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賞牡丹賞析

賞牡丹

[唐] 劉禹錫

庭前芍藥妖無格，

池上芙蕖淨少情。

唯有牡丹真國色，

花開時節動京城。

牡丹花事之盛，應該始於唐朝。直到唐末，在人們的印象中，牡丹仍然是“萬萬花中第一流”。連和尚歸仁也作詩説：“天下更無花勝此。”宋代周敦頤則概括地説：“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直到梅花的聲譽崛起以前，牡丹一直被人們當作國花看。難怪唐代詩人們那麼喜歡謳吟牡丹呢。

在唐代眾多吟詠牡丹的詩人中，有一位洛陽的大詩人劉禹錫，洛陽人寫洛陽的名花，自然更多了幾分鐘愛。

這首詩本來是《賞牡丹》，可落筆卻不先説牡丹，而先對芍藥和芙蕖進行評賞。首句寫芍藥，這種同樣具有觀賞價值的花兒，較之牡丹更早為人們所喜愛。《詩經》就寫到過周朝鄭國的男女以芍藥相贈的歡樂場面，而同時期卻不見有關牡丹的記載。所以宋代韓琦在《北第同賞芍藥》中寫道：“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習俗也在不斷地變化。到了唐代武則天執政以後，“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豔衰”，以至於有人將牡丹比為君王，把芍藥比作近侍。芍藥地位的'下降，劉禹錫認為其格調不高，所以説芍藥雖妖嬈而無格。

芙蕖，即荷花，這是自屈原以來在詩文中經常以清高潔淨面目出現的花。大概由於它亭亭玉立於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緣故吧，劉禹錫覺得它雖純潔卻寡情。至此前兩句已經分別對兩種可與牡丹並肩的花兒進行了評賞：芍藥的種植歷史悠久，也曾受到人們的喜愛，但卻“妖冶無格”；荷花也的確堪稱花中君子，清高潔淨，但卻冷豔寡情。至此為後兩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愛，可謂做足了鋪墊，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場了。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國色”，舊指一國中最美的女子。這裏用來比喻牡丹，便將牡丹的超羣姿色表現了出來。“真”字雖是副詞，卻加強了語氣；“唯有”是一種不二的選擇，增強了評賞的分量，照應了上面兩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選擇，是經過了認真比較，確認了“非此莫屬”的地位的意思。在這樣的美好評價和高度概括之後，再以“花開時節動京城”作結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賞花傾城而動的習俗，又從側面襯托了牡丹花的誘人魅力：正是由於它具有令人傾慕的“國色”，才使得“花開時節”京城轟動，人們奔走相告，爭先賞玩。

四句詩評賞了三種名花，有強烈的主觀感情和鮮明的時代、地方色彩。如果説，對芍藥與荷花的評價純屬詩人自己的感想，未必能夠獲得多數人的首肯，那麼，對於牡丹的評價，卻完全符合當時的風尚潮流，説出了當時人們的心聲。“國色”是當時人們對牡丹的定位，也為後人所接受和沿用。正因如此，人們沒有必要和詩人爭論芍藥是否“妖無格”，荷花是否“淨少情”。相反，人們從這些評議中，還可以進一步看到詩人豐富的審美思想，體會到詩人讚賞牡丹除了姿色超羣以外，還具備了高尚的品格。

四句詩，褒貶了三種名花，貶是為了褒，貶中含有褒，貶與褒都合乎分寸。詩人為了褒揚牡丹，對芍藥與荷花都有些貶抑。然而説芍藥時用了“妖”字，妖是豔麗的意思，是褒詞。説荷花時用了“淨”字，淨指潔淨，這是沿用了屈原的評價。所有這些都體現了詩人對芍藥與荷花美好一面的讚譽，這是合乎情理的。由於在人們心目中，芍藥與荷花都是有一定觀賞價值的名花，詩人不能為了突出牡丹便把它們説得一無是處，尤其不能把它們令人喜愛的優點全都抹殺，只有這樣對牡丹的更高讚美才能立於可信之地。

同樣，詩人讚美牡丹也建立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除了別出心裁地借用“國色”一詞加以高度概括外，“花開時節動京城”一句，簡直就是對當時京城習俗的實景再現，令人玩味再三，仍感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