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政治思想述評

倪 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在美國政治思想史上，梭羅是一位獨特的巨人。他的思想如同獨特的生活方式一樣，在大多數時間中都處於隱遁狀態，直到他身後一個世紀，他對個人自由近乎迷狂的追求，他對社會生活、對國家政治特有的視角，以及由此所採取的個人行為，才被人們所重新發現和認識，並在現代社會的政治進程中成為熱烈而又充滿理性的推動力量，成為美國自由傳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並對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作品《林中散步》和《論公民的不服從》已成為美國文學和政治思想史上的絕唱。

一

1817年7月，亨利大衞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康科德一個鉛筆製造商家庭，從小生性孤僻，在中學時他得到的評語是“一個有些怪癖，木頭木腦的學生，並不很勤勉”。〔１〕但他母親仍決定將他送入大學深造。16歲時他考入哈佛大學，獲得的評語是“由於怪癖的性情使之在其文學創作中不可能將自己的才能發揮出來”。〔２〕1837年梭羅大學畢業，他並沒有像他的同窗那樣去尋奔前程，而是獨自回到了家鄉康科德，1838-1841年，在一所私立學校任職。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康科德最有名望的居民，19世紀的美國文壇巨匠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尤其是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哲學在梭羅內心引起強烈共鳴(其主要觀點認為，人類的心靈感知和體驗比外在的經驗更真實、更重要。它曾在美國早期對當時政治思想、文學和社會思潮產生重大影響)，這使梭羅成為該流派最重要的成員和代表人物。1841-1843年梭羅還一度與愛默生一家住在一起，幫助愛默生編輯超驗主義期刊《日晷》，併為該刊撰寫了許多詩歌、散文。1843年，為了追求一種自身的心靈體驗，他離開了愛默生，並開始了其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生涯。1845年，他在康科德附近瓦爾登湖畔的森林中，營造了一間小屋，開始了一段為時兩年的隱居生活，目的在於檢驗自己的一種生活觀，並獲得一種人與自然之間單獨對話的真實體驗。他以自耕自食、採集、狩獵、捕魚和打零工的方式獲得自己所需的衣食，而大部分時間他則在林中漫步、湖畔倘佯，或泛舟湖上，或獨坐屋中，靜觀大自然生生息息無窮無盡的變化，體味人與萬物息息水乳交融無法割捨的親情，並將自己的真實感受忠實地記錄下來，完成了他生前出版的兩部最重要的著作 對誑悼頻潞兔防錇碸撕由系一週》和《林中散步》的寫作。總之他以他的行動將聖經上的古訓顛倒了過來，他説人在一個星期中應該用一天時間工作，其餘六天干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對大多數康科德居民來説，梭羅是位古怪偏執的人，他的生活行為怪異，離羣索居，終身不娶。對公共問題的觀點與常人不同，對許多問題的見解令當時許多人無法理解，更難以接受。但同時，他也決不是滿腦空洞理論將自己鎖閉於書齋的歐洲式理論家，也不是東方國度中飄逸山林的隱士仙人。他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一個思想者，同時也是一個農人、木匠、測量員和博物愛好者。“他體格結實，五官敏鋭，能吃苦耐勞，他的手使用起工具來，強壯敏捷。他的身體和精神配合得非常好，能用腳步測量距離，比別人用尺子丈量還準確，……他能夠像牲畜販子一樣地估出一頭牛或一隻豬的重量，……他能夠計劃一個花園或是房屋或是馬廄，他能領導一個太平洋探險隊，在最嚴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給人賢明的忠告。”〔３〕這使他贏得了將他視為怪人的鄰里的尊敬，他用戲劇性的行為表達心靈深處的信念，更激起人們對他交織着敬佩和迷惑的感情。為了抗議對墨西哥的戰爭和南方的奴隸制，他拒絕納税，為此而被囚入監獄。他以“拒絕承認這個國家”這樣激烈的語言表達了對蓄奴制的憤怒，並寫下了不朽文獻《論公民的不服從》。在他的生命臨近終了時，他再次反抗社會，為約翰布朗襲擊哈伯渡口進行辯護，親自敲響康科德政府門前的大鐘，為這位廢奴英雄鳴冤、禮讚。1862年，梭羅在他的家鄉逝世，結束了其短暫而又不同凡響的一生，年僅45歲。梭羅生前，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一直受到社會的忽視，他只被看成是愛默生的一個蒼白的影子，一個行為乖張、違規範性的怪人，他的兩部在世出版作品生前只賣出了2000多本。只有他為數不多的超驗主義同志意識到他對社會、對未來世紀潛在的巨大價值，他的師長愛默生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美國還沒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麼偉大的一個國民。這似乎是一種罪惡，使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就離開，而沒有人能替他完成；對於這樣高貴的靈魂，又彷彿是一種侮辱。他還沒有真正給他的同輩看到他是怎樣一個人，就離開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滿足的。他的靈魂是應該和最高貴的靈魂作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學完了這世界上的一切的才技；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學問，有道德的，愛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實讀者。”〔４〕幸運的是愛默生的這席話的確被言中了，他對社會生活深具現代意識的看法，他對個人命運的深切關注，他那種崇尚自然、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以及他對大自然的禮讚，在當代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成為當代美國擁有最廣泛讀者的19世紀作家，其聲譽甚至超過了他的師長，超驗主義的鼻祖愛默生，他的思想已跨越時空，傳遍了世界。

二

梭羅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闡述，是以作為獨立個體的個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及自然環境為中心闡發的，總體上説，它分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人與社會和自然的關係，另一個層面則是人與國家、政府、法律的關係。梭羅始終認為個人的生活應高於社會和國家，人類尋求自我解救的途徑不是來自牧師，也不是來自聖約，更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自身，依靠個人解決社會及國家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其真正之力量所在。

對於個人所處社會環境以及社會生活所包含的諸多內容，梭羅始終是一位懷疑論者，在他的著作中充滿着對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及其包含的理性、規則、習俗、分工、時尚等等進行批判的文字，對現代人的生活行為提出種種質疑。他説：“由於閉上眼睛，神魂顛倒，任憑自己受影子的欺騙，人類才建立了日常生活的軌道和習慣，到處遵守它們，事實上它們是建立在純粹的幻想基礎之上的。”〔５〕他認為世俗紛繁、複雜、瑣碎的生活淹沒了人原本高貴的秉性，雖然神告訴我們，我們早已變成了人，然而我們受到周遭社會的因素的縻絆，人們生活得很卑微，像螞蟻。他用這樣的語言描寫周圍人們的生活常景：“我在康科德旅行了許多地方；無論在店鋪，在公事房，在田野，到處我都看到，這裏的居民彷彿都在贖罪一樣，服役着成千種苦行。我曾經聽説過婆羅門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陽，或者在烈火的上面倒懸了身體。……然而，即便是這種有意識的贖罪苦行，也不見得比我天天看見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驚肉跳。”〔６〕而芸芸眾生服役着的種種“苦役”，梭羅認為實際上多數是徒勞無益的，是對生命及勞動的浪費，人們從事這些活動及創造的物品並不是出自自我內心的、經過深思熟慮的真正的自我需要，而是追逐他人及社會的一種虛妄、無謂的奢望和需求，併為之所累、所束縛。為此他指出了發生在他身邊的被稱之為荒謬的種種行為：“這個大陸上的婦人們，編織梳粧用的軟墊，以便臨死時之用，而對自己浪費的時間及命運絲毫也不關心；人們撒謊、拍馬、投票、把自己縮進了一個規規矩矩的硬殼裏，或者吹噓自己，擺出一副稀薄如雲霧和慷慨大度的模樣，只是讓人們信任你，以便攬一些做鞋子、帽子或上衣以及代買食品之類的活計；人們為了謹防患病而籌錢，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７〕在他看來，人類實際上是在用比問題本身更復雜的方式來解決生活的問題，這使人類以自己謀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義。“農夫為了需求他的鞋帶，投機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練的技巧，用細彈簧佈置好一個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獨立，他正要拔腿走開，不料他自己的一隻腳落進陷阱裏去了，他窮的原因就在這裏，而且由於類似的原因，我們全都是貧困的。”〔８〕為此梭羅認為：“人類在過着靜靜的絕望的生活，……甚至在所謂的遊戲和娛樂底下，都隱藏着一種凝固的、不知不覺的絕望。”〔９〕於是他對驅使個人走向這種“絕望生活”的整個文明制度提出詰難：“有人為文明人的生活設計了一套制度，這套制度保存了種族的生活，卻相當犧牲了個人的生#O&活。”〔１０〕從而揭示了梭羅政治學説中一個最深刻的命題，即個人與社會之間存在着相互否定的關係。

總之，在梭羅眼裏，人們的生活在社會的擠壓下表現出的情景是荒誕的。那麼面對這種情景，個人是否只能忍受社會的腐蝕、壓力和侵害，逐漸地沉淪以至最終喪失掉自身的個性呢梭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這種生活並非出自人的本意，而且上帝原本已賦予人高貴的性靈，人原本應該生活得更體面。為此他向人們指出了通往這種“更體面生活”的途徑。他認為，首先我們應當正視自己的心靈，“愚蠢地與別人一致，是頭腦幼稚者的魔障，信賴自己，才是每個人心靈激盪的金科玉律。”這樣我們就會建立起充滿自信和獨立性的人格，就會不再對外在的一切唯唯諾諾了。其次，他規勸人們重新審視充斥在我們周圍的無處不在的規則和常識，“最平常的常識可能是睡着的人的意識，在他們打鼾中表達出來。”〔１１〕因此我們大可不必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聽任這些東西來擺佈、規範我們，我們應該遵循更高的原則，問一問我們的心靈是否獲得了自由，如果我們有才智，我們應該只擇取其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不管別人的想法如何，這不僅為我們節約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生命，而且會使我們獲得心靈的解放。為此他提出了一條著名的格言：“簡單些，簡單些，再簡單些!”接着，他向人們發出呼喚：“讓我們如大自然一般謹慎地過一天吧!不要因硬殼果或掉在軌道上的蚊子的一隻翅膀而出了軌。讓我們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靜得並無不安之感；讓人去人來，讓鍾去敲，孩子去哭--下個決心好好地過一天。為什麼我們要投降，何至於隨波逐流”〔１２〕為此，他身體力行，以自身的行動，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1845年初春的一天，梭羅借來一把斧子，走進康科德附近瓦爾登湖畔的森林，砍伐木材，開始營造自己的林中小屋，經過四個月愉悦的勞動，花費了總共28．125美元，一間別致的小屋建好了(當時在當地一間最普通的房屋起碼要花費800美元)。在一個清風拂面的夏日，他搬進了這間小屋，對於梭羅來説，一種新生活開始了！在這裏他割斷了與社會之間大部分無謂的“塵緣”。用0．27美元維持一週的生活費用，在一年中以６個星期的時間，賺取一年的化銷，剩餘的４６個星期，則做他喜歡的事情，他漫步、觀察、閲讀、寫作、沉思，全然出自於自我的喜好，無任何社會的所迫。用自己的實踐反襯了現實的“悖謬”。而更重要的是，梭羅在大自然的漫遊中，在與大自然如此貼近的生活中，體味到人與自然萬物及內藴神祕精神的和諧，與自然水乳交融之中感悟到生命的本意，並從中獲得了一種生命昇華的體驗：“最接近萬物乃是創造一切的一股力量!”他使我們有了思想，“我們可以在清醒的狀態下，歡喜若狂，只要我們心靈有意識的努力，我們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為及後果之上，一切好事壞事，就像奔流一樣，從我們身邊經過，我們並不完全是糾纏不清在大自然之內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從空中望着下面的因陀羅。”〔１３〕為此他獲得了新生，他是用這樣熱情洋溢的筆調來描寫他的林中生活和感受的：“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樣地簡單，也許我可以説，同樣地純潔無瑕。我向曙光頂禮，忠誠如同希臘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滌，這是一個宗教意義的運動，我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門窗大開，一隻看不到也想像不到的蚊蟲在我的房中飛，它那微弱的吟聲都能感動我，就像我聽到了宣揚美名的金屬喇叭聲。這是荷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伊利亞特》和《奧得賽》,歌唱着它的憤怒和漂泊,此中大有宇宙本體之感,宣告着世界的無窮精力與生生不息……”〔１４〕總之，在拋棄塵世，探求與自然接近的體驗中，梭羅向我們展示了超越論者所信奉的人類心靈的迴歸。他成為康科德山水間與大自然最親近的人，他是古代神話中的牧畜之神，植物之王，他是天籟之聲最忠實的聽眾，他是宇宙萬象最認真的觀者，“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總之，他飄然欲仙”。

在論述人與政府，人與法律的關係方面，梭羅認為個人應當高於政府和法律，政府對個人沒有絕對的權力，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他指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其次才是臣民。”〔１５〕他對政府這一特定的社會組織抱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經常責問道：“它為何總是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將哥白尼和路德革出教門，並宣佈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為叛逆”〔１６〕認為它的特性與人的個性本身就是相悖的，他向人們指出：“請參觀海軍基地，目睹一個水兵，那就是美國政府所能造就的人，他只是人類的一個影子和回憶，……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自己的判斷力和道德感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他們被視為木材、泥土和石塊；要是能造出木頭人來，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１７〕他多次表示他不願生活在這種“劃一的、共濟會式的”社會裏，認為與它的聯繫越少越好。在他看來，政府從來不是絕對的，“它本身只是由人民選擇用來執行他們意志的一種模式”，〔１８〕“充其量只是一種權宜之計”。〔１９〕而且，即使面對由此組成的政府，梭羅依然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認為：“大多數政府往往不得計”，〔２０〕“它們既不擁有過人的智慧，也不特別誠實，它們只不過是擁有強大的力量”〔２１〕；所以，“在人民能夠通過它採取行動之前，它同樣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濫用職權。”〔２２〕接着他尖鋭地指出：“政府除了極善於偏離自己的職能之外，它可從來沒有促進過任何事業。所有已取得的成就都是靠美國人民固有的性格而獲得的；要不是政府經常從中阻撓，這成就或許更大些。”〔２３〕但是，在歷數了政府之過之後，梭羅並沒有滑向無政府主義，他道出了自己對此的用意：“説實在的，作為一個公民，……我並不要求立即廢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有一個好一點的政府。”〔２４〕那麼梭羅心目中好一點的政府是怎樣的呢為此梭羅提出了他所服膺的著名的信條，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２５〕認為：“如果人們能夠通過政府這一權宜之計實現互不約束，他們將非常高興”。〔２６〕理想狀態應當是“被統治者最不受約束時，正是統治機構最得計之時。”〔２７〕

同時梭羅強調，在一個國家中少數人的權利應當受到尊重，因為“當權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大部分人被允許長久地治理國家的理由不僅僅因為他們代表着真理，也不因為這看來對少數人最公正，而是因為他們在力量上最強大。因此，服從多數原則所建立的政府，也不可能以正義、公理為基礎，甚至連一般人所理解的正義、公理的標準也達不到。”〔２８〕那麼應該怎麼辦呢難道一個公民永遠應當在特定的時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從立法者嗎梭羅在此持否定態度。“如果這樣人們要良心還有何用”〔２９〕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準則，良心應當高於多數人意志的法律，強調：“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就是在任何時候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３０〕他一直試圖在多數統治與保障少數人權利之間尋找平衡點，指出：“假設在政府裏不靠多數人，而是用良知來判斷是非，多數人口決定政府該管或不該管的問題，這樣的政府難道不可能實現嗎？”〔３１〕

從上述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梭羅政治思想中，他所一直關注的焦點是個人權利及自由的維護，他對政府在個人權利和自由方面對個人可能造成侵害的潛在能力一直抱有深深的擔憂，而且從當時美國南方的蓄奴制以及對墨西哥的侵略戰爭中，他看到了這種潛在的能力已經變成一種現實的危害，這使他再也不能歸避於湖光山水之間了，他率性而為，挺身而出，激烈地抨擊政府的行為，他不斷地向他的同胞宣傳這樣一種觀念，即個人不應該被動消極地去適應政府，而應該是相反。為此，他反覆強調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先賢們闡述並賦之於行動的權利，即人民革命的權利，“當一個承諾要維護自由的國家的１／６的人口是奴隸，當一個國家的軍隊在非法地蹂躪、征服，並由軍法管制的時候，我想，過不了多久，誠實的人便會起來造反和革命。”〔３２〕同時，特別重要的是，梭羅賦予這種造反和革命以嶄新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提出了消極抵抗的原則，即遵從自己的良心，保證自己不參與自己所譴責的罪行，“一個人沒有責任一定要致力於糾正某種謬誤，但是他起碼有責任同這種謬誤一刀兩斷。”〔３３〕他主張凡是力主廢除奴隸制的人，應立即行動起來收回無論在個人和財產方面對政府的支持，如果在這一點上可能違犯法律，那就請犯法吧!“不要等到他們形成多數後再在他們中間執行正義。”〔３４〕因為良心高於法律，“只要上帝站在他們一邊就夠了，不必等待其他”。〔３５〕總之，他呼籲人們在政府這台機器運轉出現問題或者偏離方向的時候，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能力，施加所有的影響，採取行動來製造摩擦，好讓它停止下來。在其著名的檄文《論公民的不服從》中梭羅這樣寫道：“投上你整個的選票吧!那不單單是一張小紙條，而是你全部的影響。少數服從多數則軟弱無力；它甚至還算不上少數。但如果盡全力抵制，它將勢不可擋。一旦讓州政府來選擇出路：要麼把所有的人都關進監獄，要麼放棄戰爭和奴隸制。我想它是會毫不遲疑的。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税款，那還算不上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們若交了税，則使政府有能力實現暴力，造成無辜流血。”〔３６〕梭羅指出：“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義”，〔３７〕如果“當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去職務”，〔３８〕那麼這場革命就成功了。而且他以他的行動，實踐了他關於和平革命的理論，他拒絕向政府納税，並因此而被投入監獄，以此呼喚周圍的人並向人們展示一種嶄新的政治行為。

從和平革命理論及消極抵抗原則的提出，我們看到梭羅已深刻地意識到現代西方民主制在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方面所存在的嚴重欠缺，為此他試圖再向前邁一步，在《論公民的不服從》的最後他這樣寫道：“從絕對的君主制到有限的君主制，再從有限的君主制到民主制就是通向真正尊重個人的進程。我們所知道的民主制是否就是政府可能做的最後改進難道就不能再邁進一步，承認並組織人權州政府必須將個人作為一種更高和獨立的力量而加以承認，並予以相應的對待，因為政府所有的權利和權威都來自這一力量。在此之前，決不會有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州。”〔３９〕

三

從梭羅所處的時代和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看，它應屬於美國早期自由主義的範疇，而在其中梭羅最突出的作用在於他將早期自由主義的內核--個人主義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梭羅有關國家、政府、法律以及它們與個人之間關係方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梭羅的政治思想與17、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政治理念有着極深的淵源和邏輯上的必然聯繫。他幾乎全盤接受了諸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理性、自然法、社會契約、主權在民、天賦人權、分權、政教分離、議會民主、思想自由、民主共和制、社會革命等一系列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近代西方民主主義的基本觀念，而從其政治論述的具體內容看，他同美國大多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家一樣，更深地受到了英國政治思想家洛克的影響，在梭羅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洛克有關自然狀態、理性和社會契約的觀點是梭羅關於國家、政府以及它們與個人關係論述推論的原點。尤其是在國家起源問題上，洛克認為在社會契約方面人們並沒有放棄一切自然權利的觀點引起了梭羅強烈的共鳴，這一點構成了梭羅政治思想關注的核心，在有關的論述中他曾反覆強調：“只要我沒有讓步，政府對我個人和財產就沒有純粹的權#O&利。”〔４０〕當然這與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起草《獨立宣言》的先賢們所強調的原則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梭羅在洛克和傑弗遜在此論述的基礎上，又將兩者的觀點向前發展了一步，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他對通過社會契約即由人類出自理性為了保護自己及財產，為了公眾的幸福、繁榮和安全，相互協議，自願出讓部分的權利而組成的政府，是否真的能達到人們所期望的目的，一直心存疑慮。在梭羅的政治評論中，他不僅像洛克、傑弗遜那樣對專制政體大加撻伐，而且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對新近誕生的民主政體這種政治形式在維護個人權利方面所表現出的種種欠缺和弊端進行了尖鋭的抨擊，並深刻地指出民主政體的建立並不是個人權利及自由最終的保障。在他看來洛克等所設想的“自然狀態”似乎更符合他的胃口(洛克認為，人最初是處於自然狀態下，在這種狀態中，人人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等權利，沒有一個人享有高於別人的權利，任何人也不受到所謂上級的約束。自然狀態是自由的而不是放任的，人人遵守自然法，而這種自然法就是理性的支配作用。這與梭羅提出的“未來設想”十分吻合)。這從實質上講，是對洛克等政治學説所勾畫的政治體制作出的具有否定傾向的判斷，這種情形在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中是不多見的。這樣由格勞秀斯、斯賓諾莎最初創立，由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使之完整，以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革命的傑弗遜們最終加以實現的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理論，通過梭羅這裏(當然不是梭羅一個人)完成了一個輪迴，實現了一次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環，這樣我們在這裏(19世紀40年代)就提前看到了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論在某種形式上的終結。那麼是什麼導致梭羅在此劃上一個句號呢筆者認為，從現象上看，民主政治結構在其運作過程中存在的諸多紕漏固然是梭羅作出否定判斷的重要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基於他本人對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關係方面的一種更深刻的認識。除了梭羅堅定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外，他作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似乎比他的前輩更深刻地意識到了人與社會之間無法克服的矛盾。我們知道，人類是以社會的形式得以生存和發展的，而社會是由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所構成，作為個人，他的存在和發展有賴於社會，而社會向人們提供發展機會的大小多少主要取決於它的組織及其規則是否完善，而日益完善的組織及其規則在向個人提供愈來愈多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向個人提出日益增多的要求和規定，個人為了發展和生存的需求，必須犧牲自身的一些需求去遵循一定的規則，即個人利益的擴張是以個人部分權利的犧牲為代價的。這樣人與社會的關係實際上一直陷於一種無法加以解決的悖論中。這種人與社會之間永遠也無法得到解決的永恆命題則必然得出這樣的邏輯判斷，即一種社會組織的變更，只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人與社會之間的永恆矛盾，而無法加以克服，任何社會變革對個人自由而言只有暫時的利益，人類永遠無法在其社會生存中擺脱個人利益可能遭受不斷喪失的境況。基於對社會這種獨特而深刻的看法，梭羅對在社會中個人境況的徹底改善提出質疑，進而對作為近代民主主義理論的思維方式和哲學基礎的實用理性進行了否定，認為這種“理性”實際上可能會導致一種冷酷的唯理論，而人類的性靈(可以説是一種追求自由的內在衝動)在它的面前似乎變得蕩然無存。在他看來人類出讓自身權利來換取生存和發展，與其説是出自一種理性，還不如説是出自一種無奈。正是在這一點上，梭羅實現了對傳統民主主義哲學意義上的否定。這樣，我們也就看到了梭羅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及美國早期自由主義思想的聯繫和區別：如果説洛克、傑弗遜等的政治學説主要立足於近代民主理論的設計以及民主體制的建構的話，那麼梭羅則着重於從自由主義、人本主義的角度指出這一理論以及體制建構上的不足，立足於對它們實行改造。所以從這角度講，梭羅實現了對近代民主主義理論及實踐的超越。

從當時社會存在和社會思潮的基本狀況看，梭羅的思想對於當時的西方的社會制度以及主流政治主張而言無疑是一種過度激烈的反叛，而且顯得相當不合時宜。從當時的西方政治思潮上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如日中天，它已在英國、美國和法國等取得了現實的成果，並在歐美獲得迅速的發展。而當的社會現狀則是西方正值第一次工業革命，大機器生產以及現代社會的新型生產組織原則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它所釋放出的能量使得歐美各國在19世紀上半葉的短短几十年中創造出空前的物質財富。現代工業迅猛發展，分工日益發達，商業貿易空前活躍，總之，社會的進步以及生產的高速發展使許多人樂觀地認為，不斷髮展的社會生產力加之新近建立並得以鞏固的民主體制將為個人提供日益充分以至無限的發展機會。而就是面對這一繁榮的景象，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堅定信奉者的梭羅，則從特有的角度敏感地意識到這種新型社會形態所孕育的危機以及它對個人自由及權利可能造成侵害的潛在力量和人類可能將付出的代價。他從中看到：由於工商業的迅速發展使得社會各種經濟及社會組織的數量及其能量急劇膨脹，相對於個人它顯示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同時，分工的發展則使人們不得不將大量的個人時間用在與自身個性根本無關的活動中，以此來獲得自我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生活的手段與生活的目的之間的距離變得日益遙遠，而且它將個人拖入日益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使之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關係的牽制，並將個人的活動侷限在越來越小的範圍內，從而使作為個體的人抵禦和抗拒各種外在力量的能力日益降低。日益膨脹的各種社會組織加之越來越細的分工，使社會生活的複雜程度大大增加，又必然要求社會自身增強協調各種事物的能力，這樣社會最主要的協調組織--政府的權力和它所涉及的領域就會大大增加，政府權力增強帶來的必然後果則是個人權利將日益籠罩在龐大政府力量的陰影下。總之，隨着社會組織力量的不斷強化和個人權利的日益弱化，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中，個人的地位將不斷降低；為了換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個人將被迫不斷地出讓個人的特性，皈依於社會，將自己降格為工具，成為社會這部大機器中一個微不足道的零件。社會變成了目的而個人則淪落為手段。人類創造了社會，卻將自己變成了它的僕人，“人放牛變成了牛牧人”，正是基於這種獨特而清醒的認識，作為堅定個人主義者的梭羅，面對人類與社會關係的異化和個人自由的黯淡前景，發出了與當時的社會主流極不合拍的聲音。

通過上述對梭羅政治哲學及思想的分析以及對他有關社會發展獨具慧眼的看法的探討，我們不難發現梭羅的社會政治思想似乎又不屬於美國早期自由主義的範疇，而更像是風靡20世紀的西方非理性主義社會思潮的先聲，他對社會以及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分析同19世紀歐洲舊大陸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大師叔本華、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等幾乎處於同一起點上：他們都同樣深刻地意識到近代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個性的不斷泯滅為未來社會可能帶來的嚴重的精神危機，提早揭示了西方社會中社會與個人之間將不斷激化的矛盾;他們都在面臨來自社會各方面激烈衝擊的時刻,堅定地固守於個人;認為“個人應處於生活的中心,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個人,他有不可剝奪的照自己的樣子做人的權利”;〔４１〕他們都對社會在人的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提出了質疑，指出這個世界可能是荒誕的，於是，他們都呼籲人們拒絕盲目地接受他那個時代的前提，並主張一切前提在接受之前都應經受嚴格的檢驗，他們都希望人們獨立思考，並深入到他們時代各種前提的後面去發現他們對世界，對生活的看法為社會上的各種偏見掩蔽到了怎樣的程度；同時，他們都強調人應當恢復自身在與社會關係中的主動性，正視自己的心靈，認為這才是對外在事物做出判斷的基礎。“人的高貴類型體現在它自身有決定價值的能力；它不需要別人同意，……它懂得它自己首先給事物以榮譽，它是創造價值的!”〔４２〕而且，他們的思想及哲學也經歷了幾乎相似的歷程和遭遇，即都為當時的人們和社會所無法理解和接受，而在其身後則又大行其道，被尊為一代宗師圭臬；不僅如此，就連他們的個人秉性和生活境遇都是相似的，他們都特立獨行，卓爾不羣，性格孤僻，行為乖張，或是離羣索居，或是漂泊流蕩，一個個都是終身未娶，被周遭的人視為離經叛道之徒，是一些無可理喻的怪人和瘋子。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爾斯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尼采的文字：“尼采一生的主要特點是他的脱去常規的生存。他沒有現實的生計，沒有職業，沒有生活圈子。他不結婚，不招門徒和弟子，在人世間不營建自己的事務領域。他背井離鄉，到處流浪，似乎在尋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麼。然而，這種脱出常規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質的東西，是尼采全部哲學的方式。”〔４３〕從這一描述中，也不禁會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大洋彼岸居住在新英格蘭康科德被周圍的人視為怪人的居民--梭羅。

從這一意義説，我們將梭羅視為美國現代非理性主義社會思潮的最初奠基人恐怕是不為過的。這樣梭羅在美國政治思想史上就享有了一個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師承了一代宗師洛克、傑弗遜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一方面他又對其賴以生存的哲學基礎加以了某種程度的否定，為美國現代非理性主義社會思潮的起步開闢了道路。這樣他就在美國社會政治思潮由近代向現代的嬗變起到了啟承轉合的作用。為此，梭羅在美國社會政治思潮的發展進程中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他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強調已成為美國自由傳統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成為美國精神的主流，他對社會的否定，他勇於説“不”的巨大勇氣已成為本世紀60年代青年反叛和黑人民權運動的一種精神象徵。甚至，從60、70年代風靡一時的嬉皮士文化中，我們仍可以隱約地看見瓦爾登湖畔那位隱者的影子。

在研究梭羅社會政治思想的過程中，於發現他與同時代歐洲非理性主義大師基本相同的社會觀點和相似的境遇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他們之間也存在着一些不同點。首先，在揭示了人與社會之間存在着無法調解的矛盾以及人的處境的荒謬之後，梭羅並沒有像歐洲的大師們那樣捲入與社會的正面衝突，以一種焦灼、暴烈、有時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與外在世界，與無所不包的社會發生直接、全面的對抗，他沒有像叔本華那樣由於自己的這份“清醒”而鄙視所有的人，也沒有像克爾凱郭爾那樣有意挑動輿論與世人對抗，更沒有像尼采那樣到處狂呼“上帝死了”。與之相比，梭羅要平靜得多，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他似乎已大徹大悟地意識到了個人的無耐，所以他基本沒有陷入到一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與社會之間帶有悲劇色彩的抗爭中，而是另闢蹊徑，悄然退出，割斷與社會之間一切在他看來以為不必要的聯繫，迴歸大自然，在與大自然的交融中尋找一種新的和諧。在這一點上，梭羅似乎更像一位東方的哲人。其次，與尼采等相比，梭羅對個人命運的關注，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個人與政府的關係方面，他認為這是與個人權利和自由有着最直接聯繫同時也是個人權益最容易和最經常受到最嚴重傷害的方面。在這一領域，梭羅的立意也與尼采等有所不同，他不希望打碎一切，另起爐灶，像尼采那樣呼喚一個新的英雄時代的到來，或像克爾凱郭爾那樣尋找宗教、上帝的途徑，而是立足於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改造，他以為這可能是避免個人境遇不斷惡化或得以逐步改進的一條最現實的道路。雖然，他也實現了對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哲學基礎的否定，但是，他並沒有力圖割斷同這一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史上近代以來一直佔有主流地位的思想理論的一切聯繫，並沒有“打碎一切偶像”(尼采語)，他仍然接受了這一思想理論的一些基本理念。他的否定是一種在肯定基礎上的否定，他是通過對這一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的否定來證明近代在此基礎上創立的民主政治體制本身就已具有的一種相對性，以便使對其向更符合人性、人道和自由的目標進行改造的努力變得相對更容易一些。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發現，與歐洲19世紀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大師相比，梭羅的思想似乎更多了一些理性的色彩，而且，他更注重在人與政府的關係方面尋求實現個性解放的突破口。

一旦選擇了突破口，梭羅則表現出與尼采等相比毫不遜色的迷狂和反叛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了社會變革的進程。在反對奴隸制和抗議發動侵略戰爭的鬥爭中，我們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山林居士的影子，而完全像是一位勇猛矯健的鬥士。在這場反抗非正義的戰鬥中，除了梭羅英勇的行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其政治哲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革命的理論及消極抵抗的原則，它第一次賦予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有不服從和違反任何違揹他的良心的佈告、命令、法規以及權威的權利。一個人不必參與任何社會組織，只要他擁有勇氣，他就可以運用他手中的選票，或是拒絕納税，或是停止各種合作和支持，甚至違反不合正義的法律來表達他對某一項不公正的法律、規定或是不公正的政府的態度；如果心同此理，有相當多的人以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政府某些不公正行為的態度，那麼任何一項不公正的法規，任何一個不公正的政府在失去人民以及財力支持的情況下不可能維持很長的時間。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就運用自己自身的力量成功地實現了一次社會變革。由於這種行動是以一種消極的以及個人化的方式進行的，因此，由於社會變革可能導致的社會衝突、暴力、流血也就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和平革命理論及消極抵抗原則的提出是梭羅對人類政治思想的發展作出的偉大的貢獻。翻開人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數千年的歷史，是在不斷的社會變革中發展的，但它在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的同時，也使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每一次的變革無不充滿着殺戮、血腥和暴力。和平革命理論及消極抵抗原則的提出則第一次為摒棄變革中的殘暴和血腥創造了理論上的可能性，它的出現標誌着人類自我反省和判斷力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是人類良知在政治理論上的突出體現，由於這一理論的提出，預示着今後人類社會的政治進程可能會出現重大的改觀。因此，它在政治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同時，它也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提供了以個人的身分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和現實的手段，因為它賦予每一個公民對各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説“不”的權利。

梭羅所處的時代與現今我們所處的時代相比已有了許多的不同，但是，政治領域充滿着馬基雅弗裏式爭鬥的景象遠沒有改觀，在其中歷盡滄桑的人們或許會認為梭羅的學説過於天真，但是，我們應該承認同這個世界盛行或曾經盛行過的許多政治學説相比，梭羅有關和平革命的學説似乎站得更高些、更遠些，而且在20世紀的政治實踐中它已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聖雄甘地領導的印度獨立運動以及馬丁路得金領導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已向世人展示了它現實的成果，這兩起驚世偉業向人類證明，梭羅的學説較其他社會變革理論更具理性，它大大淨化了人類在政治領域暴戾的氣息，使人類社會向人道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體現着人類一種更高的智慧，是人類駕馭自身以及社會能力進一步提高的體現。

通過對梭羅思想及言行的關注，我們會發現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他在向人們指出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處境之後，並沒有把在他看來渾然不知的人們推入一種惶惑便就撒手而去，也沒有在他提出了對未來社會及政府的完美構想之後，由於它的遙遠，或將之束之高閣，或將之僅當作對人説教以及與人炫耀的談資。他總是立足於現實，向人們倡議擺脱現實的窘態，朝完美的設想一步一步邁進的現實途徑，而且身體力行，現身説法。他是一個用頭腦同時用四肢思想的人，他對他所揭示的各種矛盾的解決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動中找見，如果你對現實社會嘈雜、不堪重負、行行色色的社會規則、義務、角色以及無休止的要求、時尚感到厭煩，不願遵循依據物質社會的標準而約定的粗鄙目標，你完全可以憑據自己的抉擇去過一種單純的生活，你可以在任何地點以你的想像方式營造你的“瓦爾登”。如果你對政府的不公給你個人權利造成的損害感到憤慨，只要你有勇氣，你可以用各種説“不”的方式去回絕它。同時，作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始終堅定地固守於個人，他不信任任何外在的力量，從來不將個人境遇的改善寄希望於救世主、政黨、領袖、英雄、各種組織。他不信任任何組織，面對社會、國家的種種不公，他明確地提出要實行變革，但是他把這種實現變革的權利統統交到每一個個人手中，認為這是個人自由與尊嚴得以維護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不向任何人、任何組織出讓自己的權利。在一項聲明中他宣稱，他永遠不屬於任何組織。總之，他信奉一種人人自救的哲學，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尊重自己，就無權奢談所謂的愛國，否則這隻會變成因為少數人的利益的緣故要大多數人當犧牲品的藉口。”〔４４〕而正是這份智慧的固執與固守，可能也是梭羅作為一個哲人最值得令人敬佩的地方。

與此相對應，在我們肯定梭羅政治思想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也心存這樣的疑問，即，完全依靠個人解決問題，是否能達到他所希望的理想境界麥迪遜對人曾有這樣一段精彩註解，人類既非天使，也非惡魔。因此，人類的發展是需要社會合理的機制來制衡其生性的弱點，這是人類僅只依靠個體自身所無法達到的。否則，人類演化的結果可能是梭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也有可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因此，在我們對社會的各種不公正、不合理持批判態度的時候，我們需要同時運用個人的和社會的兩個方面的手段，這樣可能更為現實。事實上，梭羅在指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所存在的悖論的同時，也已意識到了這一點。

註釋：

〔１〕〔２〕Bernard E. Brown, Great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ers, Volume 2 (New York, Avon Books 1983), p.132.

〔3〕〔4〕範道倫編選，張愛玲譯：《愛默生文選》，三聯書店１９８６年版，第195-196頁；第２２１－２１２頁。

〔５〕－〔１４〕均引自梭羅著，徐遲譯：《瓦爾登湖》，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89頁；第2-3頁；第5，12頁；第29頁；第24頁；第28頁；第299頁；第90頁；第205頁；第82頁。

〔１５〕－〔３９〕均引自梭羅著，張禮龍譯：《論公民的不服從》，見趙一凡等編譯的《美國的歷史文獻》，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第155頁，第158頁，第155-156頁，第153頁，第153頁，第153頁，第166頁，第153頁，第154頁，第154頁，第153頁，第154頁，第154-155頁，第155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7頁，第160頁，第160頁，第161頁，第161頁，第161頁，第167頁。

〔４０〕梭羅著，張禮龍譯：《論公民的不服從》，見趙一凡等編譯《美國的歷史文獻》，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６７頁。

〔４１〕〔４２〕Ｌ．Ｊ．賓克萊著，馬元德等譯：《理想的衝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１頁；第１９４頁。

〔４３〕轉引自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頁。

〔４４〕梭羅著，徐遲譯：《瓦爾登湖》或《林中散步》，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９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