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歌的詞化特徵

李賀的詩以悽豔詭激詩風，“驚邁時輩”，屹然別立於中國詩歌長河。

一、李賀詩歌詞化的表現

對李賀詩歌詞化的分析，主要可以從這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內容與風格

詞的題材中，經常有宴飲遊樂的唱和之作，這種題材在李賀的詩歌中也時常有，這首《夜飲朝眠曲》就是寫醉酒後的場景：

觴酣出座東方高，腰橫半解星勞勞。柳花鴉啼公主醉，薄露壓花蕙蘭氣。玉轉濕絲牽曉水，熱粉生香琅玕紫。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卧皇子。

《李賀詩歌集註》：“出座，酒罷也”，“腰橫，腰帶也。半解，酒後衣冠不整之貌”，“詩意是主公之家，宴請皇子，而為長夜之飲者作”。這首詩幾乎是純粹在描寫宴會醉酒後的情境，寫出了醉飲直到天亮，王公皇子“腰橫半解”、“熱粉生香”的情態。這與宋以後的宴遊詞作幾乎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二)情感表達方式

在情感的表達方式上，李賀詩歌也有其特異之處。試看這首《大堤曲》：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楓樹老。

王琦注：“莫指襄陽道，而興遠去之思。蓋一去不能即來，不見綠浦之中，歸帆之少可驗耶?況日月如馳，盛年難駐，朝暮之間而紅顏已更矣!深言當及時行樂之意。菖蒲不易開，開則人以為祥……”。詩中以“妾”的第一人稱的口吻描述了自己的粧容和敏感的內心，借菖蒲花不易開的自然現象，表達人生易逝、青春難再的哀傷之感。同時，作者借女主人公之口，即以代言體的方式寫作，這也是詞中慣用的表達方式。詩中表達了人生易逝、青春難再的哀傷之感，而且這種表達是借“他人”之口説出，這與後世以晏殊為代表的閨情小令的風格頗為相似，尤其是以女性的視角來表達作者感情，對後世詞的寫作也有很大影響。

(三)句式與押韻

詞的用韻與詩相比較寬鬆，沒有嚴格的限制。李賀的詩同詞一樣，對韻律要求相對寬鬆，句式上也多喜用參差錯落，與近體詩要求聲律嚴密和字數齊一有較大差異。試以《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中的《四月》為例：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氲，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閒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驚飛，墮紅殘萼暗參差。

詩中，一二句押仄聲泰韻;三四句中“氫”屬上平聲16文韻，“門”屬上平聲13無韻，這裏鄰韻通押;五六七句中，“漪”、“差”都屬上平聲4支韻，“飛”屬上平聲5微韻，也屬鄰韻通押。可見一二句是一個詩歌單位、三四句是第二個詩歌單位，而五、六、七3句則是最後一個詩歌單位。從這首詩可以看出，李賀詩歌用韻與一般詩人不同，一首詩不限於用同一個韻，而是一篇數韻而句句押韻。這樣的用韻方式在詩歌中是很少見的，倒是在詞中經常運用。

二、李賀詩歌詞化的原因

最早提及李賀詩與詞關係的是明代許學夷，他在《詩源辨體》一書中説道：“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李賀古詩或不拘韻，律詩多用古韻，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韻上去二聲雜用，正合詩餘。”許學夷從詩的語言風格和用韻特點上看出了李賀詩歌的尚麗崇豔和仄聲中上、去雜用的.特點。李嘉言則説：“李賀詩體在‘多情’方面便先與詞有了不解的宿緣。”道出了李賀詩主情的本質。這兩點正是詞所固有的特點。關於李賀詩詞化的原因，可以從三個方面簡要敍述。

(一)詞體在唐代中期已經產生

很多唐五代詞選集中都將《憶秦娥》與《菩薩蠻》歸在李白名下，儘管對這一問題至今爭論不休;且李白所處的時代詞體已經產生，詞體產生的土壤條件已經完全具備。到了中唐時代的劉禹錫和白居易，二人以自己的親身創作，促進了詞體的成熟。劉、白所處時代與李賀相近，二人又是詩壇耆宿，李賀對他們的創作應當是有所瞭解的，尤其是詞這種新的體式。除了文人創作的影響，帝王的喜好也是無形的推動力量。玄宗酷愛樂曲，尤其是俗樂，親自蓄養和訓練了一批梨園弟子，並創作了許多新曲。這些曲子有些是純粹的音樂，有些是配詞演唱的，而配詞演唱的曲子就是後來的詞調。玄宗對音樂的喜好必然會在民間得到回應，文人也會加以效仿、創作，這種社會氛圍加速了詞體的成熟。所以，李賀所處的時代詞體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並且因為玄宗的原因，加速了詞體的成熟。這是李賀詩詞化的外在因素。

(二)李賀對樂府和南朝宮體的接受

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這一點在前引李賀生前好友沈亞之的一句話中可見一斑。袁行霈也指出，李賀詩集就是以《歌詩》命名的，所謂“歌詩”是指那些能夠入樂歌唱的詩，也就是唐代的“新樂府”，所以李賀詩中很多作品直接稱為“某某歌”。《樂府詩集》中所收李賀樂府詩有四十四題、五十六首，佔了全部詩作的四分之一。這些樂府詩中包括古題樂府的擬作，如《江南弄》;唐代的新聲樂府，如《十二月樂辭》;和脱胎於古樂府的新題樂府，如《難忘曲》。樂府詩少有格律限制，可長可短，可以自由發揮，所以古題樂府都是可以吟唱的，即可以表達情感，也可以寄託已意。而李賀的很多詩都是可以入樂演唱的，其詩可以“與妓彈唱”，可以“左右人合噪相唱”。從詩樂關係來看，李賀對樂府詩的接受是顯而易見的。

李賀生前好友沈亞之説李賀的詩作多“怨鬱悽豔之巧”，明人徐獻忠也説“長吉陳詩藻繢，根本六代”，這裏所説的“六代”就是指六朝宮體。而所謂的宮體的特點，從題材上來説，主要包括寫男女之情，描摹女性身體情態之美，也包括傳統的閨怨題材;從語言風格來説，主要是“辭采穠麗、描寫細巧、音樂性強”。即以《後園鑿井歌》為例：

井上轆軲牀上轉：水聲繁，絃聲淺。情若何?荀奉倩。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王琦注説這首詩“蓋為夫婦之相愛好者，思得長相依也”，並在“轆軲”一詞註釋下案：“水聲與絃聲相和而成音，以比男女相配而成好合。”很明顯這是一首寫男女之情的詩。詩中所用意象諸如“水聲”、“絃聲”、“城頭日”等，顯得有些支離，這些都是詞境中常用的意象和意境，其所表達的情感方式也是詞中經常採用的。從詩中所取的題材和語言來看，正是六朝宮體的“遺作”。

樂府和宮體與音樂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而李賀偏愛樂府和宮體便與李賀對音律非常精通有莫大關係。李賀生前做過奉禮郎，對音樂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李賀對音樂的諳熟對其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從劉禹錫、白居易等人的詩作中可知，他們對當時的新興音樂——燕樂十分喜愛，那麼，同一時代的李賀應該對燕樂也不會陌生。他在創作樂府詩和宮體詩的過程中很可能會受到燕樂影響，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加入燕樂的因素，使得詩歌具有了向詞轉化的可能。由於李賀對樂府和宮體的偏愛，對音樂的熟悉，其詩歌呈現出詞化的特點就是順理成章了。

(三)憂鬱的詞人氣質

現在有很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李賀的創作心態，為李賀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通過李賀的心理研究，也可以窺見李賀詩歌詞化的原因。首先，李賀少年便有詩名，得到韓愈、皇甫湜等人的賞識，可謂是少年得志;但是李賀天生相貌醜陋，“通眉，長指爪”，所以生性不愛與人交流，加上家庭的貧困，造成了李賀內向的性格，而且直接導致了他以後的憂鬱的詩人氣質。其次，李賀是“唐宗室鄭王之後”，自我期許很高，所以年輕時的李賀寫有不少意氣風發的作品。但是後來科考受挫，失去了進仕的機會，只得了一個區區奉禮郎的芝麻官。從此，李賀失去了展露才華的平台和機會，現實讓他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內心痛苦而矛盾。再次，安史之亂後的社會蕭條頹敗，李賀目睹這一現狀，自然感慨萬分，其所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創作的。綜合來看，李賀矛盾的心理與動亂的社會現實是造成了李賀憂鬱氣質的主要因素，而詞體尚悲的特質正好需要這樣的憂鬱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