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漢水流域農業和工商業發展初探論文

摘要：元代漢水流域經濟得到持續發展，其重要因素是因為農業發展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流轉，龐大約水陸交通網為全國大小城鎮之間的商品流轉、貿通有無以至經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提。與此同時，世祖忽必烈用漢人，行漢法，在進攻南宋時，告誡統帥伯顏不“殺人”，並詔諭士農工商“各安己業”。其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為漢水流域地區的社會穩定，民眾安居樂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使之達到“一方安之”。

關鍵詞：元代；漢水流域；經濟發展

漢水(亦稱漢江)發源於陝西行省興元路沔州(今勉縣)以西(今寧強縣)，自西北向東南流經河南行省的襄陽路(治今湖北襄樊市)而達湖廣行省的漢陽府(治今湖北武漢市)。它的兩岸還有不少支流和眾多的湖泊網絡。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漢水自古以來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內自然資源豐富，工農業物產眾多，是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富饒地帶之一。歷來，對元代經濟發展的研究，史學界已作過深入研究．但對元代漢水流域一帶經濟領域的考祭，迄今為止，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有學者認為，元朝統治期間，破壞性很大，諸多方面(包括經濟)不可能發展很快。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筆者認為，元統治期間，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元世祖忽必烈用漢人，行漢法，在進攻南宋時，告誡統帥伯顏不“殺人”，並詔諭士農工商“各安己業”。其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為漢水流域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眾安居樂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擬就元代農業和工商業發展情況談一些粗淺看法，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重農措施與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宋元之際，戰禍頻仍，北方和兩淮地區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耕地荒蕪，荊棘叢生。飢餓的農民無力耕墾。到處流竄，所幸江南農業生產還沒有遭受大的破壞。元朝建立後。開始重視農業，把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作為鞏固新政權的緊迫任務，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漢水流域一帶的主要作法是：

1．廣置屯田。元代屯田規模之大，分佈地區之廣，在中國古代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蒙古滅金。元滅南宋之時，屯田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人王惲説：“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饋餉轉輸，古無良法，正有屯田待以歲月，為古今上策耳”①。蒙金、宋元戰爭使正常的農業生產無法進行，而只有屯田這種方式才能在戰爭的條件下從事生產。因此可以説，沒有襄陽路和南陽府等地的屯田，伯顏由漢江而下滅亡南宋幾乎是不可能的。元朝建國後，廣置屯田，對於這些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帶來了有利的條件。在屯田中，朝廷經常抽調一些習農之入前往屯田地區指導屯田人員耕種，為那些地方的農業發展輸入了技術力量。在經營屯田的同時，朝廷還組織人力、物力進行水利建設，不少地方的水利渠道因屯田而修建起來。

早在定宗貴由時，大將夾谷龍古帶行省事於興元路(治今陝西漢中市)。夾谷龍古帶令部下“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②。憲宗時，忽必烈遣汪德臣、汪良臣等在利州(即廣元路，治今四川廣元縣)附近白水等地闢置屯田③。利州路治曾一度徙治於南鄭(今漢中)。

元朝建立後，廣泛屯田。至元六年(1269年)，立唐州(河南唐河)、鄧州(河南鄧縣)、申州(即南陽府，治今河南南陽市)、裕州(治今河南方城縣)屯田④。至元十年(1273年)元軍攻克襄樊之後，元朝政府充分利用“江淮在宋為邊陲，故多閒田”⑤。“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南，兩淮地面，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閒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⑥。兩淮“兵革之餘，荊棘蔽野”，若將“上自鈞(今鈞縣)、光(今光化。都臨漢水邊)。下至蔡(今新蔡縣)、息(今息縣)”的荒地給邊民屯種，不數年即可“剪去荒惡，蕩為耕野”⑦。同年，宋將呂文煥投降後。又於襄陽府(即襄陽路，治今湖北襄樊市)留“熟券軍”置屯田⑧。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漢軍、新附軍兵士及昆一萬五千餘户在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陸縣)境立屯⑨。大德元年(1297年)十二月，朝廷徙襄陽屯田合刺魯軍於南陽，户受田百五十畝，並授給種子、耕牛等必要生產物資⑩。皇慶元年(1312年)。遣户部尚書馬兒經理河南屯田⑾。同時，把武昌等地的人移往西北一帶屯田。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簽發舊貫鄂州(即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漢市)、隨州(治今湖北隨州市)的“降民”一千一百零七户遷往中興路(即寧夏府路，治今寧夏銀川市)居住，“計丁給地，立三屯”⑿。

2．鼓勵墾荒。如何把流亡的農民安置好。使勞動力與土地結合起來，重新生產糧食，蒙榮農村，開拓租税來源，從而鞏固新政權的經濟基礎，是元政府的一項當務之急。元政府允許農民開墾荒地。規定：“凡是荒地，俱是在官之數，若有餘力，所其再開”⒀。“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户”⒁。把荒閒之地用法令形式規定為封建皇朝所有，只要農民有勞力的都允許報官開墾。大規模的墾荒，使農民缺乏耕地的問題得以緩解。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朝廷因“以江淮間自襄陽至於東海多荒田，命司農司立屯田法，募人開耕，免其六年租税並一切雜役”⒂。政府並從牛、種、農具、衣、糧上資助墾荒農民，從賦税差役上優待墾荒農民，“官授之卷，俾為永業，三年後徵租”，從產權上鼓勵墾荒農民⒃。王禎主張開荒，一再強凋“坐賈行商，不如開荒”。他談及漢沔(今湖北漢水流域一帶)、淮穎(皖北一帶)等地多刨開荒地，當年種芝麻，收穫良好，有的“盈溢倉箱”以至“速富者”⒄。河南在金亡時“民疏土曠”，是時(世祖後期)“民生日集，地窄人稠，與江南無異”⒅。“漢中之田，闢已十七”⒆。優惠的墾荒措施在漢水流域一帶得到了施行，不僅有力促進了漢水流域一帶的墾荒進程，而且大大擴展了墾荒面積。

3．興修水利。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灌溉，既能擴大拼地面積，又能防止水旱災害，促進作物增產。元朝政府認為“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為先”⒇，把興修水利擺在重要位置。廉希憲在江漢“瀉蓄水於江，得田數萬畝，為貧民業”[21]。遊顯在襄陽，“復堰鐵拘壅湍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22]。襄陽城瀕臨漢水，歲有水患。至順元年(1330年)任襄陽路達魯花赤的諳都刺串民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23]。

漢水流域一帶土質肥沃。在宋代，知荊州軍陸九淵説：“荊襄之間，沿漢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24]。七百餘里的膏腴之地出產各種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極其豐富。蘇軾在武昌一帶所見的情況是：“對岸武昌，山水極佳，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25]。歐陽修詩云：襄陽“羅縠纖麗藥物珍，枇杷柑橘薦清樽”。“錦苞玉筍味爭新，風林花發南山春”[26]。柑橘、枇杷、芋頭、椑柿已是常見之物。

到元代，漢水流域一帶，糧食作物和蔬菜果品如馬可．波羅所記的興元路(今漢中)“彼籌收穫麥稻及其他諸谷，量多而價賤。緣土地肥沃，宜於一切種植也”[27]。經過夾谷龍古帶“墾田敗千頃，灌以龍江之水”後，“收皆畝鍾，敖庾盈衍”[28]。當馬氏由華州起程到京兆府城(陝西西安市)見到該地“工商發達，樹木園林既美且眾，田野桑樹遍佈，此即蠶食其葉而吐絲之樹也”。其注一雲：“陝西氣候在馬可，波羅以後大有變化。天氣甚寒，已不復種植桑竹，須至西安府東南三百公里漢水上之老河口。始見有紡絲者也”[29]。

二、整治和保護政策與工商業的繁榮和發展

元代漢水流域的工商業頗為發達。其重要因素在於，一是流動人口的增加，促進了手工業品和商業服務需求的增長。二是元政府曾把北方一些地區的工匠遷到漢水流域一帶。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徙甘、涼御匠五百餘户於襄陽”[30]。如此多的御匠來到襄陽，對促進當地手工業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三是元代漢水流域交通線路的開發比前代有了新進展，遍及各地的驛站構成了一幅密集的交通網。便利的水陸交通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發展[31]。

1、手工業發展提供了交通工具和商品與市場。元代漢水流域的手工業發展一方面因農業發展為其提供了原材料，同時也是在前代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而不斷髮展的。

造船業。鄂州、襄陽曆來都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在武昌，兩宋時期、由於造船數量的大幅度增加，船舶體積不斷增長增高，可以看出造船工場規摸在不斷擴大。北宋開寶七年(974年)，宋太祖趙匡胤為平定江南，曾遣使前往荊湖地區“造大艦及政黑龍船數千艘”[32]。南宋時，由於鄂州一帶造船業發展很快，屯駐於此的軍船數以千計。陸游在描述鄂州江面上舉行的一次軍事演習時，有過這樣的精彩描述：“大艦七百艘，皆氏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鏜鞈，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船舶規模之宏，航行速度之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可觀的。後來雖在慶元六年(1200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和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三次暴風中被損毀800多艘，但直至宋末，常駐此地的戰船仍達數千艘之多。鹹淳十年(1274年)，元軍在攻拔漢陽的戰鬥中，一次就焚燬宋軍戰艦3000艘。當然，這些船舶並不全由鄂州承造，但由鄂州承造一部分完全可能，否則，對於元末陳友諒大造樓船之舉，便無法作出圓滿的解釋。

到元代，鄂州造船具有相當雄厚的基礎。賈居貞於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於武昌路“造船百效(十)艘，駕以水軍”[33]以增強武昌路的社會秩序。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欲東征日本．大造海舟，時鎮戍鄂州的鄭制宜“造樓船何家洲”[34]。次年，為利用濟州河運糧京師，又命江南三省(指江浙，江西、湖廣)造船3000艘。元末。南方紅巾軍倪文俊在鄂、漢“聯巨舟為陣，樓船高十餘丈，綿互數十里，望之如山”[35]。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建都武昌的陳友諒在江州一戰中被朱元璋打敗，為與朱元璋決戰，大造樓船戰艦，加緊訓練水師。未及兩年。便造成樓船數百艘，練就水軍號稱60萬。

對陳友諒所造戰艦，史料中是這樣介紹的：陳友諒“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櫓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36]。船高達數丈，其長至少也在幾十丈以上。船的設計也頗見匠心，通船分為三層，而且層層置有走馬棚，並有相當堅實的夾層，以便上下層之間，人馬各不相擾。為使如此龐大的船體能迅速前進，船上置有幾十只櫓，並以鐵裹之，暗藏船腹之中，裝飾也很漂亮，全是丹漆飾之。若以600艘計，每船平均載1000人，包括馬匹及各種輜重在內，淨載重量大約在1500噸左右。沒有相當水平的造船技術和一批精通於設計、繩墨，鍛造、油漆等技術的各種造船工匠，要造出如此眾多、如此規模的戰船，是不可能的。為承造這批戰艦，當時彙集於此的造船工匠可能數以萬計。

在襄陽．至元十年(1273年)．綦公直行荊南等處招討司事，時元軍正進攻襄陽，“樞密院命(綦公直)督造戰艦，運舟”[37]。同年六月，“敕襄陽造戰船千艘”[38]。就這兩次造船來看，第一次命其督造“戰艦、運舟”，説明規模不會小．攻下襄陽的當年，元朝又命其“造戰船千艘”，可見襄陽路地區其打造船舶的能力及造船作坊的規模都不會小。

絲織業。元代的絲綢生產一直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元史·立智理威傳》記載：“湖廣歲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作，50使買絲他郡，多為奸利，工官又為刻剝，故匠户日貧，造幣益惡。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視賈人有藏絲者擇買之，工不告病，歲省費數萬貫。他郡推用之，皆便”[39]。從元代官手工業所置局院有“鄂州諸色人匠”“提舉從五”(官名及品級)。又“諸色人匠”中有“武昌”“同提舉正七”[40]。説明武昌路有元朝官府經營的絲織業作坊，匠户為數不少。上供織幣，本應因地所產，在任貪吏，為了從中漁利，上下其手，使織品質量下降。同時。工官對織工匠户過於“刻剝”，挫傷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所以織幣“益惡”。立智理威從大德十年(1306年)調任湖廣行省左丞，改善經營管理，擇優購買本地所產絲原料，既節約了成本，又提高了織布質量。立智理威堪稱封建官吏中之難能可貴者。馬可·波羅在南京(今河南開封市)見到該地“有絲甚饒，以織極美金錦及種種綢絹”。抵襄陽，盛讚襄陽是“一種繁盛工商業之中區．……產絲多，而以製造美麗織物”[41]。棉織業是漢水流域元代新興的手工業項目。據《元典章》載，至元四年(1267年)七月，樊城的`棉布200多匹經過山西運往山東貨賣[42]。王禎説：“非絲非管聲咿軋，村南村北響相答”。反映了當時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比較發達。絲棉副業，一方面滿足農家全家的衣着之需，另一方面把產品作為賦税交給國家。

瓷器和建築。元代的瓷器產地遍及全國。無論數量、質量上都很可觀。武昌湖泗一帶古瓷窯址堆積瓷品渣滓不少。宋、元兩代是湖泗民營瓷窯生產和“靈泉古市”(覃廟)最繁盛的時期，這裏人煙稠密，聚集着張、沈、鄒、李、樊、曾、杜、董等大姓氏。號稱靈泉“八大名家”，載入明、清地方誌書。至今覃廟還有一個名叫“窯咀”的濱湖地帶，想必是昔日與瓷器的運輸有關而得名[43]。興元(今漢中)經過兵災之後，夾谷龍古帶行省興元。“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棟，重棄牡瓦，宏壯奇麗，可在承乎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44]。

手工業的發展最能反映地方經濟的特色。漢水流域手工業以當地資源為原料，發揮各自的優勢，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手工業促進了工業繁榮，它不僅提供了交通工具(船、車)．還提供了商品與市場。就市場而言，船工需要糧食、薪炭、制船工具，制瓷工人需要糧食、薪柴、鐵、木工具等等。各個手工業行業之間互為市場、加上與鄰州的經濟交流，商品交換必然發達。

2、繁華的港區和便利的水陸交通帶動了商貿的繁榮。元代漢水流域的商業是比較繁榮的。這與南北大統一，農業、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水陸交通的發達以及元統治者對發展商業貿易予以重視和保護都有密切的關係。元軍攻佔襄陽，鄂州等商業城市後，都實行了“通商販”，“商者就途”政策，禁止軍民剽奪商販，保護商販正常貿易。另外，元代實行三十税一，甚至四十税一，六十税一的商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業的發展[45]。同時．元代漢水流域的商業也是在宋代工商業發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宋代，鄂州(即今武昌)對岸有漢陽(今武漢市漢陽區)軍。當時鄂州港埠在經濟、軍事上地位都十分重要。這裏為”荊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脊，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城內外生齒繁盛……兵民錯居，商旅輻輳……”[46]。宋時在鄂州設有鑄造銅幣的寶泉監。南宋時鄂州是長江中游著名的軍商合一大港。此時，鄂州、漢陽港區，上起鸚鵡洲、劉公洲，下至陽羅洑、青山磯，碼頭互相毗鄰，已成為港口整體[47]。乾道至淳熙年間，港區最為繁華。陸游在此泊舟於税務亭，見到在港船舶“不可勝記”[48]。范成大在《吳船錄》卷下中記述船泊鄂州時的情景：”鸚鵡洲前南市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

元代初年，南市的繁華商業及眾多舟船有一部分向鸚鵡洲上轉移，大批船隻也有一部分在漢水口集中、轉運。元人揭傒斯吟詩説，當時鸚鵡洲“參差連舫出，散漫羣鷗遠”[49]。“千帆落山巔，萬檣擁舟輯”[50]。這是郝經在登黃鶴樓時所見到的船舶往來的情景。威順王在武昌“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51]。武昌路在當時繁榮情況可見一斑。如此眾多的船，不論是商船，還是客船，都反映了當時武昌路、漢陽府一帶商業的繁榮。

襄陽南帶長江，漢江自西北斜貫其間，北扼唐、鄧，與汴梁相鄰；西北溯漢江而上，直抵興元(漢中)盆地。自古以來即為重地。馬可·波羅説：“襄陽府是一極重要之大城，所轄富裕大城十有二所，併為一種繁盛工商業之中區。……凡大城應有之物，此城皆饒有之”[52]。這説明襄陽在元代是一個較大的工商業城市，這個城市的物資供應和一切生產，生活用品都是極豐富的。大都大護國仁王寺在襄陽、江淮等地有酒館一百多所以經營酒館業[53]。馬可·波羅又説：“從襄陽城發足，向東南騎行十五哩，抵一城，名日新州，城不甚大，然寓業繁盛，舟船往來不絕。……此城商業甚盛，董世界各州之商貨皆由此江往來，故甚富庶，面大汗賴之獲有收入甚豐。此江甚氏。經過土地城市甚眾。其運載之船舶貨物財富，雖合基督敦民之一切江流海洋之數，尚不逮焉”[54]。從本章注中所言之“揚州”、“郢州”、“鄂州”當然都不是。是否為襄陽路附近之“新城”[55]。因為：(1)“從襄陽城發足，向東南行十五哩”，從方向，里程有點像。(2)自1235年春窩闊台大舉攻宋後，襄陽路一直是處於戰爭狀態．這就給密邇襄陽路附近的地區以發展的機遇。(3)“漢水”，有時人們亦稱之謂“漢江”。

興元路(今漢中)，《馬可·波羅行記》第112章《蠻子境內之阿黑八墮大州》載：阿黑八里“州境全處平原中，糟有環牆之城村甚眾。隸屬大汗。居民恃工商為活。此地出產生薑甚多，輸住契丹全境，此州之人恃此而獲大利”。《元史》卷94《食貨志》載漢中姜課127錠279兩。興元路的人把姜運住全國各地出售，因此而獲利甚豐。

隨着城市的繁榮與工商業人口的增加，商品糧食也在不斷增長。若值豐年，“黍禾餘及億秭，倉箱累萬千”，“歲汁仍有餘，牙商許懋遷，補添他郡食，販人外江船”[56]。經過商賈將米糧販至缺糧地區。宋哲宗元佑年間(1086—1094年)，安州舉子吳某：“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耶遣縣令陳當至漢口私糴”[57]。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武昌路一帶，米價上漲，豪族官僚囤積居奇，米商把米關在倉裏不出賣，武昌“城中鬥米至萬錢”。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守中“杖其黨與七十令人，米大賤”[58]。這一方面説明漢水流域物資販運活躍。城市居民食糧全靠商販供應。“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59]。另一方面也説明糧食商品化的程度加深和商業的日趨繁榮。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疆域空前擴大，舉凡軍隊的輸送，政令的傳達，物資的供給，商品的流轉。漕糧的北運，以及進一步控制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鞏固統一局面。無不迫切需要解決交通運輸問題。元朝水陸交通都有重大的發展，特別是漢水流域的航運和以大都為中心的驛站的建置，構成一個龐大的水陸交通網，為全國大小城鎮之間的商品流轉，貿遇有無以至經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結語

1、“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雖然只是一句古語，但也説明了一個真理。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當元軍將要對南宋發動全面進攻時，伯顏等陛辭，忽必烈誡道：“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60]。九月，伯顏自率主力由襄陽沿漢水而下，郢州(湖北鍾祥)，沙洋，復州(湖北沔陽)等地基本未經過大戰歸降。隨之徑下鄂、漢，直至滅亡南宋。全國統一。

元政府安民措施是得力的．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詔逾江、黃、鄂、嶽、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人等，令農者就耒，育者就塗，士庶緇黃，各安己業，如或鎮守官吏妄有搔擾。詣行中書省陳告”[61]。這是一張安民佈告，曉諭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當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悦”[62]。至元十二年春。賈居貞以僉荊湖行省事留鄂，“發倉廉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廉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槽幣。東南未下州耶，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税並湖獲禁。造舟百效十艘，駕以水軍，不至痛民，一方安之”[63]。鄂地兵革之後，民庶流離，人心浮動，賈居貞開倉賑濟流亡；宋室子孫流寓鄂州的。給以廩餼；不強制漢人變服；通行宋時楮幣；對東南未被元軍佔領地區的商人滯留鄂州的發給路引使歸；免括商税；馳湖澤之禁；派遣水軍巡邏，以維治安。不失為利民德政。

2．漢水的乳汁哺育着漢水兩岸及其附近地區的人民，同時也促使漢水兩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城鎮迅速地發展起來。漢水流域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由於元代水陸交通發達，漢水流域地區經過元朝政府的屯田、設置驛站和通商往來，直接聯繫州縣各小市鎮，間接聯繫全國各大城市。這些地區在經濟上的聯繫。更有利於全國物資文流與經濟的發展。

虞集在《南平樓記》中寫道：“令夫襄之為城，額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衞之交；東出平皋，仿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漢江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子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畝畝，十千其耦、林木邑屋、參差鱗次、比鄰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高城深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64]。此樓原造於至元五年(1268年)，當時姚燧為之作序，經過70餘年的“風雨旋轉，歲久不支”。至元六年(1340年)重修，虞集為之作記。虞集因襄陽形勝，沃野千里，人們能安居樂業。生活穩定，“駟馬洋洋”。美衣玉食，只是賴有昔日人們浴血爭戰，苦心經營。虞集撫今思昔。無限感慨，其用意是喚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珍惜現實。這時，虞集已經退隱歸田。

值得指出的是：漢水流域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潛在生產力是很大的，而如何將漢水流域自然資源轉化為經濟優勢則是我們目前應該關注的問題。當前，旅遊業是我國和世界各國興旺發達的新興事業。漢水流域山川奇麗。江河多姿，民族文化豐富多彩，藴藏着極為寶貴的旅遊資源。漢水流域發展以旅遊業為龍頭的生產是促進漢水流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是增進漢水流域人民與全國以至世界各民族交往。促進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途徑。

註釋：

①⑦王惲：《秋澗集》卷86《論屯田五利事狀》。

②姚燧：《牧魔集》卷16《夾谷龍古帶神道碑》。

③《元史》卷3《憲宗紀》；卷155《汪良臣傳》。

④⑨《元史》卷100《兵志》。

⑤《元史》卷173《燕公楠傳》。

⑥王惲：《秋澗集》卷91《開墾兩淮地土事故》。

⑧《元史》卷5《世祖紀二》。

⑩《元史》卷19《皮宗紀二》。

⑾《元史》卷24《仁宗紀》；卷169《王伯勝傳》。

⑿《元史》卷170《袁裕傳》。

⒀《元典章》巷19《户部五·荒田》。

⒁《元史》卷93《食貨志·農桑》。

⒂《元史》卷13《世祖紀十》。

⒃《元史》卷16《世祖紀十三》。

⒄《王禎農書·農桑通訣·墾耕篇》。

⒅許有壬：《至正集》卷74《農桑文冊》。

⒆[28][44]姚燧：《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遭碑》，《元文類》卷62。

⒇《元史》卷93《食貨志·農桑》。

[21]《廉希憲神道碑》，《元文類》卷65。

[22]姚燧：《牧庵集》卷22《江淮行省遊公神道碑》。

[23]《元史》卷192《諳都刺傳》。

[24]《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6《屯田》。

[25]《經事東坡文集事略》卷25《答秦太虛書》。

[26]《歐文忠公文集》卷7《樂故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

[27]《馬可·波羅行記》第112章《阿黑八里大州》。

[29]《馬可·波羅行記》第110章《京兆府城》。

[30]《元史》卷18《成宗紀一》。

[31][45]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2][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卷8《宋紀八》。

[33][63]《元史》卷153《賈居貞傳》。

[34]《元史》卷154《鄭鼎傳》。

[35]《明史》卷1《太祖紀一》。

[36][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太祖平漢》。

[37](元史)卷165《綦公直傳》。

[38][60][61]《元史》卷8《世祖紀五》。

[39]《元史》卷120《立智理威傳》。

[40]參見李幹《元代社會經濟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頁。

[41][52]《馬可·波羅行記》第145章《襄陽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機奪取之事》。

[42]《元典章》卷22《户部·入門不調引者同匿税》。

[43]傅鈞烈：《靈泉古市》，《武漢春秋》1983年2期。

[46][47][宋]羅瑞良：《鄂州小集》卷5《野州到任五事答剳子》。

[48]陸游：《人蜀記》卷4。

[49]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巷1《正月十二日尋盧學士至漢口留詩為別》。

[50]郝經：《陵川集》卷3《黃鶴樓》。

[51]《無史》卷144《星吉傳》。

[53]《雪樓集》卷9《大護國仁王寺恆產之碑》。

[54]《馬可·波羅行記》第146章《新州城》。

[55]《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河南行省》，中國地圖學社1975年版，第34-35頁。

[56]《王禎農書·農器圖譜·圍田》。

[57][宋]王明清：《揮麈三錄》卷1。

[58]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卷12《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59]《通制條格》卷27《拘滯車船》。

[62]《元史》卷128《阿里海牙傳》。

[64]虞集：《道園學古錄·至元六年南平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