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甫詩歌中看其仁愛之心

杜甫是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在他的詩歌裏，我們可以清晰看出唐代由盛轉衰的過程，因此，後人才對其詩有“詩史”之稱。

杜甫做為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生活於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他的詩歌真實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的時代風貌，是當時社會現狀的一面鏡子，故有“詩史”之美譽，但杜詩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其中所體現出的仁愛之心。杜甫的仁愛之心滲透其作品的各個方面，而且表達得十分完美，能給讀者以長久的感動。給讀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愛之心應該説是始發於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動人。無論是“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詠懷五百字》)那不能稍去於懷的惦念;還是“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月夜》)對團圓的期待，讀者都可以從中體會詩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順境少，特別是四十歲以後，窮困、衰病、奔走、逃難，接踵而至，幾乎沒有過幾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楊夫人在飢寒交迫中擔負起撫育兒女的重擔：“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晚年又時刻關心着疾病纏身的丈夫：“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遣悶奉呈嚴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沒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杜甫筆下的妻子是那麼可親可近、可愛可敬、是那麼具有奉獻精神，這裏的“敬”不是出於某種功利的考慮，更不是令人產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賓”，而是表達了杜甫對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竿”(《江村》)，從這樣的詩句中，讀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處稍稍穩定、生活又有些興味時的喜悦之情。讀者從中感受到的是詩人對妻子的愛。然而杜甫的仁愛精神絕不僅限於此，他還將對妻子的愛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與己無關但和自己有同樣命運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導的仁愛思想處理與偶然相逢的人們的關係的。晚年，他逃避戰亂、漂泊湖湘，深感“亂世少恩惠”(《宿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解憂》)，並沒有因為個人的苦難而減少對他人的同情。

孔子説：“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忘“愛人”之心，並付諸實踐，這是很難的。讀杜詩會感到最難得的是，杜甫時時刻刻關注着弱者的不幸，並用他寬廣的心胸去温暖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間。此時，正如他所寫的“歲拾橡慄隨狙公，日暮天寒山谷裏”(《寓同谷縣作歌七首》)，過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這個時期寫的二十首紀行詩中處處可見詩人對其他不幸者的關懷。在路過絕險之地石龕時是“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就在這種環境下，他看到在山巒高處的伐竹者：“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樑齊”(《石龕》)，杜甫把他們的悲歌傳達給千百斯年之後的讀者。詩人在過嘉陵江經水會渡時，船伕的勇敢和撐船的技術的.高超引起他讚歎：“篙師暗理楫，歌嘯輕波瀾。”但此時他也關切着他們的艱辛：“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水會渡》)這種精神貫穿他的後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許多人當自己處於不幸時，變得誰都恨，彷彿整個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報復(其中最極端的就是發生在四、五年前一個留美學生盧某的在校園開槍殺人事件)。杜甫為人正與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難時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句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在實踐家看來這種“空論”有什麼用?郭沫若更説“如果那麼多的‘廣廈’真正象蘑菇那樣在一夜之間湧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裏會凍死呢?”(《李白與杜甫》)這種批評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長，他要表現的也不是一種許諾及其實現，而是在困難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説這種想法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是啊，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來的億萬人都有這種想法，但是有誰把它表現了出來了呢?正因為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詩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體驗與共鳴、才能感動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們關注的善念――仁愛之心用充滿感情的詩句揭示出來、把它固化下來，並傳達後世的讀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靈魂得到昇華，這是詩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義之所在。因此，杜甫的偉大和杜詩的震撼的力量不單純在於他對世上苦難的揭露和對苦難製造者的抨擊;更在於他歌頌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並滿懷善意地描寫它，希望它能發揚光大。

這種仁愛之心使得他與鄰里鄉人多能和睦相處。《又呈吳郎》是一首寫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詩。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杜甫對那位“無兒無食”的老婦人的同情和關愛。而且詩中所表達的不僅是一般的恤老憐貧，更感人的是杜甫對老婦人格的尊重：“不為窮困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這樣深刻的理解。我們從杜詩中還看到，無論住到哪裏，鄰人對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這裏鄰人簡直與鄉黨宗親差不多了。中國古代社會基層關係是由宗法家族構成的。杜甫後半生沒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鄰里視作宗法親族，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對他們傾注了愛，所以我們才能看到鄰人父老對杜甫的熱忱。

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與他生活的時代和自身曲折的經歷，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杜甫生活和創作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落的轉變時期，他在困居長安的十年中，由於失意和貧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機，並在不少詩中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亂之後，由於他一直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寫下了不少反映當時現實的詩篇，無不流露出其憂國憂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