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 梁實秋 英語

林語堂和梁實秋這兩位作家的英語是如何的?是否都很好呢?寫作風格如何?

當年，林語堂和梁實秋都是學貫中西的名角。

兩人不同的是：一個幽默風趣，一個雅淡閒適。文字上看，林語堂有點浮躁，特別是他為魯迅之死寫的那篇紀念文章，實在有點和他的聲譽不相稱，排比過分，力過氣虛，成為應酬之作，非大家所為。

他後來想在英文領域突出，這樣一腳兩江，功力不達，文字必然顧及不周。文化之學，非用心一也不可。本來用多語種寫作非是不可，但必須具備同等功力。比如190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哲學家魯道夫.克力斯托弗 歐肯.就能用除了自己的母語外的英語，希臘語，法語，拉丁語等，與不同語種的哲學家的原作進行等同份量的探討論述，而且對一些詞根詞源的來歷闡述產生驚人的效果，象這樣囊括多語而又精深研學，才不至於使文筆流之淺薄輕率。林語堂本來可超越梁實秋，幽默上他已經獨佔鰲頭，在中文裏具備如此層次學者罕見，因為他想設及面廣而失去突出的優勢。晚年就遜於梁實秋很多了。

讀林語堂文可以外行讀內行取樂;反之，讀梁實秋就得內行讀內行取捨。這是根本的不同點。明顯不如梁實秋的文學素養積墊豐厚，讀之餘思不多。另外，林語堂散文隨筆量也不大(也可能我沒有讀夠)，但這貳人的品格各方面都高過魯迅若干，自不待言。

總的説來，林語堂文章輕快，浮華，流麗，哲理性(指整體)不夠，故少有傳世佳作。我想梁實秋會在很長時間以散文留芳，但林語堂現在已日漸凋萎，那是他的性格所以。

幽默大師——林語堂

林語堂與周作人有很多類似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便是兩人選題都以身邊的瑣事為主，注重生活的細枝末節，別人不屑顧及的類似“蒼蠅之微”都成為他們樂於表達的內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平實的事物中，林語堂還往往能生髮出比爾想不到的新東西。在對細枝末節的描寫中，二人還都特別注重性靈，即對這種種細枝末節獨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説，西裝是常而又常的題目，難有新意，擅長經國大品者肯定會不以為然，大加責罰。而林語堂卻給西裝賦予新的現代意識。他在《論西裝》中説：“平心而論，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於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衞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西裝“令人自由不得”，“間接影響呼吸之自由”。林語堂甚至説：“中西服裝之利弊如此顯然，不過時俗所趨，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賢不肖，大概可以從此窺出吧?”這確是“知微見著”，能在常人不以為然的細枝末節處發現新意，並自由的表達出來，極見靈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靈的表現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靈性在表達時總是伴隨着寧靜與冷漠，給人不起波瀾之感，知者謂之有，不知者謂之無。而林語堂小品文中的性靈卻顯得充盈、奔放、歡快、充滿激情，其相對應的表達方式也是浩浩蕩蕩，如江水滾滾。他曾寫道：“人謂性靈是什麼，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夢甜，無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閲報無甚逆耳新聞，徐步入書房，明窗淨几，惠風和暢——是時也，作文佳，作畫佳，作詩佳，題跋佳，寫尺牘佳：未執筆，題已至，既得題，句已至。”可見，與周作人一樣，寫文章也是為了自己內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為表達某一主題而特意冥思苦想來作文。而不同之處在於，林語堂當性靈來，就文思泉湧，有筆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閒適筆調中又負有氣勢跌宕、韻律鏗鏘、節奏性強的特點。除此之外，林語堂小品文中除了長句和閒談文句，還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達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湧。林語堂這種在小品文中外顯的性靈與情趣氣質，是周作人所沒有的。

林語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歡悦的，用着抒情的筆調寫這個世界上的人和事，表達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樣是寫人生，周作人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對人生的徹悟，在徹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虛、悲涼之感。而林語堂就不同，他在《詩樣的人生》中，用詩化的筆調寫人的成長，雖然對世界人生也有本質的悲劇體驗，但他卻不沉溺不悲觀，而是熱愛人生，無論外在世界如何變化，他都能夠用和樂的心態將其審美化、詩化。

林語堂的這種不沉溺不悲觀，相反卻歡悦的風格又是通過他一生都在倡導的幽默來實現的。在幽默之中也藴藏着寬容、大度，藴藏着對人生的熱愛。我們知道，幽默一詞還是林語堂引進的呢，這也堪稱是他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了。林語堂着重強調幽默與人生的關係，他曾反覆講：“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慾，與想象的。”可見，他認為社會人生中充滿着幽默，而且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主張“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

然而現代作家中卻有很多人誤解或是錯用了幽默，而林語堂對幽默是有明確的解釋的：“新文學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在笑後而覺着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後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他認為，“幽默”的精髓在於寬容與誠懇，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謔而不虐”。這是説“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是在於同情所謔之對象。別人有弱點，可以戲謔，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但在這“戲謔”與“解嘲”的背後，卻是一種博大的胸襟，一種對世間萬物的.終極關懷與仁愛。理解了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義。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譁眾取寵，已是違背了幽默的真義了。

林語堂一生的創作，都是在努力實踐自己對於幽默的解釋的。比如，在《論西裝》中，林語堂反對盲目模仿亂穿西裝，但由於成功地運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劇意味。作品寫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裝是可以原諒的，尤其是在追逐異性之時期，因為穿西裝雖有種種不便，卻能處處受女子之青睞，風俗所趨，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給作品籠上輕鬆自如，歡樂痛快的情調。他並沒有對愛穿西裝的青年給與諷刺，相反，卻以一個長者的態度，將青年們看成是自己的晚輩，以平和的心態解釋為什麼青年們愛模仿着穿西裝，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那些青年們似乎是一些善於模仿、喜愛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厭。而現代文學中的許多其他作家，已將幽默作為了戰鬥的武器，用來對反動勢力進行辛辣的諷刺，這裏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當然，我們不能説將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違背了幽默的本真，這只是作家個人的喜好與風格而已，不存在着優劣之分。將幽默作為“謔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語堂一己的偏愛與見解。事實上，林語堂將“humor”譯為“幽默”，已經突出其“幽隱”的一面，傾向於某種達觀的人生姿態，並努力以超脱的態度來看待人生和藝術。所以，與周作人的苦、冷、澀不同，林語堂更強調雅、健、達、醇、美，從而增強了小品文的通脱和開朗。

雅舍藝術——梁實秋

20世紀30年代後期，周作人和林語堂都逐漸由“叛徒”走向了“隱士”，由原先的批評社會，批評文明逐漸歸於冷寂，從談時事到少談時事直至不談時事而熱衷“閒適”，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轉移到寫草木蟲魚、風花雪月和趣聞軼事，“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後來，由於論語派分化，林語堂被迫辭去《論語》主編，之後全家寓居美國。同時魯迅又對小品文進行嚴厲批判，於是，以“言志”、“閒適”為特色的小品熱潮就日趨冷落了。

而梁實秋不同，他認為文學家並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衞的是文學的純潔性和永恆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雖然與周作人、林語堂一樣，不談政治，迴避了社會的重大矛盾，但是沒有小知識分子的迷惘情緒。而是在對日常人生、社會世相的描繪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諦。

四十年代初，梁實秋在歷經坎坷，蟄居“雅舍”時，潛心小品散文的創作，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現象，這也許是周作人、林語堂“言志”、“閒適”、“幽默”小品文日趨衰落時的一次頗為斑斕的迴光返照。梁實秋以後的散文創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韻遺風。

梁實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經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風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卻“蓖牆不固，門窗不嚴”，“風來則洞若涼亭”，“雨來則滲如滴漏”。一位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置身於這種陋室，正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一幅縮影，但梁實秋並沒有像大多數的作家那樣，奮起高呼救亡圖存，對侵略者給以抨擊斥責。卻獨出心裁地選取了一個表現角度——從苦難中尋覓詩意。比如像“雅舍”地點荒涼，卻足見朋友之情誼，“雅舍”聚鼠成羣，聚蚊成雷，作者卻安然處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際，由屋頂崩裂聯想到奇葩初綻。儘管有人可能會説梁實秋不關心民族危亡，還在那麼惡劣的環境裏怡然自得。但我從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狹隘而關乎整個人類的東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應採取的處世態度。也就是一種“遊心於物外，不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處世哲學和超功利的審美心態。此後的不少散文，都是這種“雅舍”精神的延續。

與周作人和林語堂一樣，梁實秋也善於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興趣的小題目，內容包羅世態萬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豬、狗、鳥;衣裳、汽車、手杖、書、醬菜;送行、散步、聽戲、洗澡、排隊、放風箏……然後，再從人性和文化層面切入來描寫。

同時，梁實秋在具體的寫人狀物時都對對象描寫得特別細緻，他寫女人時就寫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説謊，女人的善變，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談，女人的膽小，女人的聰明寫衣裳就通寫唐裝、洋裝、男裝、女裝、長袍、馬褂;講罵人就羅列十大藝術;論講價就歸納四大祕訣。總之，梁實秋的散文能綜觀人物、事件的各種特性，極盡細緻的進行描述，使人猶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眾生，洞察世相百態，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勢。

梁實秋的散文雖然涉及面很廣，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濃縮，絕不容忍多餘的文字，他曾説：“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過是‘簡單’二字而已”，而這恰恰與周作人和林語堂的寫作標準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説過：“寫文章沒有別的訣竅，只有一個字曰‘簡單’”。林語堂也同樣談到過這個問題：“論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愛，而最難。何以故?平淡與膚淺無味只有毫釐之差……好作家如楊貴妃之妹妹，雖不塗脂抹粉，亦可與皇帝見面，宮中其他美人要見皇帝非塗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簡樸之文字者這麼少，原因在此。”可見，三位作家都深黯“割愛”的藝術原則，力求為文“簡單”。他們的散文作品雖然看似都屬“閒談”，漫不經心，東拉西扯，但文中卻無一句是閒話，字字句句都是經過細心推敲的，只不過這表現得十分自然，於不經意間見真功罷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林語堂被成為幽默大師，梁實秋也追慕林語堂的幽默，但梁實秋的幽默，不同於林語堂的智者的關懷的幽默，也不同於周作人“湛然和藹，出諸反語”的幽默。梁實秋的幽默，是通過將信手拈來的一個又一個的例子貫穿於文章的始終來展現。而這些例子又都極富典型性，都機智閃爍，諧趣迭生。因此，在梁實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閃爍着智者的幽默，這更像是一種“閒談”式的幽默。

比如在説男人髒時，他寫道：“有些男人，西裝褲儘管挺直，他的耳後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於種麥;襪子手絹不知隨時洗滌，常常日積月累，到處塞藏，等到無可使用時，再從那一堆污垢存貨當中揀選比較乾淨的去應急。有些男人的手絹，拿出來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團，而且內容豐富。男人的一雙腳，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黴乾菜再加糖蒜的味道……”這段簡短的文字就連舉了男人的“西褲”、“襪子”、“手絹”、“腳”四樣來些男人的“髒”，而且，在寫到襪子和手絹時，還又細分了幾種類型，可見舉例之豐富。而這些例子都來源於生活，卻又十分典型，關鍵在於，梁實秋善於發現生活中的這些典型，並用風趣的語言把它們表現出來。這種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距離方式，目的就是讓讀者從中看到眾生相，也看到自己和處在自己周圍的人們的一種生活常態和心理感受，從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為，在達到幽默效果的同時，還能使讀者進行反思，糾正自己習以為常的錯誤。此外，可以看出，梁實秋在列舉這種日常生活的例子當中，還適當的增添了一點誇張，這就更加強了文章的幽默性，從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別處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説女人體力不濟，身子骨弱：“兩隻腳放在被裏一夜也暖不過來，雙手捧熱水袋，從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還不忍釋手。”説下棋慢性的人：“見對方走當頭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邊的馬好，還是跳右邊的馬好，想了半個鐘頭而遲遲不決，急得對方拱手認輸。”説醫院旅館化：“最像旅館的一點，便是人聲嘈雜，四號病人快要嚥氣，這並不妨礙五號病房客人的高談闊論，六號病人剛吞下安*藥，這也不能阻止七號病房裏扯着嗓子喊黃嫂。”雖然這些距離也極富誇張，但我們不認為它們荒誕，相反，這是為了藝術效果的需要。梁實秋正是使用這種富有誇張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來展示幽默。這種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現手法都是周作人與林語堂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