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南東道地區的人口研究論文

本文所稱的“江南東道”，地理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江蘇省南部、浙江、福建兩省全境。唐代地方行政區劃實行的是州、縣二級制，以州轄縣，州長官直接受命於中央。“道”只是監察區域，並非是唐代的地方行政區劃。據《舊唐書.地理志》載：“貞觀元年，悉令並省。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但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全國被分為十五道，江南道析為江南東、江南西及黔中三道。本文的“江南東道”轄境十分遼闊，其前身是唐初十道之一江南道的一部分，開元二十一年將江南道析為江南東道、西道、黔中道，江南東道轄潤、常、蘇、湖、杭、睦、越、明、忂、處、婺、温、台、歙、福、建、泉、汀、漳19州。

一、唐前期(安史之亂前)人口的分佈概況

唐前期該區域人口的分佈是很不平均的，從《舊唐書》(中華書局)，卷四十，<地理三>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至二六，<浙江東道>、<浙江西道>、<福建道>所列可知：在貞觀十三年時，江南東道地區中杭、潤、常、湖、婺五州每公里人口數超過10人，其他州，人口密度最低的為建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數僅為0.68，除此之外，台、處、蘇三州人口密度也不高，分別為每平方公里2.92、3.43、3.94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唐初，位於太湖流域的幾州，人口明顯較多，密度高，例外的是蘇州，儘管位於富庶的太湖流域，人口密度仍然很低，這與沿海與山區地區開發程度低是有關的，這從台、處、建三州的人口密度之低就可知，故説江南東道地區人口分佈是不平均的，差異還較大。

天寶十二載時，人口分佈發生變化，該區各州人口密度都大跨度的提高，每平方公里人口數超過50人的有六州，分別為潤、常、湖、杭、婺、越州。其他幾州(福建幾州除外)，人口密度最低的為處州，人口密度為14.49。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蘇州，貞觀時蘇州人口密度為3.94人，而在天寶時期則漲到45.80人，增長率高達1，062%，同時貞觀時人口密度較低的台州、處州，在天寶十二載時，人口密度都上漲為40.23、14.49人，增長率為1，278%、314%，這麼高的增長率都讓我們深刻的認識到了沿海地區的開發加速，也表明江南東道地區人口增長相當快，人口分佈也發生了變化，從人口聚集在太湖流域，也開始向沿海與山區遷移。綜上所述，唐初期江南東道地區，太湖流域人口分佈最密集，浙西諸州人口密度較浙東諸州高，而福建五州則發展較慢。但這裏的福建五州發展較慢是相對的，因為從橫向(福建各州)看來，今福建境內的五州成長似乎不是很驚人，但從縱向看(五州總和)，我們可以看到五州的成長並不比其它地區遜色。在唐初，今福建境內隋建安郡舊境，只有一個建州，舊屬嶺南道，户數只有15，336，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別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時期先後設置的。開元時，五州的户數達108，991，與唐初的1萬多相比，增長6倍多，因此唐時今福建境內五州户數的發展速度並不比江南東道其它州慢。

二、唐前期(安史之亂前)人口增長的原因

從上文可知，唐前期江南東道人口户數的增長是驚人的，而且也表明，唐前期較荒蕪的沿海地區，人口開始聚集，經濟開始快速發展。該區域户數大幅度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是該區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早期江南東道經濟並不發達，是個地廣人稀、草莽叢生的地方。但經過六朝開發以後，江南經濟開始迅速發展，高速發展的經濟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人來此定居，另一方面則降低了江南東道本地的人向外遷移。當然，北人南遷也是該區域人口增長的原因，但這個因素在唐前期佔的分量還不是太重。

其次，唐朝一整套嚴密的籍帳制度為該區人口的增長提供了保證。由於以前江南地區户籍的管理沒有北方嚴密，再加上江南地方大族隱瞞人口，所以直到隋代，該地區一直存在着嚴重的“户口不實”問題。唐貞觀十四年推行户籍、計帳等一整套嚴密的籍帳制度，使得江南東道地區長期存在的“户口不實”問題得以扼制。

最後，安定的環境是江南東道地區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安定的環境與人口的增長二者是一致的。自秦漢以來，黃河流域一直是人口的“密集地”，但這一情況卻在隋未唐初有了巨大的改變，這一時期由於相當頻繁地戰亂，户口大減。根據《隋書.地理志》載，隋大業五年，關內道户數為895，605，但在貞觀十三年户數卻直接降為397，950;河南道大業五年户數為2，791，832，貞觀十三年為310，434;河北道大業五年户數為2，143，174，貞觀十三年為339，445，河東道大業五年户數為867，342，貞觀十三年為264，182，可見這一地區在唐初户口大減，而且幅度相當大，這時候江南道的户數不減反增的情況就相當引人注目，隋大業五年，江南道户數為304，248，但在貞觀十三年卻為388，600，江南道户數的增長與這個地區相對安定的環境是密切相關的。

三、安史之亂後唐代江南東道地區人口的變化

天寶十四載，胡人安祿山與部將史思明發動叛亂，叛軍一度攻陷洛陽、長安，史稱“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爆發後，北人南遷，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遷浪潮。天寶時全國總户數為8973634，江南東道户數為1139108，江南東道户數佔全國總户數的12.68%;而在元和年間全國户數急劇下降，僅為240萬左右，本區的户數也跟着下降，但與全國其它地區相比，則下降的幅度就小多了，在其它區户數下降嚴重的時候，本區的户數佔全國總户數的比重卻有了明顯的上升——21.32%，更何況，元和的户數統計數據是來源於《元和郡縣誌》的官方在藉户，這與當時的實際人數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在唐前期就存在着大量的隱藏户數，而在安史亂後“天下殘瘁，蕩為浮人， 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可見在唐後期户口的隱漏現象更為嚴重，所以這裏的'户數是不包括地方州縣控制大量的浮寄客户以及流向山林、寺院、地主田莊、城市的逃户。由此我們可知，在元和時期，江南東道地區的户數遠遠不此於50多萬，是當時重要的人口聚集區。

江南東道地區在安史亂後成為重要人口聚集區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在唐前期本區經濟大幅度的發展，良好的經濟基礎為本區人口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安史之亂的爆發讓北方陷於戰亂之中，在淮河以南的活動相當有限， 更未進入江南;最後，北方的大量移民對本區人口的增長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大量的史料證明安史亂後，黃河以北及淮河流域的人口流向長江以南，包括江蘇南部、浙江、福建全省的江南東南東道地區也是人口南遷的重要遷入區之一。叛軍從北開始南下，使得“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顧況説:“天寶末， 安祿山反， 天子去蜀， 多士奔吳為人海。”李白:“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 永嘉南遷， 未盛於此。”韓愈道:“當是時， 中國新去亂， 士多避處江淮間。”史載:“兩京蹂於胡騎， 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杜牧説：“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户十萬，税錢五十萬。”，湖州為“十萬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樑肅：“當上元之際， 中夏多難， 衣冠南避，寓於茲土， 叁編户之一，由是人俗桀雜， 號為難治。”據上面的史料，我們可知江南東道地區確實是安史之亂期間北方移民最多的地方之一，雖然我們知道北方移民對本區人口的增長有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把北人南遷視為該區人口降幅不大的唯一原因卻是誇大其作用的，因為從本文的前部分就可知，在唐前期，江南東道地區就在全國的户數中佔了很大的比重，因而安史亂後江南東南地區佔全國户數比重的增長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北人南遷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唐代江南東南地區人口的增長促進了該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首先，促進了經濟的繁榮。人口的變動與經濟的發展二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係。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作為生產力重要要素——人口的推動，人口的南遷與經濟的南遷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其次，推進了江南東道地區文化的發展。人口的南遷不僅帶動了經濟重心的轉移，也使得唐前期以洛陽、長安為首的文化中心也開始向江南地區轉移。文化本來就很發達的兩浙地區本文暫不提，轉變最為突出的是偏遠的閩中地區，唐代中葉，科舉制已實行了近二百年， 閩人僅一人中舉就可知閩中地區的文化水平。但在安史亂後，這一情況卻發生了改變。安史之亂，北人大量南遷，尤其是北方士大夫、文人的南遷，讓更多的閩人認識到了科舉的重要性，自此福建的儒學文化也由此發達起來，這從《八閩通志 選舉志》中所載唐五代時期， 福州進士及第36人， 泉州21人，漳州2人，汀州1人， 建州4人， 總計64人就可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