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弘揚傳統文化，慎重對待《弟子規》

《弟子規》是時代的產物，它值得這樣提倡嗎?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如何對待《弟子規》呢?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清康熙末年絳州(今山西新絳)儒生李毓秀(子潛)編。三百多年來，在國內廣泛流傳，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蒙書之一。此書固然有許多可取之處，但也有其一定的侷限性。今人應該怎樣對待，略抒淺見於後：

一、時代的產物

公元1644年，吳三桂叛明，清軍入關“定鼎燕京”後，建立了清王朝。新統治者在一些漢族大臣的扶持下，逐漸認識到思想統治的重要性。入關不久，便制定並實行了“表章經學、尊重儒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親自到孔子家鄉曲阜祭孔，手題“萬世師表”，刻石立於孔廟，進一步確定了尊孔崇儒的大政方針。

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封建制度日漸衰落，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產生，作為國內主要意識形態的儒學自然也有兩種不同表現。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王守仁的心學，在宋、明官方承認下，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宣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代表的封建制度是永遠不變的“天理”，一切反封建的意識、行為都是“人慾”。另一方面是一些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的進步主張。如王夫之認為“終不離人而有天，終不離欲而有理”。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黃宗羲提出授田養民、工商政本等改革措施。面對着同是儒家學派，卻有兩種不同理論和主張的現實，清統治者兩者相較，認為前者對鞏固封建統治有利，於是康熙帝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他認為“惟有朱子之學，駕乎諸家之上”。又大封朱熹後人，修朱熹墳墓，令李光地修《朱子大全》，還破例地把朱熹請進孔廟大成殿。封建皇帝、封建朝廷既然明確了這一主導思想，封建文人自然依此作起了文章。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和”，儒家的特點是穩定、協調。在社會大動盪、大變節的春秋末年，天下不和，孔子不得志。到了漢代，大一統的封建國家建立，儒學便定於一尊。兩千年來，新王朝一建立，孔子照例受尊敬，王朝之末社會一亂，孔子思想便受冷落。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封建統治者為保統治，自然要百姓老老實實。當年孔子説“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話已説的很清楚，作為封建社會後期，幾經改造後的儒學——理學，要求人人循規蹈矩，不許犯上作亂。男子忠君尊上，女子“三從四德”。清軍入關後新統治者面對不服從的百姓們“嘉定三屠”、“血洗江陰”武力壓服後，又推行“薙髮令”、“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用種種高壓手段要百姓訓服，當然還要在意識形態上做文章，以造就大量順民，康熙末年出現的《弟子規》便應時而生了。

二、舊日的説教

一篇《弟子規》，符合當時的時代要求，充滿了舊日的説教。例如：

(一)對父母：文中對父母之孝，主要體現了一個“順”字。不但“父母教，須敬聽”，而且“父母責，二代目應承”。不但“親愛我，孝何難”，即使“親惡我”，仍然“孝方賢”。父母對自己好、壞，都應聽從。一旦發現父母有過，對父母諫諍時，強調和顏悦色(“怡吾色”)，還要柔聲慢語(“柔吾聲”)。父母不聽，不僅要哭着勸諫(“號泣隨”)，父母責打自己也不許有任何怨氣(“撻無怨”)。這正是封建社會後期強調的“父為子綱”的表現。《紅樓夢》中因為賈寶玉不認真讀詩書，其父賈政對他痛打。一面打一面説“我打死你，也不犯法”。賈寶玉只有捱打，決不反抗，與此何其相似?

(二)對長者：中國古代“五倫”中“長幼有序”是應該的`，孔子當年還説過“鄉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對老人給予應有的尊重。但《弟子規》中説起年幼人與老年人的關係是卻是這樣表現的：“長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即己到。稱尊長，勿呼名，對尊長，勿見能。路遇人，疾趨揖，長無言，退恭立。騎下馬，乘下車，過優待，百步餘。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尊長前，聲要低，低不聞，卻非宜。進必趨，退必遲，問起對，視勿移”。依照這些的要求，幼者是個什麼樣子呢?長者一呼喚，幼者立刻趕到。即使長者不在那裏，幼者也要及時趕到。依理説對長者不能稱名，依稱呼來叫，倒是應該的，但“對尊長，勿見能”卻不一定對。年幼者在年長者面前，不許發表自己的意見，不能説出對事情的看法，只能唯唯諾諾，一切服從。如果説出與長者不同的看法，就是“見能”、充能，不尊敬尊長，就是説年幼人不許獨立思考。在路上遇見尊長，要很快地小步跑過去作揖問好。即使長者不説話，也要恭恭敬敬地後退一步，老實站立。遇見老人下馬、下車以示禮貌，當然應該，但要在長者來前或走後一百步都要求站到那裏，這種禮貌就太過了。還有幼者在長者面前不能隨便坐下，只有長者叫坐，才敢坐下。與長者説話時，聲音要低……這樣一個兒童、活像一隻小綿羊、一個小奴隸，依此方式培養的孩子，從小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長大以後更是一個順民、良民，正好符合清朝初年統治者對百姓的要求。正與當前孩子們要有獨立思考，有創見的要求相反。

(三)對社會：人們在社會中生活，隨時存在着人際關係，人們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懷。《弟子規》中説“彼説長，此説短，不關己，莫閒管”。一再強調明哲保身，只顧自己。孔子説：“見義不為無勇也”看見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挺身而出，不是勇敢行為。書中不僅不分好事、壞事，一律視作與己無關，不去多管，還要人們“説話多，不如少。惟其事，勿佞巧”。叫孩子們不要多説話，話説多了會招惹是非。無獨有偶的是清朝中期，一位新上任的官員，向長期為官的前輩取經，問起如何能保住官位，步步升遷時，久混跡於官場的老官僚給他六個字的明示：“少説話，多磕頭”。綜觀整個清朝二百多年，凡保住祿位，飛黃騰達者，多是少説話，多磕頭。孩子們從小學了《弟子規》，就可得此“法寶”。殊不知此“法寶”正是妨礙人們創見，戕殺人們鋭氣，起到縱令社會上諸惡橫行的不良作用。誰都知道社會上好人多，壞人少，這是自古以來，乃至多年後直到今天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弟子規》的作者卻認為“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稀”。他認為社會上好人少、壞人多。當然這是站到有錢有勢的人角度看待勞動人民説的。文中提到對婢僕要“慈而寬”，是給有婢僕的人家的孩子寫的，不是給普通老百姓寫的。作者要把有錢有勢人家的孩子培養成封建社會中標準的好孩子。在清朝統治的各代均符合朝廷要求的順民。廣大百姓，大量勞動人民的孩子學習它，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三、湊字的文筆

今日人們所見的《弟子規》是幾經修改的作品，此書最初由清康熙時絳州李毓秀寫成後，山西浮山儒生賈木齋將原書作過一次修改，並將李編的《訓蒙文》改名《弟子規》。同治五年(186年)陝西三原人賀瑞麟又將此書編入他所輯的《西京清麓叢書·養蒙書九種》之中，重新出版。共1080個字，通篇採用三字一句，以合轍押韻的韻文形式出現。這種三字一句，每一小段均押韻的形式，人們喜聞樂見，兒童讀起來琅琅上口，易學易記，是一很好的形式，但這一形式不是始於此書，一千年前的《三字經》已有成功的範例。

利用合轍押韻的形式當然很好，作者為了用這一巧妙的形式灌輸進他的説教內容。卻在很多處勉強湊字，硬造名詞，不合語法，令人費解。如“居有常，業無變”之“業無變”之業應是祖宗傳下來的事業不變更，但與“居無常”聯繫不起來。“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謹為去”之“力為具”、“謹為去”更不清楚。“喪三年，常悲咽。居處辨，酒肉絕”一段，“居處辨”既含意不清，這兩句又不押韻，只不過湊足三個字而已。“衣貴潔，不貴華。上循分，下稱家”。應是對上要合乎等級名份，對下要與家庭地位相符。一般人不會想到這麼多，還要好好解釋一番。這麼一解釋，就失去“通俗易懂”之意了。“人問誰，對以名。吾與我，不分明”。意思是別人問到誰時，應該回答名字，“吾”字和“我”字，不應混淆，應該分開。應該是“要分明”，文中用了“不分明”，不正好相反嗎?還有“直諒士，漸相親”“直諒士”應是耿直信實的士人，“諒”當固執講，固然也當“信”講，但那是小信。孔子説“君子貞而不諒”，是説要講大信，不要講小信，作者此處用了這個“諒”字，要士人對別人“諒”，只是小信，便能“漸相親”，顯然水平太低，要求不對，這又是明顯的湊字之為。“過不規，道兩虧”，意思可能是有了過，又不按規則，如果兩者加起來，就是兩個錯(虧)了。這種解釋不知是否正確?孔子當年説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5]，即有了過又不改過，又多了一個過。多麼清楚，作者的話別人不懂，自己也説不清楚，正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之作。“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己”。這句話顯然依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來，但“即速己”卻很難令人理解，好象是自己不願乾的事，快快不幹，“即速己”三個字可以這樣解釋嗎?是快快乾呢?還是快快不幹呢?説起來這麼彆扭!講起來這麼不通!“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此“理真”顯然是“真理”之意，此真理應指儒家學説。這又是為了説明問題湊句造詞，顛倒名詞之作。

以上舉出多例，説明此文作者為了説明問題，造詞湊句，病句累累。作為兒童啟蒙讀本，孩子們讀了這些病句，大大不利於語言訓練及寫作表達。我國古代的文言文，是很規範的，當時民間的俗語，是很順暢的。以此彆彆扭扭的一些句子教育孩子，還讓孩子們背誦，很易把孩子引向語言和文字不規範的邪路。

四、合理的成份

以上説了許多《弟子規》不足之處，當然它也有些合理的成份，即優點部分。主要有：

(一)開頭兩段作為序，用《論語·學而》中孔子的話，確定此話的順序是：先從家內(孝悌)入手，再到社會上(誠信)，再擴大到愛眾、行仁，在道德水平提高的基礎上再學文。這個排列是對的。孔子當年就説“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習的目的首先提高自己的水平。各種水平中，德育在前：即“要成材，先成人。”

(二)在德育方面，由近到遠，由淺入深。儘管是為了培養順民、培養老實的被統治者，但卻要求實行儒家提倡最基本的品德，即仁、義、禮、智、信。要孩子做一個不危害社會的人，力求做到德、才、藝各方面發展的人。例如，提倡對父母講孝道，尊敬父母，關懷父母，友愛兄弟。對朋友講信義，與人為善等，都是很應該的。“謹而信”部分提出了一套讓青少年循禮守法的規矩，服飾衣冠要整潔，飲食要節制有度，兒童不要飲酒，不要和別人比吃穿，兒童要珍惜寶貴時光，重視向別人學習，以別人的德、才、藝為榜樣勉勵自己，對培養兒童都有好處。

(三)文中倡導人間之愛，提出“凡是人，皆須愛，天可覆，地可載。”這一段思想又好，文采又好，充分體現出孔子“仁”的思想，“和”的理念。它已經衝破個人、家庭的小圈子，達到社會、宇宙的境地，將宋人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生動地表達出來。然後再對兒童提出一些具體要求，例如自己怎樣謙恭地立身處世，對別人的缺點，錯誤，要用愛心去幫助。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把自己培養成一個仁德的人等。

(四)在“學文”方面提的很具體，便於操作。文中不主張死讀書，也主張“力行”，學習時，心、眼、口都要到，有問題隨時向別人發問，提倡多讀書，讀好書。學習時要加強信心，不要自暴自棄。再具體如寫字要端正，書籍放整齊，室內要清潔等，雖為瑣細小事，但對兒童卻有具體要求，他們才能養成好習慣。這些內容，都是一番正確的要求，應有的説教，都有不少積極意義。

五、擇善而從 經亦求精

《弟子規》是時代的產物。當時的大氣候是封建社會中需要培養封建社會的好孩子。小氣候是清朝初年當權者亟須培養俯首貼耳的順民，它的出現是很正常的。我們持歷史主義的觀點，對作者決不應苛求、苛責。着眼點應放到今天怎樣看待它，利用它。

在封建社會晚期，作者持着對兒童關懷的願望，編出一套希望培養好孩子的讀本，動機顯然是好的，文中有許多可取之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編寫時在用詞造句上煞費苦心，不遺餘力，雖有不足，但也是一番好意，亦可以理解。我們既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要求古人，也不應以古人的要求今天套用。正確的做法仍然是“吸取其民主的精華，剔除其封建的糟粕”。

五年前，我們五位老教育工作者在網上發表過關於國學誦讀的“經亦求精”宣言，就是要讀國學中最精華的部分，對原典精選，對蒙書改編。

大量蒙書是明清以來的產物，均不可避免地打上當時的時代烙印及作者的階級烙印。其中精華部分不少，糟粕部分也很突出。如果今天抓到就讀，拿來就用，顯然不符合今天的教育方針，不符合今天對學生們的培養目標。奇怪的是近幾年來，有人説《弟子規》是“中華文化之源”，“《弟子規》代表中華傳統文化，讀了《弟子規》，別的就不用讀了，夠用了。”當然不對。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內容很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內充滿哲理，且能指導人們的行為，《三字經》千年不倒，應是人們學習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產生於清朝初年的《弟子規》，只是利用孔子思想説了些為人處世之道，不是什麼經典，不值得如此抬高。最好的辦法還是結合今日的現實，新編出適應現實需要，用以培養社會主義好孩子的蒙書。

幾年前，筆者與國務院幼兒園的老師們合作編成《幼兒規》，經五次修改，被該園作為《國務院幼兒園幼兒行為規範》試行三年，現在正式出版徵求意見。希望關心國學及從事國學誦讀的老師們、朋友們提出寶貴意見，予以修改，讓它真正成為培養社會主義好孩子的幼兒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