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方法論的女性主義的論文

女性主義有許多張面孔，為公眾所熟悉的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作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席捲歐美的女性主義，因此人們往往會將女性主義與諸如“個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強有力的”等激進口號聯繫在一起，並常常由女性主義聯想到離婚、墮胎、性革命等詞彙。然而女性主義並不僅僅反映了一種政治或者意識形態取向，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文化和學術思潮。通過對社會結構和文化中的性別不對稱現象進行重新追問，女性主義意識到性別所藴含的權力關係與知識的構成基礎之間的內在關聯。於是學院派女性主義第一次將性別視角的批判意識引入了學術圈，他們主張性別的文化建構性和知識的社會建構性，並且相信藉助於女性主義方法論可以完成對主流性別意識形態和主流知識框架的雙重挑戰。因此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説，女性主義是作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個分支出現的，它滲透在整個文化領域並以其獨特的方法論意義開啟了知識界前所未有的性別革命。

方法論的女性主義首先是女性主義的，因此其標誌性的特徵是強調性別的核心作用，相信社會制度、組織和文化的構成中都具有無法迴避的性別傾向，甚至知識的構成和功用也是性別化的。想要了解社會運行的方式、人際關係以及知識的內涵，都必須分析性別在其中發揮的潛在作用。因此運用基於社會性別範疇的性別分析方法，是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或工具。女性主義對這個性別範疇進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識中流行的有關性別的生物決定論觀點，強調了社會文化在建構性別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這一具有社會制度、文化和個體身份含義的性別從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內涵，進而成為女性主義知識批判和建構的概念基礎。

對性別的強調還基於這樣的判斷，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識體系中，性別因素被消隱在眾多主導性的官方議題當中，尤其是女性和相關議題被長期貶為邊緣或無形化，或者強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義的假設和偏見推而廣之形成解釋，因而造成女性經驗和主題的忽略以及結論的扭曲。女性主義試圖通過對性別的強調，讓那些隱藏的議題重新浮出地表，恢復其本來面目。從這個新的視點出發，女性主義試圖構造一個不同於往日圖景的新的知識版畫。這種知識目標應該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標相一致，也就是知識的變革應該有利於改進女性自身的命運。因此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另一個特徵是帶有很明顯的倫理價值取向，公開宣稱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級制的、解放的社會為目標。

女性主義在文化領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現的，因此其方法論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對傳統性別理念的批判、對已有社會理論的批判、對正統知識修辭和方法論原則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特色不僅來自他們的政治立場，也來自他們所依據的後實證主義學術傳統。庫恩以後作為科學公認觀點的實證主義知識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以追求價值中立的客觀性原則為基礎、主客體兩分的認知模式為依據的普遍主義知識目標，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批判。觀察負載着理論，理論負載着範式，範式負載着文化，文化負載着性別——依據這條線索，女性主義關於知識的性別化構成的假説顯得順理成章。主流知識框架和方法論模式中對價值、文化和性別的'盲視實際上導致了在普遍性旗幟下男性權威和統治的盛行。因此通過文化建構這一媒介，女性主義方法論很自然地將性別意識形態的批判與知識正統的批判結合起來。

批判當然不是最終的目標，對反身性和知識的情境化的強調構成了方法論的女性主義最有建樹性的一部分。女性主義認定官方的所謂普遍知識其實是代表男性霸權和利益的知識，他們倡導從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入手，從女性作為社會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場和情境出發，來建構這個世界的知識，應該更少偏見、更加有效。這種被稱為”立場論”的女性主義知識模式摒棄了抽象的主體和僵化的兩分法模式，研究者被還原為具有情感意志和歷史文化感的具體的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分離和對立的關係，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關係。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女性主義方法論強調對知識主體本身不斷進行反身性思考，強調研究者儘量避免將自己的意志和觀念強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出現等級制的控制關係，營造平等、和諧的氣氛，讓被研究者更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為保證這種民主、平等的知識模式的實現，女性主義嘗試過許多研究方法和技術。比如一些女性主義者強調“讓女人來研究女人”，這種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會中女性經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聲音經常不被重視的現狀，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溝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嘗試用女性主義運動中“意識覺醒小組”的方法來研究，通過女性之間的訴苦、溝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視的女性經驗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義者對社會研究中佔統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進行了不懈的批評，認為這種方法集中反映了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追求，容易與性別主義形成結盟。因此他們更加倡導質性的研究方法，認為這種方法容易克服等級制和權力控制特徵，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形成平等的參與關係。然而眾多爭論的結果是，女性主義方法論應該是一種研究的視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開放的、訴諸平等與解放的，因此不能侷限於某些方法的運用或排斥，而應該根據具體問題情境來決定運用某種或多種方法，因而方法論的女性主義雖然是批判的，同時也是寬容的。

批判性和寬容性可視為方法論的女性主義的精神實質，事實上也是後現代主義文化得以存在的意義和理由。這種精神氣質上的內在聯繫使得女性主義雖然始終沒有放棄啟蒙運動的最初理想，同時卻也很樂意接受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並在這種批評中不斷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論取向。保持批判性並非象傳統知識論那樣，試圖通過論證在理論上捍衞方法論的權威、並在實踐中堅持方法論的純潔，而是首先從根本上承認人性的弱點、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諸如中立、透明、純粹、客觀的假設，永遠保持一種反身的姿態，在情境化中尋覓來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經驗感受。因此對於女性主義自身原則的不斷挑戰也構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對諸如統一的女性和性別身份、統一的女性立場和經驗的質疑，對於方法論的女性主義中“性別萬能”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寬容性和多元化成為批判得以持續的活力來源之一，沒有抽象的、大一統的所謂女性和性別，只有來自不同階級、種族和利益羣體的多樣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場，性別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發生作用，並且永遠與文化中諸如階級、種族、權力等其他因素糾纏在一起並交叉起作用。這樣，女性主義從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勢羣體的代言人，女性主義方法論從一種性別分析方法取向擴展到基於性別的、反映弱者聲音的、消除了等級制和權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論的女性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種聲音，而是一種開放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