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的哲學

周國平(中國學術城) 

    奧伊肯（Rudolf Eucken ，一八四六--一九二六）是一位活躍

於前一個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家，生命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

《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一九○八）這本小冊子裏，他對自己所建立

的精神生活的哲學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説。早在一九二○年，這本書已

有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餘家菊的譯本。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

了萬以的譯本。奧伊肯的文風雖不艱澀卻略嫌枯燥，讀時不由得奇怪

他何以能夠獲得一九○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他和柏格森的獲獎，

倒是可以遙想當年生命哲學的風行。今日又臨世紀之交，生命哲學早

已偃旗息鼓，但我覺得奧伊肯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並沒有過時。  

奧伊肯和尼采是同時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兩年，一度還同在巴塞爾

大學任教，不過他比尼采多活了許多年。他們所面對的和所想救治的

是相同的時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潰  和物質主義盛行背景下的

生活意義的喪失。他們也都試圖通過高揚人的精神性的內在生命力，

來為人類尋找一條擺脱困境的出路。他們的區別也許在於對這種內在

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學解釋，尼采歸結為權力意志，奧伊肯則訴諸某種

宇宙生命，對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叛離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處在自己

的時代，奧伊肯最感憂慮的是物質成果與心靈要求之間的尖鋭矛盾。

他指出，  人們過分專一地投身於勞作，其結果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

卻失去了心靈。“現實主義文化”  一方面只關心生活的外部狀態，

忽視內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閉在狹隘的世俗範圍內，  與廣闊

的宇宙生活相隔絕，從而使現代人陷入了“社會生存情緒激奮而精神

貧乏的瘋狂旋渦  ”。然而，奧伊肯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既不像

叔本華那樣得出了厭世的結論，也不像尼采那樣把希望寄託在虛無縹

緲的“超人”身上。他預言解決的希望就在現代人身上，其根據是：

在精神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着一種肯定和追求。

“人的缺陷感本身豈不正是人的偉大的一個證明？”我們普遍對生活

意義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了在我們的本性深處

有一種尋求意義的內在衝動。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們

滿足，那就必定是由於我們的生活具有從直接環境所無法達到的深度。

因此，現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時代，反倒表明了現代人對精神生活

有着更高的要求。  奧伊肯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現代人找回失

落的生活意義？他的解決方法並非直接  告訴我們這一意義在何處，

而是追問我們為何會感到失落。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更加繁忙  ，

也享受着比任何時代更加豐裕的物質，卻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證明我

們身上有着一種東西  ，它獨立於我們的身體及其外在的活動，是它

在尋求、體驗和評價生活的意義，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實。這個

東西就是我們內在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説的靈魂。  在我們身

上存在着一種內在的獨立的精神生命，這是奧伊肯得出的最重要的結

論，他對生活意義問題的全部解決都建立在這個論點的基礎之上。既

然這種內在的精神生命是獨立於  我們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們的

外在生活來解釋它，那麼，它就必定別有來源。奧伊肯的解釋是，它

來自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顯現。所以，它既是內

在的，是“  我們真正的自我”，“我們生活最內在的本質”，又是

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們內在的精神生活是

人和世界相統一的基礎，是人性和世界本質的同時實現。  我們當然

可以責備奧伊肯在這裏犯了邏輯跳躍的錯誤，從自身的某種精神渴望

推斷出了一種宇宙精神實體的存在。但是，我寧可把這看作他對一種

信念的表述，而對於一個推崇精神生活的價值的人來説，這種信念似

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甘心承認人只是茫茫宇宙間的偶然產物，

我們所追求的一切精神價值也只是水中月，鏡中花，是沒有根基的空

中樓閣，  轉瞬即逝的曇花一現，那麼，我們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虛

幻而徒勞的了。尼采和加繆也許會説，這種悲劇性的徒勞正體現了人

的偉大。但是，即使一位孤軍奮戰的悲劇英雄，他也需要在想象中相

信自己是在為某種整體而戰。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隱含着一種超越的

信念，也就是説，必假定了某種絕對價值的存在。而所謂絕對價值，

既然是超越於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據就只能是不隨現象界生滅的某

種永存的精神實在。現代的西緒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圖的  理念、基

督教的上帝或者奧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

山的苦役具有一種精神意義，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滾下山的世俗結

果，則他就已經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禱了。無論哪位反對形而上學

的現代哲學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他就不可能徹

底告別形而上學。  奧伊肯對於基督教的現狀並不滿意，但他高度贊

揚廣義的宗教對於人類的教化作用。他認為，正是宗教向我們啟示了

一個獨立的`內心世界，堅持了動機純潔性本身的絕對價值，給生活注

入了一種高尚的嚴肅性，給了心靈一種真正的精神歷史。在奧伊肯看

來，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異的，其實質是“承認一

種獨立的精神力量存在於內心中，推動這種精神性發展的動力歸根結

底來自大全，並分有了大全的永恆活力”。

    事實上，不但宗教，而且人類精神活動的一切領域，包括道德、

藝術、科學，只要它們確實是一種精神性的活動，就都是以承認作為

整體的精神生活的存在為前提的，並且是這個整體的某種體現。如果

沒有這個整體在背後支持，作為它們的源泉和根據，它們就會喪失其

精神內容，淪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義上，一種廣義的宗教精神

乃是人類一切精神活動  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説，凡是把宗教、道德、

藝術、科學真正當作精神事業和人生使命的人  ，必定對於精神生活

的獨立價值懷有堅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層次上，不存在學科的劃

分，真、善、美原是一體，一切努力都體現了同一種永恆的追求。  

也正是從這種廣義的宗教精神出發，我們就不會覺得自己的任何精神

努力是徒勞的了。誠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的精神目標的實現始終

是極其有限的。但是，由於我們對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懷有信念，我

們就有了更廣闊的參照系。我們身處的世界並不是整個實在，而只是

它的一個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種精神努力的價值時，主要的標準不

是眼前的效果，而是與整個實在的關係。正如奧伊肯所説的：“倘若

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一個更大的序列的一個片斷，那麼指望它會

澄清一切疑團便很不智，而且仍然會有許多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可

能性，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卻能夠得到理解。”我們當然永遠不可能證

明所謂大全的精神性質，但我們必須相信它，必須相信世上仍有神聖

存在，這種信念將使我們的人生具有意義。而且我相信，倘若懷有這

個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進步，世風必能改善。如果產生了這樣的

結果，信念的作用便實現了，至於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沒有一個精神性

的大全，又有什麼要緊呢？

    精神生活既是個人的最內在的本質，又是宇宙生命的顯現，那麼，

我們每個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精神生活呢？奧伊肯對此作出了

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並不是一種自然延續的進化，或一種

可以遺傳的本能，也不是一種能夠從日常經驗的活動中獲得的東西 .

毋寧説，正因為它極其內在而深刻，我們就必須去喚醒它。人類精神

追求的漫長曆史乃是  宇宙生命顯現的軌跡，然而，對於每一個個體

來説，它一開始是外在的。“從精神上考慮，  過去的收穫及其對現

在的貢獻無非是些可能性，它們的實現有待於我們自己的決定和首創

精神。”每一個個體必須窮其畢生的努力，才能“重新佔有”精神生

活，從而獲得一種精神個性。奧伊肯的結論是：“精神的實現決不是

我們的自然稟賦；我們必須去贏得它，而它允許被我們贏得。”  在

我看來，這些論述乃是奧伊肯的這本小冊子裏的最精彩段落。在一個

信仰失落和心靈不安的時代，他沒有向世人推銷一種救世良策，而是

鼓勵人們自救。的確，就最深層的精神生活而言，時代的區別並不重

要。無論在什麼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必須並且能夠獨自面對他自己的

上帝，靠自己獲得他的精神個性。對於他來説，重新佔有精神生活的

過程也就是賦予生活以意義的過程。於是，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何在這

一問題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奧伊肯把每一代人對精神生活的實現稱作一場“革命”，並且呼

籲現代人也進行自己的這場革命。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某一代人，

是否贏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確實會使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裏。

一個贏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雖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現在”，但他同

時還擁有“永恆的現在”，即那個“包含一切時代、包含人類一切有

永恆價值的成就在內的現在”，於是就有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立場，一

種恆久的生活準則。相反，那些僅僅生活在“即刻的現在”的人就只

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

    在實際生活中，有無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別會到處顯現出來，我從

奧伊肯的書中再舉一例 .人們常説，挫折和不幸能夠提高人的精神。

然而，奧伊肯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並不具有這種優點。實際的情形

是，許多缺乏內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擊倒了。唯有在已經

擁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難才能進一步激發此種活力，從而帶來精

神上的收穫。

            （《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德］魯道夫奧伊肯著，

    萬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定價：7.60元。）

                                              1997年8 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