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的散文精選《記楊必》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媽媽已去世，阿必已變了樣兒，人也長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講避難經過，講媽媽彌留時借住鄉間的房子恰在敵方炮火線上，四鄰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準備和媽媽同歸於盡，力勸阿必跟隨兩位姑母逃生，阿必卻怎麼也不肯離去。阿必在媽媽身邊足足十五年，從沒有分離過。以後，爸爸就帶着改扮男裝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逃難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艱苦。可是我們有爸爸在。彷彿自己還是包在竹籜裏的筍，嵌在松球裏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歡膝下的小女兒。我們五個妹妹(弟弟在維也納學醫)經常在爸爸身邊相聚，阿必總是個逗趣的人，給大家加添精神與活力。阿必由中學而大學。她上大學的末一個學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畢業後她留校當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語教師。阿必課餘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動，成了聯絡的主線。她又是上下兩代人中間的橋樑，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齡接近，也最親近。不論她到哪裏，她總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她逗樂有趣，各家的瑣事細故，由她講來都成了趣談。她手筆最闊綽，四面分散實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己)。她總是一團高興，有説有講。我只曾見她虎着臉發火，卻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憂憂鬱鬱。

阿必中學畢業，因不肯離開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學，考進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主管這個學校的是個中年的英國修女，名MotherThornton，我女兒譯為“方凳媽媽”。我不知她在教會裏的職位，只知她相當於這所大學的校長。她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裏和教員、學生等混得相當熟，“方凳”知道楊必嚮往清華大學，也知道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大約是阿必畢業後的一年——也就是勝利後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當時稱北平)開會。她告訴楊必可以帶她北去，因為買飛機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到了北京。“方凳”開完會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

阿必在震旦上學時，恰逢默存在那裏教課，教過她。她另一位老師是陳麟瑞先生。解放後我們夫婦應清華大學的招聘離滬北上，行前向陳先生夫婦辭行。陳先生當時在國際勞工局兼職，要找個中譯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楊必，陳先生覺得很合適。阿必接受了這份兼職，勝任愉快。大約兩三年後這個局解散了，詳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裏報酬很高，阿必收入豐富，可以更寬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後“方凳”隨教會撤離，又一説是被驅逐回國了。“三反”時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務”。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務”的關係。我以為只需把關係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這位“特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呢!可是阿必説不行，已經有許多人編了許多謊話，例如一個曾受教會照顧、免交學費的留校教師，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説“方凳”貪污了她的錢等等離奇的話。阿必不能駁斥別人的謊言，可是她的老實交代就怎麼也“不夠”或“很不夠”了。假如她也編謊，那就沒完沒了，因為編動了頭也是永遠“不夠”的。她不肯説謊，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任何證據，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檢討”，也就成了“拒絕改造”。經過運動的人，都會了解這樣“拒絕”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強的堅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憑什麼也不必迴護一個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並非出於這位修女的賞識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為原已選定留校的一位虔誠教徒意外地離開上海了，楊必湊巧填了這個缺。我當時還説：“他們(教會)究竟只相信‘他們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證據，當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給“掛起來”了——相當長期地“掛”着。她在這段時期翻譯了一本小説。阿必正像她兩歲半“囫圇着跌下”時一樣的“若無其事”。

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阿必就寫信請教默存指導她翻一本比較短而容易翻的書，試試筆。默存盡老師之責，為她找了瑪麗亞·埃傑窩斯的一本小説。建議她譯為《剝削世家》。阿必很快譯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譯家的經驗，勸楊必不要翻名家小説，該翻譯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師。默存想到了薩克雷名著的舊譯本不夠理想，建議她重譯，題目改為《名利場》。阿必欣然準備翻譯這部名作，隨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合同。楊必的“拒不交代”終究獲得理解。領導上讓她老老實實做了檢討過關。全國“院系調整”她分配在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評定為副教授。該説，她得到了相當高的重視;有些比她年紀大或資格好或在國外得到碩士學位的，只評上講師。阿必沒料到自己馬上又要教書。翻譯《名利場》的合同剛訂下，怎麼辦?阿必認為既已訂約，不能拖延，就在業餘翻譯吧。她向來業餘兼職，並不為任務超重犯愁。阿必這段時期生活豐富，交遊比前更廣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們夫婦稍稍年長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楊必而轉和我們相熟的;徐燕謀、林同濟、劉大傑各位原是和我們相熟而和楊必交往的。有一位鄉土味濃厚而樸質可愛的同事，曾警告楊必：她如不結婚，將來會變成某老姑娘一樣的“殭屍”，阿必曾經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敍説並摹仿。也有時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結交。也許我對她們只會遠遠地欣賞，阿必和她們卻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講究衣着，她是個很“帥”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開翻譯大會到了北京，重遊清華。温德先生見了她笑説：“Eh，楊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氣地當面批評“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滿不在乎，自認“最虛榮”，好比她小時候自稱“皮蛋其臉”一樣。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兒辛勤勞累，心疼地讚歎説：“真勇!”接下就説阿必是個“真大小姐”。阿必心虛又淘氣地嘻着嘴笑，承認自己無能。她説：“若叫我縫衣，準把手指皮也縫上。”家事她是不能幹的，也從未操勞過。可是她好像比誰都老成，也有主意。我們姐妹如有什麼問題，總請教阿必。默存因此稱她為“西碧(Sibyl，古代女預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認為“西碧兒”。反正人家説她什麼，她都滿不在乎。阿必和我雖然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況還比較熟悉。她偶來北京，我們就更有説不完的話了。她曾學給我聽某女同事背後議論她的話：“楊必沒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無以名之”的什麼東西。)阿必樂呵呵地背後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幹嗎!”楊必翻譯的《名利場》如期交卷，出版社評給她最高的稿酬。她向來體弱失眠，工作緊張了失眠更厲害，等她趕完《名利場》，身體就垮了。當時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兩個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飲食起居和醫療，三姐每晚還為她打補針。她自己也努力鍛鍊，打太極拳，學氣功，也接受過氣功師的治療，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養，都無濟於事。阿必成了長病號。阿七和我有時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後悔沒及早切實勸她“細水長流”，不過阿必也不會聽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決不會定下心來休息。而且失眠是她從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譯，就能不失眠嗎?不過我想她也許不至於這麼早就把身體拖垮。

勝利前夕，我爸爸在蘇州去世。爸爸帶了姐姐等人去蘇州之前，曾對我説：“阿必就託給你了。”——這是指他離開上海的短期內，可是語氣間又好像自己不會再回來似的。爸爸説：“你們幾個，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過，她也就要畢業了，馬上能夠自立了。那一箱古錢，留給她將來做留學費吧，你看怎樣?”接着爸爸説：“至於結婚——”他頓了一下，“如果沒有好的，寧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雖然看似隨和，卻是個剛硬的人，要馴得她柔順，不容易。而且她確也有幾分“西碧兒”氣味，太曉事，欠盲目。所以她真個成了童謠裏唱的那位“我家的嬌妹子”，誰家説親都沒有説成。曾幾次有人為她向我來説媒，我只能婉言辭謝，不便直説阿必本人堅決不願。如果對方怨我不出力、不幫忙，我也只好認了。有人説：“女子結婚憂患始。”這話未必對，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當。她雖曾身處逆境，究竟沒經歷多少人生的憂患。阿必最大的苦惱是拖帶着一個脆弱的身軀。這和她要好、要強的心志調和不了。她的病總也無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對什麼都無所留戀了。《名利場》再版，出版社問她有什麼要修改的，她説：“一個字都不改。”這不是因為自以為盡善盡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沒有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績都棄之如遺。她用“心一”為筆名，曾發表過幾篇散文。我只偶爾為她留得一篇。我問她時，她説：“一篇也沒留，全扔了。”

一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