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茶人”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是唐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酷愛茶葉，自稱是“別茶人”。讀白居易的詩作，不難發現詩人一生的嗜好惟詩、酒、琴、茶。他在飲茶時，對茶、水、具的選擇配置和候火定湯很是講究。杭州靈隱韜光寺的烹茗井，相傳是當年白居易烹茗處。

白居易是唐朝極負盛名的大詩人，也是一個很有品位的茶客。他酷愛茶事，自稱是一個“別茶人”。即使在今天，白居易也是一位品茶高手。他老人家一生寫了二千多首詩。提及茶事的有六十三首之多，應居唐朝詩人之冠。每每精讀白居易茶詩，伴着一絲半縷茶香，不禁遙想大唐之茶韻，領悟香山居士之茶魂。

自稱“別茶人”

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馬的時候。一天，他收到四川忠州刺史李宣給他寄來的一包新茶，品後，正在病中的他，欣喜莫名，頓感病情好了許多。即刻提筆賦詩一首：“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湯添勺水先寄人，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收到新茶時的心情實在是高興，同時也對朋友贈茶表示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白居易一生的嗜好，應該説，是詩、酒、茶、琴。“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長相伴。誰道吾今無往還?”在此詩裏，白居易認為能夠與自己相依相伴的，惟有琴和茶了。在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寫作中，他幾乎是離不開茶的，為了這個，他寫道：“閒吟工部新來句，渴飲毗陵遠到茶。”

白居易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詩人，對茶能激發詩興的作用他説得更實在：“起嘗一碗茗，行讀一行書”;“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這些是説茶助文思，茶助詩興。以茶醒腦的。反過來，吟着詩，飲茶也更有味道。

山泉烹茶

由於白居易喜好飲茶。因此。他的朋友們就不斷地給他郵寄茶葉來。白居易在九江期間，先後給他郵寄過茶葉的人，有好些個。這些人是：忠州刺史李宣，常州刺史楊虞卿，工部侍郎楊慕巢。朋友們寄茶來，白居易睹物思人，不禁有些傷感起來：“不見楊慕巢，誰知其中味?”

白居易飲茶。十分講究，對茶葉、水、茶具和煎茶的火候等，都有特別的講究。這有詩為證：“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於愛茶人。”他烹茶，喜用山泉。但最愛的水是雪水，他説“吟詠霜毛句。閒嘗雪水茶。”

開荒種茶

在九江期間，白居易閒暇無事時，就開墾荒地，自己種植茶樹，其茶園就在香爐峯遺愛寺旁的茅屋後。在這裏，白居易吟詩、品茶，聽飛泉，看白蓮，把一個漂泊與流落的時光倒也過得悠遊自在。

後來，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西湖的香茗美景使他迷戀不已。這期間，他時常邀約朋友吟詩飲茶，尤其經常與靈隱寺的`韜光禪師一道汲泉煮茶，笑談古今，並因此為後人留下一段佳話。一天，白居易以詩代信叫韜光禪師到城裏來：“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然而，韜光禪師不肯前往，也以詩迴應：“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城市不堪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白居易無奈，只得到靈隱寺去將就韜光禪師，於是二人在靈隱寺的烹茗井旁，飲起茶來。

拓展：

白居易的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説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説、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27]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