呼他為老師而代之師兄。他跑的是交通線，火車站是常去的地方，據説那裏的便衣警察和小偷都已經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的熟悉程度。身材短小的他在辦公室裏經常遭領導和同事的訛揄，他卻總是以嘻嘻的笑臉相對，完全沒有生氣的跡象；但是到了編輯室裏，如果看到攝像拍的東西不符合他的要求或者不夠水準的時候，他便毫不顧忌地破口大罵，罵完了之後則會告訴我哪些鏡頭不能那樣拍等等。寫稿是我們實習生應盡的義務之一，但是我寫的稿件卻沒有給他看過，只是直接就交給了總監，想想這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一個修改和進步的機會。

實習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和秀彬跟隨頻道的王副總監和“台裏最傑出的攝像”單記者去羅定拍攝城市宣傳片，在時事新聞操作之外瞭解了宣傳片的拍攝和製作過程。我們兩個作場記，兼作扛機器的夥計，而當地的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則尾隨我們，看我們拍攝當地的建築和民俗。每到一處，我們便受到上等的招待，而我和秀彬的實習生身份因為並沒有得到“揭露”，所以也享受一樣的禮遇，當地的領導甚至在工作的倒數第二天極力推薦我們去桑拿沐足，走的時候亦給我們捎上大量的當地特產，只是有沒有給紅包我就不得而知了。頗為諷刺的一次是我們到當地的一個鎮去拍蔡廷鍇先生故居，而當地的宣傳部門負責人則在餐桌上跟我們大談進行正面宣傳報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陪同我們的市宣傳部門領導很不好意思。在此前的採訪拍攝中，我也遇見過類似的情況，或者説，見識到在現實中的新聞操作果然跟書上的頗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