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通用5篇）

當細細品完一本名著後，你心中有什麼感想呢？此時需要認真地做好記錄，寫寫讀後感了。怎樣寫讀後感才能避免寫成“流水賬”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通用5篇），歡迎大家借鑑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1

我在課餘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於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裏面的規律是，由於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於這種拋售是屬於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鉅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於是什麼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並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於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説來説去凌通最想要説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裏，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後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穀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係，“時用”關係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於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後隨着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係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裏，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採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後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係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後，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麼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

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後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麼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閲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後的心得。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2

昨從小阿姨那拿來了因房屋拆遷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書，發現了其中有一本《史記》。鑑於現今中國有很多專家教授在研讀《史記·貨殖列傳》，欲從中國史學大家司馬遷那汲取古代中國的商業社會發展經驗。於是我也仔細讀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農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説是排在最後（實際位置是倒數第二，但最後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見中國作為一個擁有發達農耕文明的國家是如何蔑視商品經濟的。儘管如此，古代中國仍然發現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業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和市場經濟情形；“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這些都適用於現今瞬息變化的市場，綜合分析各種信息，果斷追隨市場脈搏；“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所言，行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麼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隨感中論及了“富”這一話題，感覺自己多是從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滿足感。太史公則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論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真是一針見血，刺破我輩麪皮啊！女的嫁給自己父輩年紀者現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則家無餘財可偏要買車去裝出一副“富貴容”。這一切雖説是病態，到底可能還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句話有種《道德經》裏“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條件好了，下一代就會貪圖安逸，家境貧寒就會出去闖蕩、去冒險。再加上“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們就有可能發橫財而變富。歷史的軌跡何嘗不是如此呢？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又有山川、長城阻隔外族侵襲，於是乎與外界不通獨自過上了自給自足、安詳舒適的生活。

西歐則地勢平坦，屢遭他族迫害，自身經濟有不好，最後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現如今英語成了世界語言，蹂躪中國的兒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鄭和下西洋時，中國國內有“饑饉之患”，急需海外貿易補貼家用，那麼説不準就是中國發現了美洲大陸，發現地球是圓的。如果中國國內人民無法生存，中國人再去移民他鄉，那麼現在我們出國就像出省一樣講普通話，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正隨着我寫下每一個字時循着天道一往無前，不曾回頭……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3

近年來，我一直在宣傳一種觀點，中國搞市場經濟在技術上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有借鑑，但作為制度道路的選擇不能簡單理解為是學西方的，更不能認為是西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從古代傳統商品貨幣關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古代傳統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思想並不首先產生於西方，卻是在東方古國——中國。這兩天我又一次認真研讀《史記·貨殖列傳》，對上述觀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兩千多年前，西漢思想家、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明確批判了“重農耕輕商賈”、“重本抑末”的落後經濟思想，主張“農工商虞”並重，提倡發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單“貨殖”二字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他的這個思想。史太公説：我們國家資源雄厚，物產豐盛，這是人們的生活源泉。“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他説：人們利用市場規律低進高出，以求盈利謀生，各自努力經營本業，發展社會經濟。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説明為繁榮經濟就要鼓勵分業經營。説：“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吃的、穿的、用的——老璽注）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他總結介紹了越王勾踐用范蠡等人的`計策，憑藉物價、税收等經濟槓桿調節社會經濟，取得了極大成功的經驗。史太公還精闢論述了經濟與政治、與道德、與民風的關係。説：“倉廩實而佑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説明“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他還説，富人也好，窮人也好，他們營商出於私利，但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過程，使社會經濟發展了，這應當看作是貢獻。不是常説“發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張政府對商品經濟的態度應當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説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規章制度使其規範化。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此外，《史記·貨殖列傳》通過總結經濟事業發達地區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業績與經驗，論述了大量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法則的理論與實踐。其中包括諸如開發利用資源，提倡產業分工，以及商品經營、商業營銷方式與策略等有極高理論價值的思想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還需要説明一點，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經濟啟蒙思想家們的理論還要早一千多年。二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藉助市場經濟體制獲得迅速發展，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侷限性，又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進障礙與困難。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三十多年前起實行改革開放，摒棄了計劃經濟模式，走上市場經濟軌道，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儘管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還不很完善，但已經成功地運用市場經濟機制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典範。

現在，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實行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上，都面臨着許多同樣的矛盾和問題，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一定要認清形勢，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建設，尤其是新的市場經濟制度、法規和市場運行秩序的建設。為人類和平發展事業做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4

近年來，有很多經濟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都以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早已提出市場經濟的思想。對這種説法，也有某些學者持反對態度。他們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即如果真是如此，那為什麼沒有被歷朝所用？其實，現在有很多學科都在談論此類問題，以為現在某某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計算機）在中國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

這些説法極力膨脹傳統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論根據，也是誇大其詞。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發展觀點，對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比如説，在《史記·貨殖列傳》裏，隱含着某種類似於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但決不能説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史記·貨殖列傳》的翻版。下面，我想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來談談《史記·貨殖列傳》裏所包含的經濟思想。

在《史記·貨殖列傳》裏，處處表現出一種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賈之事，都是必定要發生的，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甚至哪個人。這是極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飯、睡覺一樣。古書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財富身安使人懂禮節知榮辱，這是社會安定以及人們生活的基本條件。

司馬遷説："故君子富，還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貧，而況匹夫編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樂業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這也是千百年來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賈之事，本來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會、生活得以正常運轉的必定之事。

但是，這些商賈之事的分佈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個地方生產自己地方特有的產品，地方與地方之間再進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

故司馬遷説："夫山西饒材——山東多魚——則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個人只有把自己應該做的事做好了，同時也就會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司馬遷説："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驗邪？"人在自己的行內，做自己行內的事，並且應該努力去做好。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別人能得到你的東西，而別人同樣也要做他應該做的事，你要就可以從他那裏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如此循環、相交，在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經濟活動。這樣的經濟活動的前提是，每個個體必須是自由的、獨立的活動，發揮本行內事是他的職責，如果不能做好行內事，那是他的失責；同時，社會上的每一種有關經濟的活動，必定是相互之間發生密切聯繫的，他們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否則就會引起某種不協調，更甚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安。

從上述的論述裏，我們也不難發現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已隱約露出有關"經濟"的思想。但畢竟不能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完全等同。但是他強調各種商賈的分佈合理，以及自由往來的交易，與商人的獨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須做好分內之事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説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那時的有關"商賈"活動，只是被作為社會以及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活動，從實際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經驗性的總結。此與上升為理論的"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並且當時的這些思想最多也還只是一種初期的萌芽狀態。因此，我們在看待古代思想時，必須要持一種歷史的發展觀點。這樣，才能正確地看待歷史中所發生的事。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5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至今已經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現實意義。貨殖，即經商，做買賣，靠貿易以生財求利之意。在《史記·貨殖列傳》裏，司馬遷詳細地介紹了漢代及其以前有貨殖的種種情況，如商賈怎樣致富，各地有什麼貨物，以及經濟狀況怎樣影響人民的生活，形成什麼樣的社會風氣等。它是關於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文獻。

本文主要論述了貨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説明為積累財富而努力發展生產和貿易，對於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會風氣和鞏固國家統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並指出不斷髮展生產和貿易是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司馬遷很早就能夠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並且清楚地認識到發展生產、交換貿易和積累財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經濟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很值得重視。

文章一開頭就否定了老子所設思的理想社會，老子説：“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司馬遷認為：這種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發展經濟。

人是講利益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你看，大家熱熱鬧鬧地、高高興興地、忙忙碌碌地雲集又離散為了什麼？還不是實惠。你光空頭政治行嗎？農民種地，人們就有飯吃，工人做工，就會有生產日用品、礦山、鐵路、高樓，商人經商，貨物就流通，市場經濟下，價格自動調節，比如，今年大蒜貴了，明年種蒜的就多，豬肉賤了，餵豬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貴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勞動力稀少，勞力就開到北方，並沒有人強迫和組織他們這樣做，這就是司馬遷説的“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文章還談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在這裏，司馬遷雖然過分強調了財富對道德的影響，而他的見解也不無道理，有飯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盜賊的就少，從小不教育，沒能力撫養，不學好的可能性就大，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們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傳道德的榜樣，社會就會長治久安。

文章據事論理，頗能服人；結構謹嚴，層次分明；語言精美，明快暢達，時而援引經典，時而徵引民謠，雅俗並用，不僅論理性強，且親切自然，活潑生動，故雖屬説理文章，讀來亦頗覺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