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詠史詩的敍事幹預

詠史詩是李商隱詩歌的重要品類，其詩在對其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敍述中抒發感情。

引 言

敍事學提出敍事幹預的概念，關注以小説為主的敍事性文本的藝術特質。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詠史詩是詩歌中一個特殊的題材和類別，其以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敍述為本又兼具抒情表達的話語特質是一個敍事學研究值得關注的新問題。

《詩經·大雅》中的《蕩》借用文王口吻來指責殷紂的過失，諷喻周厲王的昏庸無道，實可謂中國古代詠史詩之濫觴，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左思等人的發展後到晚唐達到繁榮。不僅出現了許多詠詩名家，而且他們自覺地將詠史和現實人生結合起來，創造出了風格多樣的詠史詩。特別是晚唐的李商隱，面對江河日下的李唐王朝，他感到迴天無力而悲憤交加。歲月蹉跎、壯志未酬，生存的不幸凝聚成他對社會和人生的深沉感慨和思索，再加上對詩歌藝術的不斷追求，使李商隱的詠史詩開闔自如而又寄託遙深、暗藏鋒芒。特別是他對史事的剪輯與提煉甚至合理的虛構與想象使他的詠史詩於陳述中見新奇、於平凡中見深意。這也正是他的詠史詩歷來為人所稱道的原因。

“顧名思義，詠史詩就是用詩的形式對某些史事和歷史人物發表感想和議論，創作方法和文學傳統基本上應歸抒情一系。然而詠史詩不能不涉及史實，也就不能沒有敍述，哪怕是被評為‘純以議論出之’的作品也是如此。”?譹?訛

以詩詠史其目的固然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思想、情感，表達作者借古諷今，警示後人的意圖;然而既然是詠史，則少不了對史實的敍述。作者正是通過對史實的巧妙呈現，以達到其目的。這就要求詩人在詠史時既要在重大歷史事件以及重要細節上忠於史實，但為了表達詩人對史事的態度和情感傾向，又要對史實做必要的加工乃至想象虛構或者是對敍述的話語進行有效的選擇與安排，這就是所謂的敍事幹預。“一般地説，在喜劇的和嚴肅的、或其他的倫理的種類不斷混合的一首詩歌中，就需要敍述者的系統干預，以指導閲讀。”?譺?訛在抒情性作品中融入敍述性的因素，而又不讓人覺得生硬，詠史之難在此，其藝術性與永久的可觀賞性也在此。“李商隱擅長在表面不動聲色的敍述中施加干預以含蓄的抒發感情，敍述和抒情在這裏融合無間，不分彼此。其藝術構思與手腕的靈動精巧，常使讀者拍案叫絕。”?譻?訛本文試圖從敍事學的角度，通過李商隱在詠史詩中對詞語選擇、句式選用和對史實的合理假設與虛構上的干預來解讀李商隱詠史詩特殊的藝術魅力，以期對李商隱詩的敍事分析作一些小小的補充。

一、詞語選擇的干預

李商隱一生正當晚唐政局江河日下之際，動盪衰微的時代，使他不得不以隱曲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激與愁苦。葉燮《原詩》中説李商隱詩“寄託深而措辭婉”。詩人在借古諷今時，往往藉助典故的潛層內涵和詞語的勾連轉合，揭示詩歌主旨，達到用筆犀利和辛辣諷刺的目的。如《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載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故事。認真比對詩文與史書，我們不難發現，詩人的敍述是忠於史實的。正是詩人巧妙地在字詞的選用與安排上實施了干預，才使得詩人的褒貶態度不言而喻。賈生政見卓越，《治安策》《過秦論》千古流傳，而文帝彷彿也求賢若渴，既“求”又“訪”，這二字使文帝思賢的謙恭神情宛然在目。一個“更”字，既是詩人對賈生才能無與倫比的讚美，又隱括了文帝夜召所説“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一語，同時又為後文“諷今”作了鋪墊。詩的後半部分，抓住文帝傾聽賈生具道鬼神事而忘情前席的舉動，着“‘可憐’、‘虛’輕點敍事，通過‘問’與‘不問’的強烈對比，引懣而發，鞭辟入裏，諷刺犀利辛辣，深刻揭示了統治階級不能任用人才的實質。”④既有對賈生懷才不遇的同情，又有對統治者不知任用賢能的指責，更有對自身遭遇的深切感慨。然而這一切都在不動聲色中就完成了，詩人的干預手段之高超，使得詩文天衣無縫、宛若天成。

總的來説，詩人表面上不動聲色，似乎只是在敍述一個或幾個故事，實際上已經在遣詞造句上做足了文章，細心的讀者一看就能明白詩人的良苦用心和精湛的藝術構思。這一類干預在李商隱詩中最多，也最讓人為之着迷。

二、句式選用的干預

詩人在敍述歷史事件時，特別注意在句式上做文章。如設問、反問、倒裝、假設等。特別是能巧妙運用設問、反問，開拓史實的深刻內涵，多層次、多角度展開詩的主旨;借“問”來諷刺昏庸的統治者，表達詩人希望當朝皇帝能以史為鑑的深刻用意。如《馬嵬二首》(之一)：“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以楊貴妃提問的方式，實際上否定了女色傾國的濫調，而把禍亂國家的責任歸咎於迷戀女色的君王。又如《馬嵬二首》(之二)：“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如何”一問，橫空突兀，氣勢磅礴，短短兩句，囊括全篇。“四紀”為君王反而不能像民間夫婦那樣長相廝守，諷刺寓反詰中，敍述者揶揄譴責的指向就十分明顯了。再如《瑤池》：“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裏，穆王何事不重來?”據《穆天子傳》，周穆王在瑤池與西王母相會宴飲，分別時約定三年之後重來。三年過去了，穆王雖有日行三萬裏的八匹駿馬，何以不踐三年之約呢?詩人借西王母“穆王何事不重來”的疑問，雖沒有直接抨擊求仙之妄，而求仙之謬自見，從而顯示敍述者態度。

以上是詩人反詰語氣的干預。而倒裝句式則如《馬嵬二首》(之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此日”指馬嵬兵變這一天即天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而據陳鴻《長恨歌傳》載，天寶十年七月七日玄宗和貴妃在長生殿相約生生世世為夫妻，即當時。正因為“當時”的迷戀女色，才釀成“此日”“六軍同駐馬”的滔天大禍。詩人在敍述時使用了倒裝手法來干預，將前後史實倒置，因而使敍述錯綜多變，又對比強烈，諷刺性極強。

三、對史實的虛構與假設

詠史詩應該是“詠”史，就需要對具體的歷史事件、人物有所敍述，也就需要在重大歷史事件及重大細節上忠於史實。但如果僅僅按史書所記載的細細道來，又難免乏味，同時也難以傳達詩人意圖。這就需要詩人在敍述時施加一定的干預，對某些歷史事實做必要的加工乃至虛構。這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巧妙結合，也只有這樣的作品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如《北齊二首》(其一)：“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把原來不在同一時間出現的史事集中在一起，深化了最高統治者的荒淫無恥。馮妃“玉體橫陳”與北周武帝攻破晉陽並非同時發生，詩人將二者濃縮到一瞬間，很好地揭示了隱藏在事件表象之下的本質。再如《賈生》，“問鬼神”有史可稽，但因“問鬼神”而引出“不問蒼生”卻是詩人的想當然。漢文帝接見賈誼問鬼神一事，是有史可徵的，然而也絕不排斥在其他時間、其他地點“問蒼生”，但這是詩不是史書，詩人沒必要也不會按歷史如實寫來。詩人在敍述中由“問鬼神”這一點出發而假設出“不問蒼生”，無疑是從側面反映出封建社會中帶有普遍性的某種實情，辛辣地諷刺了統治者不關心民生疾苦、不知任用賢才。如《驪山有感》：“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再如《龍池》：“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

兩詩中都出現了壽王，即玄宗第十八子李瑁。他還是楊玉環原來的丈夫。史書並沒有記載他被父王奪去妻子後的心情如何，然而我們從李商隱的詩中卻可以看出。《驪山有感》中諸王皆隨玄宗祭祀，獨壽王不從，言外益彰其遭奪妻之痛。在《龍池》中，深夜席散後，諸王都已進入醉鄉，而壽王卻聽着銅壺的滴漏聲輾轉難眠。他應該見到宴會上的楊貴妃了吧，奪妻之痛的恥辱有誰給予同情呢?這兩件事也許是詩人的虛構，也許是民間傳説，不管來歷如何詩人都是想借此來譴責玄宗的亂倫。從看似平靜的敍述中引出如此效果，正是敍事幹預起了作用。

以上所舉只是李商隱詠史詩中極少的一些例子。在其六十餘首詠史詩中這種敍事幹預幾乎無處不在。由於篇幅限制，不一一細述。總之，對於李商隱的詠史詩我們既可以從抒情的角度來欣賞，也可以從敍事學的角度來分析。詩人憑藉着其深厚的創作功底，在看似平靜的敍述中略施小計，就使得詩人的褒貶意圖躍然詩中，這種“敍述干預不是對史實或故事大動干戈而是略施小技，一個詞、一種句式、一種語氣的選擇，一個場面或一種情景的假設，就像魔術師的靈巧手法，幾乎在不動聲色之中就表達出敍述者的是非判斷和褒貶傾向”。李商隱詠史詩運用此法最為純熟，因而在其詠史詩中總是呈現出沉鬱深婉、悲壯朦朧的意境，這也是其詠史詩歷來為人所稱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