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新聞人讀後感

“中國開啟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再展壯志雄心”。中國新時代的新氣象，讓世界矚目。人們感歎，再過幾年就將迎來建黨100年的中國共產黨，為何能一直葆有埃德加·斯諾當年在延安看到的那股“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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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為《百年中國新聞人》寫的序言用了非常煽情的名字——我們的光榮與夢想，和曼徹斯特如出一轍。他用他一貫具有很強感染力的筆觸，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們既不妄自尊大，我們也不妄自菲薄。我們只是想用中國新聞人的故事告訴世界、告訴世人，中國新聞人為了自己的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進步，一樣的出類拔萃、一樣的才華橫溢，同時，一樣的有血有肉，一樣的有情有義！”

説到新聞史，學新聞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齒。老師講的毫無生氣，學生聽的昏昏欲睡，但對於這樣一門新聞學的核心課程，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也只好硬着頭皮去背那些報紙的創刊日期，誰是主編，內容和特色有哪些。實在不是什麼美差。而李彬也正是有了這樣的疑問，才萌生了重寫百年中國新聞史的想法。

書如期完成，和其思想基本同步，以人為主線，講述了報人的平凡生活，講述了他們辦報的艱辛、才華的橫溢、處境的危險，以及氣節精神的感人肺腑、蕩氣迴腸。沉浸在書中，猶如隱身人一般，遊蕩在這些新聞人的身邊，冷眼旁觀，世態炎涼，一切盡收眼底。雖是冷眼，但心卻是熱的。從維新派到革命派到民國到抗戰到新中國的成立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一幅百年畫卷緩緩拉開，炮火紛飛，血肉飛濺，一切我們曾經有過的光榮和夢想，都完完全全地展現在了眼前。

曾經，有人把新聞業列入了最危險的.三大行業之一，但是在當下的中國人看來，這種説法簡直是匪夷所思。新聞記者，無冕之王。社會地位高，來錢來的快，每天開會，吃好喝好，拿完紅包，胡亂編稿，哪有什麼危險而言。此次山西霍寶幹河礦難案發後，如此多的記者捲入了“封口費事件”，令人震驚。是該到了拷問記者良心的時候了。正是這些無良記者讓整個中國新聞界蒙羞。

拉斯維爾對於傳媒的功能有這樣三條：監督社會運行、協調社會各方面以及文化傳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社會的監督，因此新聞傳媒也被稱為社會的守望者和瞭望哨。而這，也正是給它帶來致命危險的根源所在。監督社會，就必須直面權力。然而，權力是剛性的，記者以區區肉身去對抗整個惡勢力，所承受的壓力自不必言。因得罪強權而被關被殺的記者不在少數。北京天橋，70年前，一個叫邵飄萍的記者被槍殺，但正是他以柔弱之軀用手中的筆揭露了一個又一個陰謀，被人稱作“飄萍一支筆，勝過十萬軍”。中國的老新聞人，正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而換取了整個民族的輝煌。

眾所周知，正常的社會形態對於社會個體的重要性，在一個動盪的年代，在一個社會形態畸變的時代，人如草芥，隨意踐踏。因此，新聞傳媒對社會形態的監督尤為重要。書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李達1923年因國共合作問題與陳獨秀髮生意見分歧憤而退黨。他或許沒有想到，這段經歷竟成了後來“珞珈山三家村”的主要罪狀。1966年，他給毛澤東寫信：“主席，請救我一命！”儘管毛澤東收到了這封信，也做了批示，這位曾經在白色恐怖年代主持我黨第一份刊物《共產黨》的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依然如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樣沒有逃過厄運，李達喊冤而死。這位曾經以一敵千的堅強報人，卻沒有躲過那場打着“人民”的旗號而行暴政之實的政治運動。這如何不令人反思？

如今，大家都在提要提高媒體的“公信力”，公信力如何建構，依我看來，不外乎就是媒體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少一點紅包，多一點思考；少一點領導，多一點百姓；少一點偉大勝利，多一點民生疾苦。這是一個常識問題。雖然現在沒有了白色恐怖，沒有了多數人的暴政，但現在還有權力的腐敗，還有民生的凋敝，還有社會的不公，還有陽光下的黑暗。勇敢的面對，擔起這份千斤重擔，才真正是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的光榮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