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經》看修身的內涵

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內涵的學識，勢必要借用道家養生之學的始祖，也就是中國醫學的老祖宗《黃帝內經》，就可更為明白了。現在簡略列舉上古醫聖岐伯答黃帝所問的，以及與“修身”治事有關的問題，便可知《大學》的“修身”之説，並非只是理性抽象的`空言。例如《內經》説：

東方生風(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標來説)，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以人體五臟互相生化作説明)。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風……在藏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政為散……其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苦生心，心生血……其德為顯，其用為躁……其政為明……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甘生脾，脾生肉……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政為諡……其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政為勁……其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

鹹生腎，腎生骨髓……其德為寒，其用為肅……其政為靜……其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謂調和七損八益的重要)。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現在我們對於所引用《黃帝內經》生化互克的理論，如果對於上古的傳統科學沒有基本知識，你讀了會覺得很好笑，認為太玄了!也很矛盾，好像很不合於現代人的科學邏輯觀點。其實，上古中國文化中的醫學、天文、地理等學問，它的立論，都從科學的哲學基本出發。所謂上古傳統的科學的哲學，它是從“心物一元”、“天人合一”的立足點來發揮。因此莊子而有“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名言。又如道家所説，“人身是一小天地”，換言之，大地萬物乃是一個整體生命。如果你從這個認識去探討，精密研究《內經》等學識，就可知道《內經》之學的內涵，並非只屬於醫藥的範疇。我們為了研究討論“格物致知”、“物格知至”而到“修身”，所以特別提到它，引用了有關“心物”、“身心”理論的一小部分，而且簡略濃縮。這也就是《易經·系傳》所指示的簡易原則，所謂“近取諸(於)身，遠取諸(於)物”，取近就便“格物致知”的辦法。

拓展閲讀：內經成書時代

首先應該指出，《黃帝內經》肯定不是黃帝所作，純屬後人偽託。這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指出的那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説。”冠以“黃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説明我國醫藥文化發祥甚早。

《黃帝內經》究竟成於什麼時代呢?宋林億、高保衡等認為：“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針經》三卷，最出遠古”;邵雍認為：“《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程顥認為：“《素問》書出戰國之末”;司馬光認為：“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終日坐明堂，但與歧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朱熹也認為：“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於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明方孝儒認為：“皆出戰國、秦、漢之人”;方以智認為：“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週末筆”。清魏荔彤認為：“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而託於上古”。綜上所説，將《黃帝內經》之成書定為戰國時期是較為可信的，但也不能認為《素問》八十一篇、《靈樞》八十一篇盡出於戰國。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以上僅僅是從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上加以歸納分析所做的判斷。其實還可以從《黃帝內經》的哲學思想、理論體系、內容特點、先秦古韻等諸方面論證《黃帝內經》的絕大多數篇章(也即《黃帝內經》的主體部分)成於戰國。限於篇幅，這方面的論述只好從略了。

對成於戰國以後的少數篇章須做如下説明：《素問》的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據其先師張公祕本而補入的《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和《至真要大論》，實際上是另一部醫書《陰陽大論》。以其用甲子紀年，便可斷定必在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頒佈四分曆之後。以其曾被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時所引用，因此它一定得在張仲景之先。

《靈樞》中也有個別篇章晚出，如《陰陽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陽也”句，故可斷定成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0 年)頒佈太初曆之後。

《素問》中的第七十二篇《刺法論》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論》，在王冰次注《素問》時已是有目無文，宋劉温舒著《素問入式運氣論奧》時卻將該二篇作為《素問遺篇》陳列於後。因此可以認為這兩篇當系唐宋間之偽作。

總而言之，《黃帝內經》非自一人一手，其筆之於書，應在戰國，其個別篇章成於兩漢。至於王冰之所補與劉温舒之所附不應視為《黃帝內經》文，但僅依慣例而仍其舊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