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詠菊》白居易賞析

《詠菊》白居易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古詩《詠菊》白居易賞析 ，歡迎閲讀。

詠菊

唐代：白居易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

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

譯文

一夜過後，初降的寒霜輕輕地附在瓦上，使得芭蕉折斷，荷葉傾倒。

耐寒的只有東邊籬笆旁的菊花，它花蕊初開，讓早晨多了一份清香。

註釋

①金粟：黃色的花蕊。

賞析

初降的霜輕輕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無法耐住嚴寒，或折斷，或歪斜，惟有那東邊籬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開讓清晨更多了一絲清香。

夜裏寒霜襲來，本來就殘破的芭蕉和和殘荷看起來更加不堪。只有籬笆邊的菊花，金黃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陽光下看起來更加豔麗。用霜降之時，芭蕉的新折和荷葉的殘敗來反襯東籬菊的清絕耐寒。此詩讚賞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詩是借詠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況言志的。

【作者簡介】

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稹合稱“元白”。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帶便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白居易與符離山水結下了不解之緣，並和符離人劉翕習、張仲遠、張美退、賈握中、賈沅犀並稱“符離五子”，他們同泛陴湖，遊流溝寺，登武裏山，詩酒盤桓，稱盛會焉。後為躲避中原戰亂轉移到江南。遷居卒於武宗會昌六年。是另一文學家白行簡的兄長。白居易自幼聰穎，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至今還有他出生七個月“略識之無”和初到長安“顧況戲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詩不僅在中國有巨大影響，在日本和朝鮮等國也有廣泛影響，他還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故號“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説：“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

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歎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敍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較為有名。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影響最大，可以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後世詞人所推崇。

【主要成就】

一、官場

1.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2.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説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説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説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羣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3.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羣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二、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説：“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説，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説：“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説：“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説：“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敍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敍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敍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